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清 张诗凝

摘 要：

伴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采用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份统计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城镇化、工业集聚及其耦合关系对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及其与工业集聚协调发展有助于促进创新能力提升，而工业集聚对创新发展起到抑制作用。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尺度看，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协调度提高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城镇化发展和工业集聚推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创新发展，城镇化进程促进长江上游地区创新发展，但工业集聚有抑制效应。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应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推动工业优化升级，促进城镇化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协调发展。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5-0061-0009

一、引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20年11月14日，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促使长江经济带在新发展理念的践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强化产业创新动能[1]2-5。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提出，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区域，应提升其科技创新能力，着力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6）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改革引领、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2016）强调，以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增质提效和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作为长江经济带战略重点，都是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集聚的重要体现，研究其对创新的影响同时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作用[2]11-15，城镇化是产业集聚的载体，产业集聚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二者协调发展才能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有必要将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耦合关系纳入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关于城镇化发展对创新能力的影响，诸多研究表明，城镇化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学者提出的机制分析观点不尽相同，比如城镇化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与科教支出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优化配置以及与工业化的交互作用[3-5]。有学者发现，城镇化对中部创新效率影响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西部没有影响，而对东部和东北则有抑制作用[6];从城镇化要素看，对东部、东北、中部以及西部科技创新能力贡献最大的因素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但东部整体影响较弱[7];另有学者提出，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但未形成区域特征[8]。

关于产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影响、行业异质性研究以及区分专业化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集聚影响。就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总体影响，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亦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创新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还有学者认为本地制造业集聚明显抑制创新效率的提升，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创新效率却有积极影响[9-11]。就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相比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12];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能通过提高集聚水平促进创新，资本密集型产业在集聚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提升能促进创新能力[13];多样化产业集聚对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存在促进作用，对非专利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显著，而专业化产业集聚对二者创新能力影响均不显著[14]。

关于城镇化和产业集聚耦合关系，产业发展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动力，城镇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形成多层级互动的共同演化结构，其中包括生产要素耦合、产业结构耦合、空间布局耦合以及制度环境耦合四方面內容[15]。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良性共振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两者间相互作用过程有低水平耦合、拮抗耦合以及协调耦合三个阶段[16]。破解“有城镇无产业”和“有产业无城镇”这两种非均衡状态，要注重人口融合、功能融合以及空间融合，实现产城融合发展[17]。

关于长江经济带工业创新研究维度，现有研究可归纳为工业创新能力或效率测度、工业创新的时空差异、工业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协调等。关于长江经济带工业创新测度，可以从区域技术创新前提、区域技术创新环境、区域技术创新产出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18];就长江经济带工业创新的时空差异而言，2013—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上游技术进步年增长率最高，中游技术创新效率年增长率最高[19];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协同发展效应显著，逐步迈入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20]。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创新能力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但少有研究将城镇化—产业集聚耦合关系纳入影响创新因素分析框架，然而，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均以资源和人口等要素的空间集聚为具体表现，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协调发展对创新存在促进效应。本文将研究尺度聚焦于长江经济带，测度城镇化发展、工业集聚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关系，分析其对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机理分析

（一）城镇化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

城镇化是指分散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区域扩展、产业从农业向工业与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城镇化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机制可以归纳为促进要素集聚、提高人力资本和节约交易成本三个维度[21-22]。

城镇化通过促进要素集聚提高创新能力。一方面，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这一过程使得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集聚在一起，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产生灵感，形成思想，带来技术融合，实现区域创新;另一方面，相比于农村，城市是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经济系统，吸引企业和机构向城镇空间转移，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提高创新能力。

城镇化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与科教支出提高创新能力。城镇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城镇区域的扩展，这一过程带来交通运输的完善与信息通讯的发展，缩短了企业间距离，加强人际间协作，提高信息扩散，推动技术发明。另外，城镇化发展促进教育设施完善与教育机会扩大，使得个人提升技能水平，积累人力资本，且随着城镇化推进，政府加大科教支出，促进教育资源集聚。

城镇化通过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能力。城镇化意味着产业集中，带来企业间物理距离缩短，这不仅降低货物运输成本，更节约交易费用。创新是将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城镇化带来要素集聚，可以节约匹配产生新组合的交易费用，提升新组合形成效率，带来创新能力提升。

（二）工业集聚影响创新能力的机理

工业集聚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产业组织形式，是指工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工业集聚影响创新能力的机制可以概括为规模效应、溢出效应、环境效应[23-24]。

工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影响区域创新。工业集聚意味着拉近企业间的地理距离，满足了共用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物理条件。企业得以享受多种类、低成本的投入，灵活雇佣熟练劳动力与专业人才。然而，市场容量和承载力是有限的，倘若工业集聚的程度超过当地所能负担的最大水平，各个企业将面对生产要素稀缺、公共资源挤兑、基础设施供小于求的局面，阻碍创新活动。

工业集聚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区域创新。倘若一个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将会通过企业间业务往来、技术合作、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快速传导至同类及相关企业，溢出的知识与技术对各个企业均起到补充作用，加速其自身创新活动。然而，知识技术溢出也可能导致“认知距离锁定”，即产业集群内企业认知距离缩短，外部信息趋于单一，挤出从产业集群外部获取的知识技术，减少外部技术引进，甚至将产业集群的创新限制于一个过时的频道上。

工业集聚通过环境效应促进区域创新。创新不是简单的要素堆砌，而有赖于一个有序、稳定的系统，这个系统除了技术人员、资本投入、企业等要素，还需要适宜的环境。环境效应涉及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指起支撑作用的服务系统和基础设施，由中介服务机构和规制管理机构构建的服务系统和交通、通讯、信息网络构建的基础设施系统为企业进行创新等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基础与支撑。软环境是指氛围、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环境是研发投入的必要保证，鼓励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是开展创新的活力源泉。

（三）城镇化和工业集聚耦合发展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

城镇化与工业集聚均以资源和人口等要素的空间集聚为具体表现，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集聚是落实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途径，城镇本身就是一种集聚经济，其发展必须有产业进入城镇，二者之间存在不断演进的自我增强机制。以工业集聚为起点，工业集聚和城镇化构成一个循环互动机制。

城镇化与工业集聚协同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体现在：一方面拉近研发人员间地理距离，方便其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使专业化分工更加细致，企业明晰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功能，这有助于各个企业加速实现技术突破、升级，快速完成创新产出市场化。

如果城镇化与工业集聚之间关系不协调，可能会导致创新要素稀缺或过剩。特定时期内，某一城镇的市场容量和创新承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倘若工业集聚的程度超过城镇所能负担的最大水平，各个企业将面对要素稀缺、资源挤兑的局面，阻碍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工业集聚水平与该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承载力有较大差距，使得生产要素过剩、公共资源富余、基础设施大大供过于求，也会造成浪费、低效，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创新能力指数（IN）。关于创新能力测度问题，已有研究有用专利指标（或新产品销售收入等）代理创新能力，亦有从创新投入、创新前提、创新产出、创新绩效、創新扩散、创新环境等角度建立指标体系。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扩散、创新环境四个维度构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计算创新能力指数。创新投入来自企业和政府，创新产出涉及新产品和专利两个维度，创新扩散体现了企业间的技术关联，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改造串联起了该过程，创新环境是一个区域内各创新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交互所呈现出的或有形或无形的复杂系统，主要涉及基础设施、信息化水平、金融环境等方面。

采用熵权法，根据指标变异性大小确定权重。熵权法是一种常用的客观赋权法方法，可避免人为因素带来偏差。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采取如下公式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

其中，zij为指标数据标准化后数值，Xij为原始值，Xmax为指标j原始数据中最大值，Xmin为指标j原始数据中最小值。

其次，利用熵权法公式计算各指标信息熵，确定各指标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最后，应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将各指标标准化数据及其权重合成创新能力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xi为省份i的创新能力指数，zij为标准化后的数据，wj为熵权法算出的权重。

2. 主要解释变量

（1）城镇化水平（T）。采用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所占比例测度长江经济带11省份城镇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的测度主要有计算按户籍划分的非农业人口占比和按居住地划分的城镇人口占比两种方式。前者忽略流动人口的影响，故采用后者进行城镇化水平的测度。国家统计局对城镇人口指标的解释为“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人口”，既包括城镇常住人口也包括暂住人口，符合计算要求。

（2）工业集聚程度（LQ）。采用区位熵测度长江经济带11省份工业集聚水平，它具有消除规模差异、凸显行业特征并且真实反映要素分布等优势。假设一个经济系统中包含n个地区、m个产业类型;X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或就业人数，区位熵LQ的计算公式如下：

关注长江经济带11省份工业相对于全国的集聚水平，所研究经济系统包含全国31个省份，农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4个产业类型，该式的含义是某一省份工业就业人数占当地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同全国工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全行业就业人数之比的比值。

（3）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协调度（D）。城镇化与工业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包含发展与协调两个方面。发展强调二者本身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过程;协调强调二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过程。耦合协调度能够同时刻画发展与协调水平，为计算城镇化与工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需分别构建城镇化子系统指标体系和工业集聚子系统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城镇化指数和工业集聚指数，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协调度。

首先，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经济、人口、地理、社会四个维度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具体如表2所示[25-27]。从经济维度看，城镇化是农村经济向城镇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与产业结构优化，由土地经济密度和非农产业产值占比重刻画;从人口维度看，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向城镇转移，由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刻画;从地理维度看，城镇化是人口、产业由乡村向城市转移集中的过程，中国城镇化快速扩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城市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的问题，所以在刻画地理维度城镇化发展时引入城市密度和城市人口密度;从社会维度看，城镇化是城市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城市生活组织涉及公共交通、环境、文化、卫生等方面，分别选取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和城市每千人中卫生技术人员数进行刻画。

其次，从集聚水平、集聚绩效、集聚保障三个维度构建工业集聚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工业集聚本质上是要素的集聚，在刻画集聚水平时，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密度，分别用单位建成区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单位建成区面积规模以上工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度量;工业集聚的绩效体现在产出和效率两方面，采用单位建成区面积工业增加值刻画工业集聚产出绩效，采用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刻画工业集聚效率绩效;工业发展需要投资作为保障，采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测度集聚保障。

最后，采用熵权法计算出城镇化指数Utown和工业集聚指数Uagg，作为两个子系统的贡献。最后，为评价长江经济带11省份城镇化和工业集聚耦合互动发展的协调程度，构建如下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7）中，D为城镇化和工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反映二者的整体协同效应，C为耦合度，表征城镇化与工业集聚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强弱，T为综合效益指数，反映城镇化水平和工业集聚程度。

3. 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GDP）。地方经济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代理经济发展水平。

（2）对外开放水平（FCL）。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亦会对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金额代理当地对外开放水平。

（3）政府干预程度（GOV）。政府干预对创新产生影响，采用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与城镇就业人数之比代理政府干预程度。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为探究城镇化、工业集聚及其耦合关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构建如下三个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釋变量lnIN是用熵权法测得的创新能力的对数，T是人口城镇化率，LQ是采用区位熵计算的工业专业化水平，D是城镇化与工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GDP是国内生产总值，刻画经济发展水平，FCL是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金额，刻画对外开放水平，GOV是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刻画政府干预程度。

利用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2012—2019年数据进行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2013—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工业集聚、创新能力地区差异较大，可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地区，上游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省份，中游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份，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四省份。

四、实证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工业集聚及其耦合关系对创新能力影响分析

将长江经济带11省份2012—2019年省级数据代入上述模型，表4给出了混合面板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LSDV法发现，存在个体效应，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豪斯曼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提升创新能力。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率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计提升8.066%，该回归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城镇化的内涵涉及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多个维度，从经济学上讲，城镇化是一个由于技术进步与专业化经济发展，人们离开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移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为创新发展奠定了必备的产业基础;从人口学上讲，城镇化是一个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劳动力要素;从地理学角度讲，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区位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涉及农业区甚至未开发区形成新的城镇，也涉及已有城镇向外扩展，以及城镇中经济区位向更集约、更高效结构转变，为创新发展构建了先决的土地要素;从社会学角度讲，城镇化是一个城市型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人际间血缘、亲缘关系削弱，业缘关系增强，为创新发展营造了适宜的环境与保障。

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工业专业化程度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期下降0.572%，该回归结果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当一个地区产业无序集聚或过于集中，会对创新能力带来消极作用。首先，工业人员过度集中会导致劳动要素相对资本要素过剩的局面，进而引至劳动报酬下降，降低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与创新活力。其次，地理临近性加速知识传播与技术扩散，这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可以增进企业间沟通协作，通过“干中学”提升创新能力，危害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当企业能低成本的模仿别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时，“搭便车”便成了每个企业的最优解，结果是各个企业都不愿意进行自主创新，整体创新活力降低;其二，即便企业处于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扩大收益的双重激励，具有较高的自主创新意识，将技术吸收当作本企业创新活动一项投入，而非简单的模仿，技术扩散依然存在“认知距离锁定”现象，即各企业习惯于向距离近的同一集群内的企业学习，形成相互一致又相互限制的思维定势，可能偏离了全社会最先进的领域，降低了区域创新能力。最后，企业过于集中，会导致公共资源挤兑，环境问题扩大，这都对创新存在不利影响。

城镇化与工业集聚有序发展，起到了集聚要素、营造环境、促进扩散、扩大产出的积极作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协调度提高1%，创新能力预期提升1.647%，该回归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城镇化与工业集聚的耦合发展，意味着对“有城镇无产业”和“有产业无城镇”等不协调现象的破解，意味着对政策引导型城镇化和低级产业集群等资源错配现象的规避，资源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自由流动、配置，也必将促进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城镇化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土地资源、社会保障、文化氛围等基础条件，工业集聚不是企业简单的集中，而是地理临近、相互关联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因彼此的相关性和互补性相连形成的整体，除了在产业链中有明确分工职能的企业，工业集聚的主体还应包括中间服务机构和规制管理机构，提供研究、投融资、保险、质检、监测等服务。城镇与产业相互支撑，才能带来创新能力的提升。

包含人口城镇化率、工业集聚程度以及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协调度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抑制创新能力，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则起到促进作用。

（二）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工业集聚及其耦合关系对创新能力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长江经济带横贯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协调，城镇化、工业集聚、创新能力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研究了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城镇化、工业集聚及其耦合关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长江下游地区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计提高9.086%，该回归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城镇化和工业集聚耦合关系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计提升4.715%，该回归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份，无论是城镇化水平、工业集聚水平，还是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耦合关系，或是创新能力，都明显领先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协调度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城镇化和工业集聚有序发展体现了要素的有序集聚、企业机构的有序运转、制度保障的有效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二者耦合发展是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单一发展城镇化而不注重产业支撑，或是聚焦工业集聚而无视城镇功能配套，都不能带来创新活力，无法实现创新驱动。

长江中游地区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计提高5.892%，该回归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工业专业化程度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计提高2.867%，该回归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该地区城镇化水平、工业专业化程度、耦合关系、创新能力均处于中等，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有较大差距，又略高于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工业集聚促进创新能力，与总体回归结果不一致，与工业集聚阶段和效应有关。工业集聚的现实表征即为要素的集聚与地理的临近，这意味着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共用中间商和劳动力市场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可以享受被地理临近放大的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进而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扩散、创新环境四个方面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

长江上游地区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期提高7.150%，该回归结果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工业集聚每提高1%，创新能力预期下降2.609%，该回归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效。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份，该地区城镇化水平、工业集聚程度、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创新能力均处于长江经济带较低水平。在保持耦合协调度不变的情况下，工业集聚水平的增加将带来拥挤效应，这体现在该地区劳动力要素不协调、土地资本要素稀缺、公共资源挤兑，将对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抑制创新能力，且该抑制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长江下游地区最强，上游地区次之，中游地区最弱。对外开放水平促进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创新能力提升，但对中游地区起到抑制作用。政府干预程度显著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且针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份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镇化、工业集聚、二者耦合关系影响创新能力的效應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城镇化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长江经济带整体尺度而言，城镇化发展显著推动创新;就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尺度而言，城镇化发展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促进效应最大，对长江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亦有促进作用，但都低于整体水平。城镇化通过集聚生产要素、提高人力资本以及节约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人口维度城镇化发展为创新发展提供劳动力要素，经济维度城镇化发展为创新提供产业基础，地理维度城镇化发展为创新发展提供土地空间，社会维度城镇化发展为创新发展提供环境保障。第二，工业集聚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就长江经济带整体尺度而言，工业集聚抑制创新能力提升;就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而言，工业集聚促进长江中游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对上游地区创新能力起抑制作用，对下游地区影响不显著。工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和环境效应影响创新能力，当一个地区产业无序集聚或过于集中，会对创新能力带来消极作用，主要由劳动要素过剩、柠檬市场现象、认知距离锁定、公共资源稀缺导致。第三，城镇化和工业集聚协调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提升。城镇化—工业集聚耦合关系对长江经济带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下游地区，对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影响不显著。城镇化与工业集聚有序发展，起到了集聚要素、营造环境、促进扩散、扩大产出的积极作用，分别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扩散、创新环境四个维度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需形成疏密有致、功能完善、分工协作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品质提升，进而通过促进资本集聚、以提高人力资本和节约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创新能力提高。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城镇化过程中统筹生态需要、安全需要、经济需要和文化需要，推动新型城镇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加速农业转移人口有效有序融入城市，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城市群人口承载能力;坚持城市布局规模经济效益和生态健康安全并重，促进城市分工合理化、产业协调联动化、城镇规模更优化;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土地利用机制，推动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建立健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规范推进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第二，推动工业优化升级。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应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以推动工业优化升级为重要载体，通过规模效应、溢出效应、环境效应促进创新能力提高。坚持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一方面应加快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应推动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工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为达成这一目标，应加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力度，为技术研发、转化等提供平台、法律、管理、贸易等咨询和服务;支持领军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产学研合作，培育一批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制造业创新中心;聚集优势资源，推进区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加强产业招商指导，在推进产业演进升级中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第三，促进城镇化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协调发展。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均以资源和人口等要素的空间集聚为具体表现，为提升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应以产业集聚作为推动城镇化的内在机制，以城镇化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使得二者相互作用，以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协调发展为有效途径，集聚创新要素，促进创新扩散，营造创新环境，提高创新产出，共同提升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同步发展，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提供发展空间。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应促进市场引导下的要素自由流动，解除户籍限制，降低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助于资源流向最能创造价值的地方，避免“有城镇无产业”和“有产业无城镇”等发展不协调问题，从而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应减少政府干预，让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提高整体效率;另一方面，需要促进产业发展，以产业促进城镇化进程而非政府引导。积极引入符合由当地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完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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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母爱英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Innovation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u Chuanqing1，2，3， Zhang Shining2，3

（1.China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lann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3. Center for Reg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As China embarks on a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uses statistical data from 11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2 to 2019， and uses a fixed-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ir coupling relationships on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and i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an help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hil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inhibiting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watershed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apacity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e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romote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Key words：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