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燕

(安徽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学院，安徽 合肥 231201)

引言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前英国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位著作等身、久负盛名的作家，一生致力于东学西渐。自幼接受的古典式家庭教育造就了翟理斯严谨、审慎的英式作风，在其诸多的译作中亦体现得淋漓尽致。25年旅居中国的经历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通，再加上极高的文学造诣，使得他的译作能以“丝丝入扣、优雅大方”的语言将中国文学以“欧洲语言的‘肉身’”而非“身着西服的中国人”形象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1]。其代表译作《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共选译了164个聊斋故事，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英译节译本。在众多译本中拥有读者最多，流传得最广，且影响最大，更是欧洲多种语言转译的范本，“于西方代表蒲氏百年之久”[2]。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研究翟理斯所译《聊斋志异》，量化分析其衔接机制，重点观察其翻译策略，既丰富了国内《聊斋志异》以及衔接理论的研究，亦以期为中国典籍甚至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些许借鉴。

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先生所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及洗练优美的风格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是国外汉学家最为关注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也是拥有最多语种译本的中国小说。其中，翟理斯的译本最大限度上还原了源语文本的风格，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理雅阁(James Legge)高度赞扬了翟理斯的译文质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