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义 阎海燕 屈昊男

(1 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23；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0 引 言

根据最新的能力理论，一国技术能力体现于其生产、出口产品的种类及产品的复杂度中，因为产品本身综合反映了该国所拥有的研发设计、生产技术、工艺创新、营销管理、人力资源、资本运作等众多生产性知识和能力[1-2]。Hausmann等认为出口复杂度可以综合反映一国(产业)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出口复杂度越高表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亦即意味着该国的整体技术能力越高[3-4]。为此，根据“国家—产品”复杂度衡量一国技术能力成为了近些年的热点方法。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但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能力比较分析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少数学者从工业化进程[5]、综合发展水平[6]等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却鲜有学者从产品多样性和复杂度视角考察这些国家的技术能力差异，或个别学者的研究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复杂度，但测算方法比较传统。为此，本文采用“国家—产品”复杂度前沿测度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能力进行比较分析。

关于“国家—产品”复杂度的测算，较广为采用的是收入权重法[4,7]，但相对前沿的是反射法和适合度—复杂度法。反射法(Method of Reflections,MR法)由Hidalgo等和Hausmann等提出[8-9]。他们把一国所能生产(出口)的产品种类数作为能力的不完美代理变量，认为国家“多样性”和产品“普遍性”之间互为映射但需相互修正，可通过对“国家—产品”数据进行反复序列迭代获得国家、产品复杂度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