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来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近年来,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不仅仅局限于常规案件,如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非常规案件接踵而至,导致产生投资者利益受损、证券市场动荡等诸多负面影响。对此,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不断加强证券执法力度。数据显示,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数量从2015年的177件猛增至2020年的342件,同比增长约 93%,导致执法资源日益紧张。纵观证券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对层出不穷的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更多地不是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处罚,而是采用非诉讼解决机制(ADR)。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和1990年的《行政争议解决法》授权联邦行政机构有权适用行政和解。此后,为推进在证券领域适用行政和解,SEC《行为规范》(Rules of Practices)第二百四十条“和解”(settlement),对证券执法和解的适用(availability)、程序(procedure)以及和解动议的约因(consideration of offers of settlement)等作出专门规定,为SEC适用证券行政和解提供了完整的实施规范。数据显示, 在SEC正式采取诉讼程序之前, 一半以上的案件被和解,并且大量的案件在诉讼中被和解。实际上,SEC 调查的案件中,最终走完民事诉讼或行政审裁的只有大约10%，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 SEC的证券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 行政和解也依然占主导地位。证券行政和解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已非常常见,但对于坚持“行政权不得自由处分”的我国而言,仍是一个新的执法方式的转变,其代表证监会的监管方式从传统的刚性监管向柔性监管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