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品

【摘要】新时期以降，“暴力”题材逐渐活跃于先锋作家的笔下。《刺青时代》是苏童以儿童视角审视暴力的中篇小说，作者将暴力对象聚焦少年群体是其独到之处。本文拟以暴力叙事为中心，进而探析小说暴力叙事的形态特征、生成机制和价值意义。

【关键词】《刺青时代》;暴力叙事;形态特征;生成机制;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3-0021-03

随着先锋文学的兴起，“暴力”开始脱离“17年文学”政治话语符码单向指代，获取自身独立的整体性结构意义。苏童执着于少年暴力犯罪题材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与其早期的图腾崇拜和个人崇拜情结有关，在各方面均已失序的情形下，少年群体如何自卫是小说暴力叙事的出发点，“暴力”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是作者观照人性的一面镜子。

一、暴力叙事的形态特征

关于暴力的定义，根据适用的对象不同，往往难于定于一尊，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肉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前者是与身体的接触有关，是一种具体的行为活动，后者则是负面信息通过言语等媒介给予对象心灵上的创伤。

新时期以来，“暴力”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已成常态，以“暴力”为引线进行故事文本的诉说，即是《刺青时代》叙事的基本框架。所谓的暴力叙事，“它主要指文学创作中推崇使用语言‘暴力手段’的文学创作倾向，或者以暴力事件为叙述核心的文学创作现象。”[1]

小说的暴力叙事首先表现在人物语言层面，脏话、粗话连篇，是其愤怒情绪得以宣泄和鲜明个性外现的方式。如天平受到父亲王基德拷打时，发出怒吼，天平对于父亲的惩罚非但没有受教，反而出言诋毁他，小说中另一人物红旗则是动辄就扬言要“揍死你”以此来恐吓小拐，一个是“目无尊长”，一个是“以大欺小”，虽是少年，但暴力的种子早已埋在每个人的心中。

其次，小说的暴力叙事主要表现在人物的非理性举动，如小拐出于对野猪帮刺青图案的盲目崇拜而产生的自虐行为，竟用刀尖蘸着墨汁在手臂上刻画猪头，虽疼痛难忍，依旧我行我素，其心理的扭曲可见一斑。

从宏观场域来看，小说的暴力叙事属于民间暴力的范畴，其中主要包括家庭暴力和邻里暴力。家庭暴力占较小的篇幅，主要是王基德对于天平作为兄长失职的鞭笞，用绳子将其捆绑，然后用皮鞋踢打和皮带猛抽，这种近乎野蛮疯狂的家庭教育方式直接作用于天平的“以暴制暴”的思维方式，为较大规模的邻里械斗做了铺垫。

小说的叙事空间是香椿树街，但是邻里关系极不和谐，如小拐出于报复心理，将死猫置于红旗家中让其散发恶臭，由此爆发王家姐妹和红旗一家的街头混战，两家人关系视同水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石灰厂之祸”，如小说描写的惨烈场景：

“那帮孩子都疯了，他们拼红了眼睛，谁也不怕死。他们说听见了尖刀刺进皮肉的类似水泡翻滚的声音……那帮孩子真的发疯了……拿着刀子你捅我，我劈你的，血珠子差点就溅到我们砖窑上了。”[2]

作者直视了暴力狂欢下血淋淋的场面，不仅诉诸视觉“你捅我劈”的动作描写，还有意识地辅以听觉上的转换，如尖刀入皮肉之声似水泡翻滚，由此构成一个较为全面的感官刺激，借助目击者工人之口，连用两次“疯了”彰显了青少年为暴力所役的丑态。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两种暴力形态，契合了齐泽克的暴力理论，他将暴力分为“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和“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前者是一种诉诸视觉的纯粹暴力，后者藏于事物的“正常”状态中，较难察觉。[3]小说中的集体斗殴（“主观暴力”）基本上都与被施暴者言语上的“口舌之快”有关，这种无关皮肉之痛的“软暴力”（“客观暴力”）一旦遇到脾气火爆之人便会直接引起流血事件，如朱明在街头侮辱小拐的姐姐与父亲有不正当关系，怒不可遏的小拐便不顾“江湖规矩”（“以多打少”）恶狠狠教训了其一顿。由此可见，“客观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暴力”的导火索。

二、暴力叙事的生成机制

《刺青时代》的暴力叙事与苏童的少年记忆密切相关，苏童作为60后的先锋作家，有着异乎寻常的六七十年代记忆，水泥厂真实事件在作者幼小心灵上烙下了灰色印记，“当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它。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部以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4]显然，作者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忆是毫不避讳的，敢于用虚构的方式再现生于乱世中少年群體迷惘、狂躁的生活状态。

《刺青时代》是苏童以儿童视角来叙述生存体验和生命意志并带有儿童身体创伤经验的中篇小说，“我每写道一大群孩子，当中都会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出现，像是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5]“幽灵般游荡”正是与人疏离，徘徊于街头的小拐的真实写照，六七十年代沉重记忆中的孤独少年业已固化为苏童笔下少年形象的基本模式。

小说的暴力叙事何以展开？以小拐为代表的一群少年被置于一个各方面均不完备或是出于缺席状态下的生存空间，即“香椿树街”，作为苏童精神原乡的南方街道，是罪恶和凶杀的病态场域，“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6]由此可见，作者将暴力叙事的肇始空间设置于“南方街区”，是有其叙事的合理性考量。

从微观来看，小说中的少年均是好勇斗狠、肆意妄为的叛逆者，原因在于“认知机模”的异常，“认知机模（cognitive scheme）是个人对自己、外界环境等讯息处理的基本单位。通俗的说法，它是一个人对自己、他人、环境的想法。想法不但会引发个人的情感，也会支配个人的行为。”[7]

小说中的天平整日混迹于江湖帮派之中，形成拳头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误想法，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处事方式，在天平死于械斗之后，自然被身为其崇拜者和效仿者的小拐所承继。“少年小拐的精神偶像的轰然倒塌，他再次处于无所依傍的境地……哥哥的死去因为其身上无意露出的刺青，强化了小拐的精神膜拜，并且在此后长时间内成为小拐成长的动力和生命的核心。”[8]

此外，家庭和学校在青少年成长道路上处于缺席的状态，父亲王基德是一副无德、暴虐的形象，完全没有履行教育子女的职责，对于天平的流氓行径没有丝毫的规劝或惩罚，而是抱有一种不闻不问或是听之任之的态度，由此构成天平“目无尊长”“恣意妄为”的疯狂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即红旗中学在小说中形同虚设，如小拐当众斗殴被学校开除，小说中用“卸除重负的喜悦”来讥讽学校对于“坏学生”的偏见，即校方放弃“再教育”的可能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小说恃以生成的社会环境失范，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社会规范甚或法律来约束和指导人们的行为，连民风都很彪悍，如小说中“香椿树街”周边林立的江湖帮派，均带有黑社会的性质，邻里之间基本上都是在争吵纠纷中度日，而清塘镇人更是野性难驯，将刚下车的小拐几人殴打成重伤。

三、暴力叙事的价值思考

《刺青时代》的暴力叙事作为一种新型的叙事范畴，是当代文学在新时期的成功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表现在对于历史的审视。小说是作者以自身少年时期的记忆为基础，加以想象虚构而创作出来的，其以少年的暴力行为作为叙事重点，揭露了少年们迷惘、痛苦而又悲惨的成长历程。

其次，对于人性的善恶观变相论证。主人公小拐本是一个文静腼腆的男孩，但是经过身体的巨大创伤（断腿）之后，整个人变得阴郁古怪起来，加上盲目的个人崇拜，最终沦落为暴力的奴仆，成为新野猪帮的大哥。

小拐的堕落轨迹正是作者人性观的印证，即人性本善，受到外界恶劣因素的浸染滋生恶魔的性情，从而遮蔽原本善良的一面，但是善性并非完全消失，会时不时出现显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小拐虽然拉帮结派，制造事端，成为社会的毒瘤，然而当知晓姐姐锦红即将出嫁的消息，有意偷取别人的布料为其添置嫁妆，其行为违法，但表现出了小拐柔性的一面。

最后，对暴力的反思。暴力在苏童笔下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仅为一种手段，小说的意义指归在于对暴力的批判，但作者隐藏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倾向于用冷静的叙事风格对血腥的暴力场景进行描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度和反思深度。如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边缘人”儿童视角，是小拐故事的编纂者，但是对于暴力事件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显然“我”虽是自由进出小拐社会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全知视角，但作者赋予了“我”一个角色设定，即唯一不受小拐支配的朋友，在凸显“我”见证人身份的同时，更注重其作为局外人的“看客”冷漠姿态。

“在人类社会中，暴力永远不可避免。文学应该承担而且能够做到的，是对暴力现象给予真实而适度的表现。”[9]苏童在《刺青时代》中对于少年暴力现象的叙述是真实而适度的，真实存在于小说文本中，小说揭示是自我迷失后的少年重拾自信和自尊的艰难历程，主人公从学名（王志刚）到小名（安平）再到绰号（小拐）的逆向指称变化，透露出个体身份丢失的恐慌，而主人公对于刺青的执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不得已放弃原有身份而重塑自我属性的失败尝试。

适度是作者对于暴力现象的谨慎态度，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心理照顾。作者没有迷恋于暴力美学，而是通过适度的暴力描写来让读者宣泄积存于内心的压力，正如席勒所言：“只有在暴力的状态中，在斗争中，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的道德本性的最高意识，而最高意识的道德快感总有痛苦伴随着。”[10]

相较于同时期先锋作家如余华、莫言笔下注重暴力手段多样化的成人世界，苏童暴力叙事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暴力叙事转向了未成年人领域，用发展的眼光留心其成长教育问题，因此作者“有节制”地描写暴力，将暴力视为审视人性堕落的有效手段并加以警示。“任何有力量的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在于从本民族的历史或现实中找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些事实经常构成写作的经验表象，而且内在地起到无意识的支配作用。”[11]

苏童正视了个人崇拜之风盛行下少年群体的生存情形和精神状况，挖掘出暴力对于少年群体有害渗透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同时对这一群体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失序后的生存策略进行观照，进而得出人类在原初混沌中“以暴制暴”的荒谬性。

四、结语

《刺青时代》的暴力叙事从形态特征来看，可划分为肉体暴力和精神暴力，而发生于“香椿树街”的斗殴属于民间暴力的范畴。小说的暴力叙事某种程度上是苏童少年时期记忆的艺术化再现，作者揭示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失范对于少年群体沦为暴力主体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周建华.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6.

[2]苏童.苏童自选集[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503.

[3]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M].唐健，张嘉荣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

[4]苏童.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J].名作欣赏，2011，（07）：91-92.

[5]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78.

[6]苏童.刺青时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83.

[7]蔡德辉，杨士隆.青少年暴力行为：原因、类型与对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57.

[8]景银辉.“文革”后中国小说的创伤性童年书写[D].上海大学，2010：101.

[9]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身份、叙事与当代中国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69.

[10]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六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8.

[11]陳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