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建刚

针对程映虹“试图消解‘瓦尔登湖的神话”(《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五期)的观点，何怀宏先生写了《事关梭罗》(《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一文，用较为翔实的材料为梭罗作了亲切的辩护。读了这两篇文章以及另两篇受程文启发而对梭罗及《瓦尔登湖》产生幻灭感的短文(见《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后，我却想到了一个事关人性的问题。

我是在读了何先生的《梭罗和他的湖》(《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后，才知道一百多年前在美国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梭罗和一本迷人的《瓦尔登湖》。但那时梭罗的形象于我只是雾中看花。过了六年，我终于从上海邮购了一本徐迟先生译的《瓦尔登湖》，这才一睹了梭罗的风采。读完这本书，梭罗的形象变得真切了。我想，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忘了他的。

那么，梭罗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了我呢？如果梭罗是一个“神”(或“真隐”)，瓦尔登湖是一个“神话”，我是绝不愿多看一眼的。梭罗吸引我的恰恰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一个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着的、活生生的人，一个极具个性魅力，而心灵如此丰富的人。这是一个多么敏细而深情、平常而高尚的人啊！

然而，读了程映虹的《瓦尔登湖的神话》，看到了一个瓦尔登湖以外的梭罗后，我并不觉得梭罗是一个“虚伪的矫揉造作的该死的混蛋”，梭罗在我心中也不像“易碎的石膏体一样坍塌了”，倒是梭罗更像一个“人”活在了我的心中。我甚至觉得何先生的辩护也显得有点多余。我爱梭罗，崇敬梭罗，如同我心目中的任何一位伟人一样，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将他(他们)作为一个“神”(或偶像)供奉于心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