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静 王宽亮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333)

一、引言

受政策影响，2014年以来，我国并购重组事件呈爆发式增长，其中高估值、高业绩承诺的“双高”现象推动A股市场商誉总额一路攀升(高榴和袁诗淼，2017)[17]。根据国泰安数据的统计，我国A股市场的商誉总额在2016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且在随后几年一直维持在1.3万亿元左右。巨额商誉意味着未来可能发生巨额减值而使企业面临风险，因此，商誉及其减值的经济后果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Bens et al.，2011；Li and Sloan，2017；杨威等，2018；张新民和祝继高，2019；孙瑞泽，2020)[2][7][26][29][23]。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商誉及商誉减值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

企业避税被认为是一种税收筹划战略，它既包括税法基础下的合法抵扣，也包含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非法抵扣。避税虽然降低了企业现金流的支出，但却带来了国家和企业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Crocker and Slemrod，2005)[5]，且对企业自身也存在诸多不利影响(汪猛和徐经长，2016；代彬等，2016)[24][14]。现有文献表明，监督缺失下的管理层自利行为(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陈骏和徐玉德，2015；代彬等，2016)[15][12][14]和信息不对称(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11]是促使企业避税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商誉在其产生及后续的会计处理中堆积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傅超等，2015；谢纪刚和张秋生，2013)[16][25]，这种信息不对称加大了外部人识别企业非常规交易、对相关信息进行解读及监管的难度，从而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及掩护，使得高商誉企业有着更高的避税程度；后续的计提商誉减值则是缓解了商誉中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避税产生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