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逸飘 郭佳钦 阳 杨

(1 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云南 大理 671003；2 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3 重庆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重庆 400067)

0 引 言

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曹勇、孙早、谢子远等学者通过不同省区市角度构建多种模型对创新投入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大都认为创新投入是影响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1-3]。然而从我国历年的科技投入总量来看，科技创新投入规模并不是限制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归根结底是我国在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落后于发达的创新型国家[4-5]。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不仅仅由内部研发活动所决定，更是与深层次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6]。郑春美、曹琪格、孙宏芃、任雪娇等学者通过各种方法研究制度环境对技术效率的影响[7-10]。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学者认为制度环境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线性关系[11-12]；另一类学者认为制度环境与技术效率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某些门槛变量的影响[13]。他们都只考虑了制度环境对技术效率的直接影响，但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影响更多的是通过一些中间因素作用生效。因此本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制度环境通过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非研发创新支出、经济发展水平等渠道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揭示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