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肽频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安徽 合肥，230061）

陕西新近考古出土的唐代皇室文学作品《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法真迹的重大发现。通过对这方墓志内容、书迹特征的研究，不但为唐代正史、文学史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颜真卿早期书法风格变化及唐代书体变迁、唐代正大气象书法风格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书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罗婉顺墓志》的前世今生

颜真卿在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双峰并峙”。2019年元月，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在日本东京展出。2020年11月1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了一方由颜真卿书丹的早期墓志，轰动了中国书法界。现存颜真卿真迹多以碑刻为主，总数不过十余件，其中尤以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多宝塔碑》等为代表，且风格基本为晚年成熟期的作品。陕西考古发掘的《罗婉顺墓志》，是其难得的早期真迹，影响力与书法意义不言而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直陈其要：“本次考古发现的墓志，不仅是新见的唐代皇室成员文学作品，更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书迹真品，再次体现了考古工作对展示与构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意义。”[1]

2020年夏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汉新城政府储备用地内的百余座汉唐墓葬展开考古清理工作，在发掘了大量隋唐墓葬后，三座元氏家族墓葬呈现在世人面前：分别为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合葬墓；其子元不器墓；元大谦侄元自觉墓。三方墓葬早期在历史上均遭到严重侵盗，墓葬形制是长安地区常见的斜长坡墓道土洞墓，刀形整体平面。其中“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合葬墓”为五天井形制，第五过洞两侧有龛，墓葬总长35.8m，深9.5m。砖砌棺床位于墓室一侧，葬具及墓主骨骼无存。随葬品有两合墓志，还有铜钱、塔式罐、陶灯、陶人俑、陶动物俑等数件（组）。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合葬墓旁的《罗婉顺墓志》。墓志上书有清晰的楷书“长安县尉颜真卿书”。志盖和志石完好方正，规格为51.4×51.4cm，志盖周边刻有缠枝花草及四神，刻痕较浅。盖篆书16字，志文楷书计728字。兹录墓志全文如下：

志盖：

□□唐故龙门令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之铭

志文：

□□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并序。

□□外侄孙特进上柱国汝阳郡王琎撰；长安县尉颜真卿书。

□□夫人讳婉顺，字严正，其先后魏穆帝叱罗皇后之苗裔。至孝文帝，除叱以罗为姓，代居河南，今望属焉。夫人孝德自天，威仪式序。动循礼则，立性聪明。八岁丁母忧，擗地号天，风云为之惨色；一纪钟家祸，绝浆泣血，鸟兽于焉助悲。荏冉岁时，祥襜俄毕。作嫔君子，才逾廿年。既而礼就移天，蘋蘩是荐。孰谓祸来福去，元昆夭伤，攀慕哀摧，屠肝碎骨。夫人乃兴言曰:“大事未举，抚膺切心，形骸孤藐，何所恃赖？”宗戚之内，睹之者悽伤；闺阃之外，闻之者慨叹。故知宗庙之间，不施敬于人而人自敬；丘垅之间，不施哀于人而人自哀。譬若贮水物中，方圆有象；发生春首，小大无偏。夫人乃罄囊中之资，遵合祔之礼，爰及亡兄棺榇，亦列以陪茔。每感节蒸尝，冀神通配享。虔诚如在，终身不忘。而能克谐六亲，养均七子，躬组纴之事，服澣濯之衣。

□□隋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灵州诸军事、灵州刺史、石保县开国公升，夫人之高祖也。皇驸马都尉、骠骑大将军、右宗卫率、平氏县开国公俨，夫人之曾祖也。皇金明公主男福延，夫人之祖也，高尚不仕，志逸山林。恶繁华于市朝，挹清虚于泉石。皇朝散大夫行嘉州司仓参军暕，夫人之父也。

□□夫人即司仓之第二女。容华婉丽，词藻清切。仁心既广，品物无伤。礼则恒持，诸亲咸仰。唤子有啮指之感，临事无投杼之惑。苍穹不憗，祸来斯钟。以天宝五载景戌，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满，因寒节永慕，兼之冷食，遂至遘疾，薨于义宁里之私第，春秋四百五十甲子。呜呼哀哉！天乎天乎！祸出不图，其福何在？哲人斯殂。痛惜行迈，哀伤路隅。吊禽夜叫，白马朝趋。知神理之难测，孰不信其命夫。以天宝六载，丁亥律应夹钟，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迁合于元府君旧茔，礼也。呜呼呜呼！松槚兹合，魂神式安。閟泉扃兮已矣，顾风树而长叹。府君之德行，前铭已载，嗣子不疑，等望咸阳之日远，攀灵轜以摧擗。号天靡诉，叩地无依。斲彼燕石，式祈不朽。乃为铭曰：□□启先茔兮松槚合，掩旧扃兮无所睹。痛后嗣兮屠肝心，从今向去终千古。

经过对墓志内容的初步研究，墓主人元大谦为北魏常山王第七代孙，历任姚州都督府录事参军、陇州司仓参军、右骁卫长史、绛州龙门县令，卒于开元六年（718），开元廿七年（739）迁祔于京兆府咸阳县武安乡原先茔之侧。罗婉顺，本姓叱罗，鲜卑人，北魏孝文帝时改为罗姓，卒于天宝五年（746），天宝六年（747）迁合于夫君旧茔。

元不器为元大谦第三子，荫补国子监大（太）学生，未仕未婚，卒于开元廿四年（736），开元廿七年（739）迁祔其父母墓侧。元自觉为元大谦之侄，父元大简历任鄜州司仓参军、游击将军、右卫蓝田府左果毅都尉、左金吾卫邑阳府左果毅都尉、朝散大夫、丰州都督府长史、陕州长史，追赠幽州刺史、太子少师。

元大谦夫妇、元自觉两方墓志撰文者均为李琎，志文内曰汝阳郡王，李琎则自称外侄孙、外甥。据《新唐书》记载，李琎为让皇帝李宪之子、唐玄宗李隆基之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曾孙。李宪妃元氏，追封恭皇后。根据墓志内容可判定元自觉姊妹即李宪之妃、李琎之母。《新唐书》这样描述李琎：“琎眉宇秀整，性谨絜，善射，帝爱之。封汝阳王，历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梁涉等善。薨，赠太子太师。”[2]杜甫名篇《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3]诗中八位斗酒者，第二位“汝阳”即指汝阳郡王李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排在第六位。

而《罗婉顺墓志》前款上自署“长安县尉颜真卿书”，我们在这里需要厘清颜真卿与元大谦、罗婉顺夫妇的背景关系以及墓志的文化成因。颜氏家族时为读书修身的名门望族。《颜氏家庙碑》载：“孔门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4]14《颜氏家训》的作者，南北朝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是颜真卿五世祖。声名赫赫的颜真卿为何给罗婉顺墓志书丹？根据墓志内文可知，元大谦、罗婉顺夫妻墓志撰文者李琎有皇室家族背景。当时38岁的颜真卿是“从八品下”的长安县尉，在政界尚未闻达。他应期望进入唐皇朝李氏家族的朋友圈。作为爱喝酒、爱交友的“文青”李琎[3]，与同代文友颜真卿相识具有一定现实可能性。唐朝有为亡者立墓志的时风，后辈通常邀请有名望的文人雅士撰文书丹，表达哀思以尽孝道。

《罗婉顺墓志》在风格上瘦硬秀逸，与颜真卿后期楷书宽博开张的势态大相径庭，引发质疑属正常学术探讨范围。但此次颜真卿早期墓志的发掘严格依照科学考古程序，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事实上，从艺术本体的发展实践与艺术本质的内在规律看待一位书家前后迥异的风格，亦符合正常理路。大凡一生数十年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其风格由嫩转辣，甚至出现起伏不定或多种风格交替并行的情况，均属正常。尤其书法艺术的学习大多始于临摹，拜师后再度创作，青年时代的颜真卿盖亦如此。

《罗婉顺墓志》的书风与颜真卿成熟期的风格差异较大，恰恰是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所在。中国书法史一直将颜真卿视为和王羲之齐名的书法圣贤，自宋以来，颜体在书法界保持了崇高气象，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颜筋柳骨”一词，更成为书法界耳熟能详的经典概念。颜体楷书端庄雄伟、气势遒劲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早期书迹《罗婉顺墓志》的风格令人惊异甚至生疑，如果能还原颜真卿的艺术发展历程，剖析其深层艺术特质，并将其置于盛唐时代的文化语境之中，就会发现这种早期风格的存在其实是一种必然，包蕴了更为深邃的文化、历史和书法的多种信息成分，尤其对于研究中古时期唐代书法的流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罗婉顺墓志出土时情景 （来源：新华网2020年11月13日）

二、《罗婉顺墓志》的艺术语言分析

面对《罗婉顺墓志》，我们有两个文本：一个是阅读意义的文本，即文辞构成的文本；一个是观赏意义的文本，即书法视觉文本。两个文本可能会相互发生作用，但也可能单独地存在。任何艺术皆为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书法亦然。只有观照分析艺术品的艺术语言，才能解释作品的生发原理、传播过程与演进规律。我们将颜真卿的早期真迹还原到盛唐的时代语境中，以艺术思维作历史思考。

颜真卿生活的盛唐时期，是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社会，同时也是充满变化的时代。由于唐太宗独尊王羲之书法，于是初唐各家皆效法“二王”，习“王”之风一时盛行。唐初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对“王”的研究、整理与推广，使“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取其笔法体势，融贯古今，打通南北，奠定了盛唐时期“尚法”书风基础。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书法界已出现“规模尚古”现象，随着国家的强盛，国家审美也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书法由清瘦趋于丰硕，可谓因时而变。颜真卿的书法从青中年时期的“瘦硬秀逸”转向晚年时期的“雄强浑厚”，也是时代风尚使然。这从同时代李邕的《麓山寺碑》、张旭的《郎官石柱记碑》、徐浩的《不空和尚碑》等书法作品中亦可见一斑。

唐代推行科举取士时，书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吏部在“选试”时，有“身、言、书、判”四个法度。其中对“书”有一项硬核标准：“楷法遒美”。颜真卿26岁就高中进士，楷书定然达此标准。他还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家族书法环境。自南朝始，颜氏家族十代均以书法见长，曾祖颜勤礼、从曾祖颜籀擅长篆籀，祖父颜昭甫、伯父颜元孙、父亲颜惟贞皆以草隶书见称于世。颜真卿小时也曾跟随外祖父殷子敬和舅父殷践猷学书，殷子敬、殷践猷均是享有时名的书法家。从颜真卿少时身处的家族书法环境来看，他受到传统影响较深，同时对他的束缚也较大。

青年颜真卿曾学习过蔡邕、二王、褚遂良、张旭、虞世南、欧阳询等人的书法，曾两次专赴洛阳访师张旭，深受其影响。当时张旭弃瘦弱而雄劲，在高古质朴的同时体现出纵横放逸的特征。颜真卿随后也逐渐摆脱了早期的秀硬劲美，融入篆籀笔法的圆转技巧，形态向外拓展。颜真卿长于钻研，勤于观察和思索，又积极从生活中获取艺术灵感。书法史上著名的“屋漏痕”笔法就是由颜真卿提出，他强调中锋运笔，犹如屋漏之痕，时快时慢，而不是均匀地运动。快则圆润、劲拔，慢则凝滞、实厚，这是颜真卿从自然界中感悟到的笔法要领。正是因为家庭、社会、时代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颜真卿最终创作出了古拙、浑厚、宽博、雄劲的颜体书法，成就了书法史上的盛唐气象。

书写《罗婉顺墓志》时，38岁的颜真卿入宦不久，其书法艺术尚处于探索中。其34岁书丹的《王琳墓志》、41岁的《郭虚己墓志》，与《罗婉顺墓志》，前后风格上颇有差异，这是其书风定型前存在较大“波动性”的明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罗婉顺墓志》的用笔特点，会发现颜真卿的手腕扭动状态有一股褚遂良的韵致，清秀典雅，瘦劲有力。这方墓志的内文排列划出了界格，似对楷书有规整要求。但从《罗婉顺墓志》楷书结体特点上来分析，已粗具宽博、开张的势态，在方格较为封闭的内空间中，笔画横向伸展十分充足，横笔笔画已暗含外拓之意，具备颜真卿后期成熟作品的潜在笔法。这方墓志楷书，风格上虽迥异于以后的《颜勤礼碑》等成熟作品，但笔触柔润，提按轻曼，转笔顿挫，节奏感鲜明，秀雅隽逸，显露出颜体的开张怀抱。故而，通过这方早期墓志书迹，我们看到了与《多宝塔碑》《郭氏家庙碑》《争座位帖》《臧怀恪碑》《颜氏家庙碑》《马璘新庙碑》《颜勤礼碑》等完全不同的书写风貌。从《罗婉顺墓志》窥探颜真卿的艺术成长和探索，并由个人见证时代，在个体的答案里找到时代性主题。

古往今来，人们描述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为“中正”“庄重”“浑厚”“峻朗”“刚劲”等，极少使用“优雅”或“美”作审美定义。颜体地位的确立，起初受到北宋文人集团的大力推崇。范仲淹、蔡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认为颜体楷书丰壮淳厚，含蓄且具有力量感，与文人们崇尚的儒学精神境界相吻合。颜体的发扬光大，中国书法不仅增加了一种庄严浑厚的字体，而且为后代树立起一座书法的道德丰碑。颜真卿的书法虽然没有王羲之书法具有吸引感官的形式美，却将良善、坚韧和高洁的品性融入书法，自然地表达。

我们要立体地研究颜真卿的艺术语言，而不是平面性地观照单纯的书法现象。书法是纸上的立体空间，它在纸上的造型形态，既是书法气质的呈现，也是文化精神与社会生态等综合意识形态的呈现。每一件书法作品，是文化的历史切片。因此，只有将《罗婉顺墓志》还原到颜真卿早期的艺术情境中，还原到盛唐宏阔的时代语境中，还原到中国书法发展的流变历程中，唐代书法更为清晰的脉络便呈现出来了。

三、早期颜体墓志对于书法流变的审美意义

书法史上，颜真卿被公认为王羲之以后开宗拓派、扭转时风的标志性书法家。以前人们对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多半停留于浑厚庄严、宽博大气、从容舒朗的印象上，而对他“浑厚”“肥厚”之外的书法关注较少，也缺少直接的研究载体。《罗婉顺墓志》弥补了颜真卿早期书法形态的研究空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为中国书法流变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对研究颜真卿的风格成因以及唐代书法的发展流变，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带给人们诸多当代启示。

早于《罗婉顺墓志》的颜真卿书迹，只有34岁时写的《王琳墓志》。但它有两种不同内容的版本，其一必伪。1997年河南洛阳地区一家砖厂取土时甬道土层里发现了《郭虚己墓志》，随葬器物荡然无存，此方墓志基本保持了颜真卿楷书的原初风貌。单字结构密实，笔画劲健淳厚，和颜真卿44岁所写的《多宝塔感应碑》风格相近。因此，这三方墓志基本构成了颜真卿早期书法风格的整体样貌。《王琳墓志》端庄高耸、朗俊有致，《郭虚己墓志》方正峻厚、刚劲有力，而《罗婉顺墓志》更多体现的是秀雅瘦劲、隽逸遒美。《罗婉顺墓志》中，“朝”“立”“泣”“感”等字的笔画结构，已有沙孟海先生所说“平画宽结”[5]130的颜体特点。这方墓志的横画已不似柳公权、欧阳询那样倾斜，“不以欹侧取妍美”，开始取横向外拓气势，践行篆籀的结体方式。《罗婉顺墓志》虽为楷书，但含有行书笔意，如“趋”“汝”“云”“德”“式”“望”“扃”等字的自然映带，结构谨严，笔笔精到，放而不流，拘而不拙，显露出大唐的气度风范。在书写《罗婉顺墓志》的前一年，颜真卿曾专程去洛阳向张旭讨教笔法，留下了书法名篇《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从《罗婉顺墓志》开始，它背离了主流形态的书法创新之路。经过研察，他发现了“间不容光”[6]182这一书学原理，解决了楷书中笔画的均间难题。这一点，在《罗婉顺墓志》也可看出，如“人”“长”“天”“除”“合”等字，右捺的力道被有意加重，周边空隙被有意识地挤压，在纸上营造出“不容光”之感。同时将黑白视作两种内容的统一体，书写中综合搭配穿插等技法，从而达到“不容光”的书法效果与美学氛围。

艺术家每次创作，都是某个瞬间或偶发状态下实现的作品，艺术品未必保持同一个风格。对于书法家而言，每一次书写时的字体、大小、材质以及心绪的差异，正是艺术家不变风格中的“变”，是艺术家活在作品中的魅力之一。只有对书法发展、流变过程保持了理性的认识，才能在个体书法流变中发现书法演进与形成的共同奥秘。我们不仅从文献史料中、还要从书法学的角度，从书法发展的历史形态中认识颜真卿，这需要当代书法人不断提高理性认知、哲学思辨以及文化想象的能力，才可能从文化身份上更为接近历史上的颜真卿。早期墓志书迹的发现，除书法意义之外，在审美的感知与延伸上也带给我们新的启发。

早在《罗婉顺墓志》重现天日之前，已有学者对颜真卿的书法风格进行了划分。从34岁的《王琳墓志》，到“安史之乱”前46岁的《东方朔画赞》，为其早期。这一时期用笔重于方峻，转笔用折而不转，大多数字体的左右两竖，基本体现出明显的相背形态。早期书法隶意较为突出，坚实、雄媚的风格尚处于形成之中。从50岁《金天王神祠题名》到69岁《李玄靖碑》《殷君夫人颜氏碑》，属于中期。这个时期风格变动显著，合篆籀之意，真正开始颜体变法，展露出遒逸雄肆、纤徐跌宕、雄厚庄重的典型风貌。63岁时所写《麻姑仙坛记》是一件成熟作品，横轻竖重，蚕头燕尾，用笔改方为圆，字形由向背而相向，风格上浑厚华滋，日趋鲜明、稳定。67岁《宋广平碑》至77岁《移蔡帖》为晚期作品，人书俱老，沉雄劲健，端严朴拙，碑帖传世久远，影响甚巨。

一代书家在青年时代习书、借鉴的过程中充满了“变”的因素。在“变”中他不断吸纳历代书家精髓，摸索形成比较成熟的风格。从早期《王琳墓志》《罗婉顺墓志》《郭虚己墓志》碑版上可见，“变”既是书法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书体流变的规律。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书体变迁史。颜真卿早期的三方《墓志》，向我们传递出书体建设、书风变迁、风格形成等文字学意义与审美意义。苏东坡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7]77天下大势在于“变”，书法审美也正如此。“绝去姿媚”后，他正大气象、独标古劲的书风，开始定型，蓄积美感而又充满力量，终成千古风范的颜体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