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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抛荒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021-09-27邓道兴

现代营销·理论 2021年8期
关键词:农村土地对策

摘要:土地抛荒已经是中国农村的普遍性问题。本文以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生米镇夏宇村上岗自然村为调研村庄,通过深入访谈、实地走访观察,应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以及收益与成本分析工具等,探究出农村土地抛荒背后的原因:农业生产的条件差;种田的经济效益太低,非农收入更高;当前土地制度的缺陷。并分析了土地抛荒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土地资源的浪费,乡村生产生活凋敝萧索的状态。最后,本文提出解决农村土地抛荒的对策在于加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土地流转机制,提高规模种植效益;加强基层自治,发挥集体组织化力量。

关键词:农村土地;抛荒;原因;对策

一、引言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农民提供的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今,农村土地弃耕抛荒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每逢佳节回至家乡,沿途抛荒的良田旱地杂草丛生,这一现象引人思考背后的原因。弃耕抛荒的农地,就是没有发挥价值的资源,不仅关乎到农民的种植收益,而且关乎到国家粮食安全。国内学者对土地抛荒的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如刘守英提出,在“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农户”阶梯农地合约结构下,集体共有产权下的农地合约可以提高制度绩效。冯国强等通过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國村庄的组织化程度与农户抛荒行为之间的关联逻辑,陈扬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从个体“理性”的视角,研究土地抛荒的原因,郑沃林等从产权激励的角度出发,剖析了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抛荒的传导机制。李永萍认为当前农民抛荒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生产关系滞后于农业发展水平的需要,而土地抛荒的根本之道在于集体统筹之下实现土地连片和土地集中。笔者选取了熟悉的家乡作为调研地点,而其土地抛荒呈现的状况,也是中国广大农村土地抛荒的缩影,通过与家乡农民的亲切交流,能够深入了解到农村土地抛荒更多现实的原因。

二、夏宇村上岗自然村概况

(一)人地概述

夏宇村上岗自然村,1980年4月23日开始分田单干,1996年大调整奠定了之后土地的基本格局。

截止分田日期,当时人口总计391人,约70户。其中水田共计520亩,人均分得1.31亩,旱地面积总计298亩,人均分得0.74亩,后来经过毁林开荒,总计130余亩,在维持原有责任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按当时人口人均分得0.33亩。截止2019年,现人口550人左右,约120户,农田总计520亩左右,旱地总计420亩左右,荒地荒山总计230亩左右。(注:根据1996年分田地时的会计交谈及向村民村干部核实得来数据,96年数据为准确数,现人地概况为大约数。)

夏宇村上岗自然村农户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常年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才回到农村,在这称之为外出务工型;一种是半工半农式,农田种植面积随就近打工机会调整;最后一种是纯农户,这一类农民,因为年龄的增大以及自身身体因素失去了外出务工的机会,只能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外出打工型农户,一般是两夫妻外出打工,年收入在6~10万元不等,这类外出打工的农户占农户类型一半以上;半工半农型式农户,两夫妻就近打工能赚4万元左右,再加上种植十余亩农田地,毛收入2万元左右,此类农户,一般年总收入在4~6万不等,半工半农类占农户类型1/3左右;而纯农户只有农业种植收入,年总收入1~2万元不等,这类农户占比很少。

(二)夏宇村上岗自然村抛荒现状

由于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化肥农药物价上涨,粮食又无完善的收购市场,导致了农民种田意识的淡化。加之,城区面积的拓展及各房地产开发等项目的建设,吸纳了大批周边的农村劳动力务工,妇女一般做保洁或搞绿化工作,男性村民一般做泥匠、木工或者就做简单的体力活。随着这一股“民工潮”的日益兴起,务工收入还算可观,而且打工不像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成本投入又大,于是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农村土地无人耕种的抛荒问题日益凸显。

夏宇村农田主要分布在村庄前西南小河两岸:小河以南,大概有130亩农田,此处小部分地势不平,土壤带沙,固水排水条件差,离村庄大路较偏远,收割困难,目前此处抛荒土地20亩左右;小河西南方向,大概有390亩农田左右,此处地势本不低但由于开挖人工河导致难以排水,稍微下雨农田就被浸没,基本三到四年就被浸没两次,目前抛荒农田占60亩左右。旱地分布在村庄四周,重心在村庄以东,旱地分为耕作历史较早的老地和后来开垦的新地。老地289亩,地块由于历史原因,分至每户较为零散和复杂,耕作十分不便,目前抛荒面积大概有180亩;新地大概有130亩,此处地块较大,离村庄距离近,耕作较为便利,抛荒面积50亩左右。荒地大概有230亩左右,其中有80亩承包给砖瓦厂,承包期限为20年,集体每年获得4万元的租金收益,但在三四年前因为环境治理,砖瓦厂也已停办,因此这230亩荒地如今荆棘丛生,也不产生任何经济收益。

三、农户弃耕抛荒的原因

(一)农田旱地种植成本——收益分析

假设农民种田的机会成本为零,农户是否种植或种植多少会依据耕种土地的收益与成本调整。下面以夏宇村上岗自然村为例,以亩为单位计算成本收益。

农田:我们以一年两季为例,一季早稻,一季晚稻。但据笔者了解的实际情况,目前大多数农田只种一季晚稻。早稻亩产700斤,收购稻谷的小商贩给出的价格是116元/100斤,种植一亩早稻的收益就是800元左右,而种子要80元(20元/斤,需4斤),肥料150元,农药110元(打四五次药),机械耕地80元,机械收割80元,稻谷运送至家运费50元。收益800元-成本550元=净收益250元。晚稻亩产1000斤,收购价格120元/100斤,每亩收益在1200元左右,种子要105元(35元/斤,需3斤),肥料180元,农药180元(打六七次药),机械耕地80元,机械收割80元,稻谷运费70元。收益1200元-成本695元=净收益505元。

旱地:以种植花生为例,花生亩产500斤左右,收购价格2.2元/斤,收益在1100元,花生种子150元(5元/斤,需30斤),农药40元,肥料250元,机械耕地80元。收益1100元-成本520元=净收益580元。

以上收益是按最理想化的情形下计算,而在实际生产中,农作物的收成与自然环境、天气相关,而收益还受农作物价格等诸多因素影响,致使实际净收益往往低于以上收益。另外,目前农业生产由于耕地收割的机械化,以及播种方式的改进,省去了大量的人工,即便如此,如果加上农民的打工机会成本,农业生产几乎是负收益。

(二)非农收入已经成为主要收入

夏宇村农户,早些年来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户均田地只有10余亩,年收入也基本只有一两万,当时只有少部分人外出打工,并且大多数为技术工人,如泥工、漆匠及木工等。从2003年开始,私人承包了夏宇村80余亩土地,开办砖瓦厂,该村村民在农闲之余到砖瓦厂打工,每月能获得几百元的收入,农业收入仍然是主要收入。2012年,随着生米镇划为红谷新区,九龙湖片区大兴建设,如万达文化旅游城的建设,吸纳了大批的村民就业。而此时,农民无论是否掌握技术,都能够获得较多的务工机会。目前,留村农户以打工为主,种田为辅,这是因为外出打工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不用承担农业生产活動中遇到的风险。妇女外出打工,从事保洁工作,工资一般在100~120元一天,一年打工时间,如果以200天计,也就能获得2万元以上的收入;而一个男性非技术工人劳动力,一年打工时间如果以200天计,工资以150元每天计算,也能获得3万元的收入。外出打工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基本都是硬得的收入。而一户农户想要单靠种植农田旱地获得5万元的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农业生产条件差

1.农田的碎片化

农田的碎片化,是由于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分地的格局导致的。为了保证分田的公平公正,村集体一般将村内的土地根据“远近肥瘦”的特点搭配分配到户,一块完好的大田就切割成了多块小田,还多出了许多田埂。这就导致了农户的田地分散在六七处,甚至是十多处。一整块的三亩农田,当然比分散在三处的大小为一亩面积的农田更易管理,耕作起来也更省人力物力。农田的碎片化,极大的影响了生产效率,耗费了过多的人力物力。影响效率只是其一,农田的碎片化,还会导致实际耕作的困难。比如,我家的农田种植的是水稻,你家的农田种植的是花生,花生和水稻的生长有重合期,农作物的习性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播种与过水的不便。即使种植的都是水稻,种植先后不同,成熟期也不同,农机过人家的田,早收割的农户需要补偿青苗费。

2.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1)农田排水系统落后。受70年代开挖人工河的负面影响,上岗自然村近80%的农田都极易受雨水天气的影响,一旦下起大雨暴雨,农田排水不畅,极易被雨水淹没,种植生产的风险就非常大。

2)灌溉渠道堵塞。早些年前,夏宇村曾修建过统一的灌溉渠道。但由于多个自然村都要到渠道里引水,而各村的农田到渠道的距离远近不一,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距离近的往往都有水可引,而远的往往无水灌溉,各自然村缺乏协商协作,组织化力量薄弱,导致后来灌溉渠道堵塞也无人疏通。现在,每块农田都需要自家推着抽水泵和水管,用电线搭着电线杆的裸线通电抽水,种植水稻离不开水,当雨水不足农田快要干涸之时,就得及时抽水,水稻从播种到收割往往要抽好几次水。搭水管搭电线,收水管收电线,这一过程非常费时费力。

3)无机耕道,导致机械作业不便。南方尽管田地不平,但现在的农业生产也很少单纯的靠人力畜力,俗话说“牛是农家宝,耕田少不了”,但在目前大部分村庄上已很难看到耕地牛,因为很多的田地都基本上用农机耕作,如水稻的收割基本依靠收割机。利用农机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但是由于无机耕道,耕田收割的农机难以通过,基本上都要从农田里面过,农田里种植作物又不一样,或种花生,或种水稻,即使种植作物一样,收割又有先后,这给机械作业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农村劳动力趋于老龄化

农村青壮年流出农村。虽然面临着由房地产业带来的压力,但青壮年依然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机会,更何况年轻劳动力种田根本就不划算,也不可能靠一亩三分田获得理想的收入。而城市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即使要交高昂的借读费,他们为了孩子的发展也毫不吝啬。据了解,许多乡村小学都没有几个学生,甚至存在一个班只有个位数学生的情况。

留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多数年龄已大。由于缺乏外出务工的机会,他们基本上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由于年龄及身体因素,能够耕作应付过来的土地也不大。虽然农村人均耕地很少,但农村不是农民没有田地种,而是田地没人种。留村的农民自家兄弟或邻居外出打工农地闲置,他们可以挑选相对好种的田地耕种。如果本无心耕种的田地请人耕种,仅从飙升的农村劳动力价格出发,就看不到任何收益。

四、农村土地抛荒的治理对策探究

(一)创新土地流转机制

推进土地流转,就是要让农民各尽其能,既要让有能力的青壮年进城,能够踏实落户,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以及基本社会权利,让其进城后无后顾之忧,又要让留村的农民,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农业生产环境和比较合理规模的农田农地,要保障一定的农业收入。

笔者了解到南昌县的大多数乡村,由于地处平地,土地平整,灌溉也便利,水田只种植水稻,一年两季,大多数农户种植规模在20亩左右,除去机械化作业成本,每年有两三万的净收益,从种植到收割,基本上也不用花很多心思,农田基本上没有抛荒。由此可见,承包土地要使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而且所承包土地的地理位置也极其重要,东一块,西一块,掺杂着别人家的农田,农地周边种植作物又不一样,使得实际生产会极其不便,这一些都是土地流转当中,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土地流转,不应当只依靠单家独户的农民的力量,要落实强化村社集体的所有权,通过村社集体的统筹安排,在农户之间实现土地调换,实现土地连片,并进行适当的土地平整。既要保证每户耕种田地的基本面积不变,又要实现种田能手土地最大规模化的经营,这样不仅便利农业生产,而且将极大的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二)贯彻科学的惠农政策

自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每年对农村的支农助农资金已达上万亿元,但在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总处于缺位的状态。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整治与更新升级,夏宇村近3/4的农田时常面临着被雨水浸没的风险,这与当地河道没有得到疏通有关。如果能够疏通河道,大部分良田被雨水浸没的风险就大大减少。如能疏通统一的灌溉渠道,农民就不需要各自推着抽水泵,搭着水管与电线自行抽水这么麻烦了。修建能够让农机通过的机耕道,能使农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将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

2.转变支农方式

国家的种粮补贴,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它的激励作用,抛荒的农户与种粮的农户都一样能够领取种粮补贴。国家给予的财政补贴,应当转化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从而为农户种粮节省更多的人力。或者对农户购买的农药、良种进行补贴,降低农民种粮的成本。

3.提供信息指导,完善农产品收购市场

以夏宇村为例的多数农村,基本上没有对接农产品收购站,收购稻谷、花生等农产品的都为小商小贩,农民收得的粮食,卖给谁呢?没有对接的收购市场,农民又无议价权,只能卖给其中的小商贩。政府应当建立合理的农产品收购市场,完善收购渠道。农产品的价格,也时常波动,农民又往往追涨杀跌,致使常常出现丰产不丰收的年份,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也低于农户心中的理想价格,这也大大挫伤了他们的种粮积极性。在防范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上,政府要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引导农户的生产行为,让农户能够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比较稳定而且可观的收入。

(三)加强基层治理能力

1.拓展集体性收益,强化自我管理的意识

贫穷的群体无法承担村落治理的责任,村集体要有集体性的收入,要拓展经营性收入。可观的收入,才能够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基本的经济基础。夏宇村上岗自然村曾“出卖”荒山给修路公司用于放置建筑废土,出租荒山给砖瓦厂,这期间也获得了几十万的收益,但最终都按人头分给了个人。集体没有意识、也缺乏行动去进行农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农民都有这种心理:分到口袋里的钱才是自己真正所得到的。集体性的收入存放给集体,按人头均分,人均最多也能分到几百上千。但如果能够用于农村基层建设,将会产生极大的正面效应。村组织、村民,都应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要依靠村集体搞建设。

2.建立生产服务性组织

留守的村民,应当加强协作互助,形成合力。农业生产上,针对在一个片区的农田,大家统一协商确定统一的农作物,将为后续的播种、过水及收割省去很多的麻烦。收获农作物后,应团结起来与收购商进行协商谈判,提高农产品的议价能力,以提高农业收入。在村社集体的倡导下,建立起生产服务性组织,组织为个体农户提供种粮指导意见,在农户购买良种化肥时,提供优惠购买渠道,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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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国强,李菁,孙瑞,陈志杰,张思远,任晓丽.村庄组织化程度能抑制农地抛荒行为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01):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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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贺雪峰.治·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邓道兴(1996-),男,江西南昌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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