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蔚姌

(中央民族大学 理学院，北京 100081)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社会影响最深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考验。基层作为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的前沿阵地，在疫情爆发初期快速响应中央和上级号召，城市按下“暂停键”，社区“闭关严守”，公众“居家自守”，行程码等信息科技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发展和运用，有效切断了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

一、“组织化”到“再组织化”：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

“治理”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词汇，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控，是指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为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在统一有序的规则下进行合作，共同参与国家管理。[1]我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主要经历了管制时期的组织化、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和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三个基层治理阶段。[2]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不断建立健全财政、流通、劳动工资、管理等体制的同时，集中统一了行政权力，依靠持续的政治动员和强有力的行政命令，建立起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3]职工通过单位被整合进国家，社会闲散人员被街居体系纳入统一管理，形成了政府高度“组织化”的管理结构。这种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组织化”管理模式存在单一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政府力量的单一性、行政运行机制的单一性、公共资源利用的单一性，在国家成立初期对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