黄艳玲 幸子逸 钟落落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一、引言

企业的战略选择与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环境息息相关，面对现阶段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以行业常规战略指导公司经营、金融活动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对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和获取超额利润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有些企业另辟蹊径，选择了与行业常规战略相异的非常规战略（潘何哲等，2020）。已有研究发现，企业选择与行业偏离的差异化战略会扩大企业业绩波动，致使其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谢获宝等，2018），增加其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Carpenter，2000）。基于战略差异度对企业业绩、经营活动及信息传导的影响，一些学者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探究战略差异度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如叶康涛等（2015）发现，战略差异度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而非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侯德帅等（2018）的研究也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其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越少。尽管学术界对企业战略差异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如何治理战略差异度引起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还是比较匮乏，目前学者大都从是否是国际四大（叶康涛等，2015）、审计质量方面（黄欣，2020）探究其对战略差异度引起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效应。本文结合债务异质性假说（李心合等，2014），从我国实际的债务结构来源出发，探究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对企业战略差异度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