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华

曾国藩素以清廉著称，但也有过放手收钱的时候，且在他的日记中有旧账可查。

道光十八年（1838）三月，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并中试，随后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喜庆中在京城盘桓一段后，经过长途跋涉在年底回到家乡。十几年寒窗苦读之后，新科进士衣锦还乡，终于开启了春风得意的好日子。也是从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一起，曾国藩有了记日记的习惯。在这一年，曾国藩以湘乡黄金堂为中心，对周边大约二百里方圆开展了游览和访问。集中的出游有三次：第一次，从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三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二日;第三次，七月二十二日到十月四日。十一月初即离家进京，全年在家停留的日子不超过四个月。曾国藩的足迹到达大半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湘潭、娄底、邵阳三市城区，以及湘乡市、双峰县、湘潭县、衡阳县、常宁市、宁乡市、耒阳市、永兴县、新化县、涟源市、邵东市、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武冈市等十几个县市。收钱也大致发生在以上范围内，钱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宗族贺礼。曾氏在湘不是大姓，在不少地方面临挤压，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正好借机扬眉吐气。所以，曾国藩高中进士不仅是小家庭的喜事，更是整个曾氏家族的大喜事。新科进士出行，“肩舆十人”，还有仆从一两人，威风和架子摆出来了，宗族也正需要这种效果。一路上，曾国藩提前派人送信告知行程，各地族人也派人迎送，气氛十分隆重。每处曾氏宗祠是必到之地，在那里题字、写对联、挂匾，宴请地方官员和社会上层。耒阳县石湾曾氏公寓租给伍姓人开店，伍姓人意图霸占，曾氏于是修屏门挂匾以宣示主权，结果伍姓人打碎屏门，双方发生互殴。落了下风的石湾曾氏请曾国藩去现场挂匾，并请他写信托耒阳县令宋凤翔干预。新科进士挂上的匾，伍姓人果然不敢打碎。有时应邀为家境优厚的宗亲写对联、题扇和陪宴等，还有商议兴修族谱、慰问在外地经营的湘乡商家等事项，宴请、唱剧招待十分隆重。当然，这一切并非是无偿的，曾氏宗族要送公礼，有关人士要送私礼。例如当年六月七日日记：“石湾宗忍斋使侄谦六、长子贞垣将公私礼钱面交。”曾国藩父亲曾经将儿子中进士的喜讯送到衡阳县松陂曾氏宗祠，宗祠说好要去曾家送贺礼，后却食言，这次曾国藩来了又说要等到八月份再送，曾国藩闻言顿时大怒：“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第三天，松陂宗祠请人来说情，并“送押钱陆拾肆千”。

二是地方官员馈赠。曾国藩每到一地都拜访地方官员，一方面出于礼节需要，一方面为便于维护宗族利益，先后拜访了耒阳县令宋凤翔、衡阳县令沈春江、永兴县令邹扬芳、衡州观察费鹤江、武冈州刺史杨梓田、新化知县胡廷槐、湘乡县令严丽生，品级较低的有永兴县广文曾雨村、湘乡县永丰分司吴咏斯等，还有未记载姓名的宝庆营军官。参加宴请是常态，对那些文学造诣较高的官员，曾国藩还以诗文酬唱提升了交往层次，如在耒阳县城就创作了《题宋于亭〈洞箫词〉后》词二首。宋于庭即耒阳县令宋凤翔，他和曾国藩书信来往、欢宴多次，甚至将珍藏的陈圆圆小像拿出来一起欣赏。年方二十八岁的新科进士、天子门生前途不可限量，尤其让那些并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地方官肃然起敬，非常愿意结交，照例宴请并馈赠银钱。当年十月五日日记：“衡阳县大令沈明府送书来，言费鹤江都转有程仪银送余，存伊处，伊亦自有所赠，要余着人去取。”从此曾家融入地方官绅群体，因之而来的不仅仅是银钱，曾国藩四妹由朱尧阶做媒，许配给百卅里之外的朱凤台之子，并当月隆重举行婚礼，这在以前曾家是不敢想象的。

三是诉讼等地方事项。朱尧阶是曾国藩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正月初三来曾家后连夜长谈至天明，数日后屡次约请曾国藩去邻近的梓门桥，一起典当朱良二的田。曾国藩原来不愿意，经不住劝诱终于参与。事成之日，曾国藩让仆从送钱三十千回家，其中可能有此事的酬劳。两天后，原承佃的农民彭简贤反悔，强悍不服，曾国藩出面将其带至永丰分司处以法禁。也许担心此事不妥，二十几日后，曾国藩还写信给朱尧阶询问，收到“梓门桥事已清”的回信才放下心来。朱尧阶又托曾国藩到县衙告状，曾国藩认为县试正进行需要回避;族人曾光文因坟山纠纷拟兴诉讼，先咨询曾国藩的意见;耒阳县石湾曾氏公寓案，曾国藩两次向县令宋凤翔请托;写信给郴州书住首班臣，估计都是同类事项。这是碍于人情，或者为了家族利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疑掺杂了利益因素。

四是文字和知识酬劳。作为科举的显著成功者，曾国藩的文字、书法乃至经验达到了定价的条件。他题写牌匾、对联、扇面都能收到润笔费，尤其是寿序、寿文、寿屏、跋等价格较高。宁乡县曾仙舫提前送银二十两，请为其母作寿序;衡阳县唐赓求为其父作五十寿文;湘乡县蒋干甫求为其藏书楼题“慎习楼”并作跋;衡阳县唐诩庭请曾国藩上门写寿屏，连住五天;衡阳县黄蓉浦六十大寿，转折托人求写树德堂跋;在耒阳县曾益能叔侄家写对联、屏幅，“馈赠甚腆”;在邵东县牛克祖曾家，应邀作《慈荫亭记》，褒扬族人母亲之美德。从第一件寿序润笔二十两银子来推测，总收入应该不菲。不少书生备了银钱和礼物来投曾国藩门下。“永兴城外曾传裕之子纪诗执贽来谒，愿依门墙”。曾谦六、曾贞垣兄弟呈上礼金之后，曾国藩“将按日功课读书要径写与贞垣，约二千言，甚详明”，四个月以后曾国藩还在日记里回忆，“情甚投洽，又见丰赠”，礼金数目一定不小。龚云亭、龚紫岩兄弟派专人到曾家，送去书信、诗作和四千贺礼钱，为了求教和交流。

在游访途中，曾国藩三次派仆从送钱回家，两次到钱庄将铜钱换成银两，两次“详人情数目”，就是计算礼金。铜钱笨重而难以携带，曾经一次将四十八挂（千）钱寄存在母舅家，又一次“余钱三百余挂托宝泉带去同换”。统计起来，有数目的铜钱超过四百五十挂（千）、银两二十两，还有二十余处收钱未记数目。按照一挂（千）铜钱约一两银子折算，保守估计曾国藩收银超过一千两。曾国藩收钱也是家庭经济情况所迫，前两次进京开支不菲，还算殷实的曾家已经无力承担，中进士后依然为进京费用发愁。这次收钱收礼后，进京的费用有了着落，还能余下部分到京城后开支，让曾国藩感受了地位直线提升的喜悦。一路题字作文，对自己的诗文和书法也感觉良好，“字学柳诚悬，参以王大令、董香光笔意，结构甚紧，笔下飒爽雅健，甚自许也”。这种自我评价是此前和以后都没有的，明显是和喜悦的心境密切相关。

然而，这种喜悦的感觉维持很短暂，曾国藩很快就后悔了。道光二十七年，已经是九年以后，曾国藩给三位弟弟写信，依然郑重提起这一经历：“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便益，断不愿我占人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当地方言“把戏”意为“骗人的花招”，如此定性当年游访收钱行为，可见悔恨之深。进而反复叮嘱三位弟弟，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

曾国藩回家之后至记日记之前，也收了部分近亲属的贺礼钱，后来在家书中提到数例。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被派为四川乡试主考，收到一千两银子，这是第一次有余钱寄回家，以六百两为家中还债及零用之费，以四百两为馈赠戚族之费。两位弟弟却认为，自家欠账未清却要周济戚族，此举“糊涂”。曾国藩都一一解释说服，历数戚族之穷苦可悯，尤其对曾经送钱祝贺者念念不忘，例如：“丹阁戊戌年曾以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亦可怜也。”

多年以后，真有当年送钱或宴请的人来找曾国藩，或者介绍亲友来找，都是有事相求。曾国藩创办湘军后，宗亲曾谦六联系煤炭供应军需，不过退货或者欠钱等都公事公办。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耒阳县令宋凤翔介绍其侄儿前去拜访;乡亲沈霭亭带着其外甥王君找到两江总督府，希望给每人安排一个职位，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出了自己的难处：“王君则无可录用;霭亭则同来，此又不能不位置也。”無论事情办不办得成，曾国藩都抽出时间见面交谈、留饭，或者离开时略有馈赠，表示不忘故交。

曾国藩当年收钱，除了第三种来源稍有不妥，需要看具体情况分析以外，其他完全符合当时社会规则，属于合法行为或者正当劳动所得。虽然离他后来“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的原则有很大差距，但已经难能可贵了。在日记中留下这一本收钱的旧账，明明白白记载，也未有毁改“证据”意图，更是坦坦荡荡了。曾国藩因使用法禁对付强悍不服的佃农而心怀不安，收钱之际叹息族人“村鄙可怜”，都是心有良知的表现。所以，收钱而能悔改无损曾国藩的人格，反而说明圣贤也是长期自我修炼才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