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峰 韩永飞

【摘要】基于企业创新质量视角考察垄断产生的经济后果， 能够为国家反垄断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以2008 ～ 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检验垄断对企业高质量和低质量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 垄断对企业高质量和低质量创新的影响， 主要体现为抑制作用;垄断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长期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 而对低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熟期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 组织冗余在垄断对低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而在垄断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中未能发挥中介效应。

【关键词】垄断;创新质量;抑制;异质性;组织冗余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17-0098-9

一、引言

继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后，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于2017年联合发布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 2020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又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

世界各国也围绕自身垄断情况开展了反垄断司法实践， 美国于1890年颁布了《谢尔曼法》， 随后颁布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克莱顿法》对其进行了补充; 俄罗斯于1990年颁布了《保护商品市场竞争和限制垄断活动法》， 随后颁布的《反自然垄断法》对其做了一系列补充; 1994年， 巴西政府正式颁布新的《反垄断法》。

与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实施的时间相比， 我国实施相对较晚，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 国有企业具有行政垄断性质， 直至改革开放， 才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 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相较于其他国家尚存不足之处， 仍需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并辅之以相关理论指导， 进而助力我国反垄断法律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出发点。

目前， 国家层面极其重视创新质量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以此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作为2020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的国际质量创新暨中外企业家论坛， 也围绕“质量创新与创新质量”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然而， 现有研究指出， 垄断会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1] ： 一种说法是“逃离竞争效应”， 即竞争条件下企业可能会增加创新投入以逃离激烈的竞争环境[2-4] ， 垄断则会削弱企业通过竞争逃避创新的动力， 即垄断抑制企业创新; 另一种说法是“熊彼特效应”， 即垄断利润能维持企业创新投入， 促进企业创新[2，3，5，6] 。 就我国企业而言， 究竟何种效应发挥主导作用？ 自2015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来， 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垄断对创新的影响作用是否也随之改变？ 现有文献尚未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基于此， 本文以我国2008 ～ 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 检验垄断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 同时， 引入企业生命周期、行业特征和地区差异检验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并引入组织冗余检验其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 本文存在以下两点边际贡献： ①基于管理视角验证垄断对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 为当前我国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②通过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检验以及垄断对创新质量影响的机制检验， 为制定差异化反垄断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

垄断可区分为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 两者均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7-9] 。 现有文献指出， 行政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资源错配， 进而降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10] ， 并且可能会诱发市场非整合状态[11] ， 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 地区性行政垄断通过其主导的非经济力量干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使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在要素市场上发挥作用， 严重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 阻碍统一大市场形成[9，11] ; 另一方面， 地区性行政垄断是地方政府机构运用自己掌控的公共权力对外来竞争的限制和排斥， 保持对本地市场的排他性独占， 最终将造成市场分割， 即市场非整合状态[11] 。

对于经济垄断来说， 竞争可能不利于企业创新， 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抑制了企业利润水平， 只有拥有一定的垄断利润才能保证研发投入的持续性， 这种状态下表现为垄断促进了企业创新， 即“熊彼特效應”[2，3，5，6] ; 也有学者指出， 垄断不利于企业创新， 因为在竞争条件下企业容易多方向创新、累计创新， 从而形成“逃离竞争效应”[2-4] 。 有学者针对银行业的研究发现， 银行业竞争在整体层面上促进企业创新， 同时也促进更多高效率企业进入创新部门， 更多高效率企业增加企业创新投入， 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更加显著[12] 。

同时也有文献指出垄断与创新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变化， 两者关系是动态的[1] 。 众多学者也围绕《反垄断法》颁布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 认为《反垄断法》的实施为打破企业垄断、进一步优化市场配置提供了法律支撑。 《反垄断法》实施能够在降低各地区行政垄断程度的同时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规模， 尤其是低效率投资， 并且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结构调整， 降低了产业同质化水平[8] 。 另外， 《反垄断法》实施对高垄断程度公司债务融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其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显著减少， 债务成本显著提高[13]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垄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不统一， 导致我国反垄断司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撑。 但是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部分行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垄断， 迫切要求加强反垄断建设。 为此， 本文通过对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沪深A股上市公司垄断与企业创新关系的检验， 并结合异质性检验与机制检验， 为中国反垄断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和差异化反垄断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三、研究假设

传统微观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既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 也不存在完全垄断市场， 而是界于两者之间， 即垄断竞争市场[14] ， 我国的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垄断包括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 其中行政垄断主要由管理部门权力过大引发的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形成， 经济垄断主要在竞争市场条件下自然形成[13，14] 。 当前针对行政垄断的研究较为广泛， 本文主要考察经济垄断（以下“垄断”皆指经济垄断）对企业创新（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的影响。

（一）垄断抑制企业创新质量

垄断可能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体制僵化导致创新动力不足。 价值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管理模式， 而这种管理模式是企业成功的根本， 但这种模式也限制了企业对创新产品的研发。 因为大企业成功管理模式下要想维持在创立早期的高利润率， 必须依据客户需求进行生产， 牢牢抓住客户需求， 而大部分客户在不了解新产品功能的前提下往往倾向于使用老产品， 因而导致大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提升创新质量， 甚至会将创新资金用于继续扩大规模。 这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 还会抑制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小企业则由于大企业对资源的掌控而无法有效获取创新所需资金， 限制了企业创新投入， 进而会抑制企业创新质量提升[15] 。

2. 垄断程度的提高抑制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 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愿意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技术创新活动中， 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高。 而在垄断背景下， 新进入企业很难与行业中的垄断企业相抗衡， 这些企业通过研发创新难以撼动大企业地位， 因此垄断行业在无外力干预情况下宛如“一潭死水”; 而在竞争条件下， 企业进入与退出相对容易， 为了避免被市场淘汰， 企业会想办法进行创新以逃离竞争， 并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质量[1] ， 以求在市场中长久生存或者进一步寻找新的市场并逐步成长为新市场垄断企业， 即“逃离竞争效应”[2-4] 。

3. 关键资源的排他性垄断导致企业管理者产生惰性。 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面对的资源获取压力较小， 通过较少的投入就能取得较大的回报， 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惰性， 导致其不愿将资金用于风险型创新投资， 因而会对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产生消极影响; 处于非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获取类似于垄断企业的高额回报， 更愿意进入这些垄断行业， 但由于关键资源不足， 导致非垄断企业创新策略不连续以及人才流失， 创新质量难以提升[6] 。

综上所述， 垄断导致资源配置不均， 且会对创新质量产生负外部性。 同时价值网络理论认为高质量创新与低质量创新在企业内部是同时推进的， 因此垄断会同时抑制企业的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本文假设1：

假设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垄断能够抑制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

（二）垄断促进企业创新质量

垄断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创新产生的垄断租金是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重要激励[6，16] 。 垄断背景下存在着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企业， 这些企业往往会通过垄断地位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并作为价格决定者操纵整个市场进而攫取大量利润， 占据着该行业各种优势资源， 这些优势资源的存在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随着创新投入的增加， 企业创新质量自然会得到提高， 即“熊彼特效应”[2，3，5] 。 而对未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小企业）来说， 其销售网络并不如垄断企业发达， 因此其广告投入所带来的收益较少， 若想通过价格战获取市场这种策略显然缺乏理性。 事实上， 价格战这种行为往往会引起垄断企业反扑， 因为垄断企业具有成本上的优势， 能够不断降低价格， 而小企业则可能因为垄断企业的降价行为而濒临破产。 因此， 小企业在垄断情况下获取市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质量[1] ， 以此吸引当前的小众市场消费者。

2. 垄断行业往往会有进入限制， 即对其他厂商存在着进入壁垒[14] 。 垄断竞争市场下垄断者也存在潜在竞争者， 为了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 垄断企业会通过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威慑新的竞争者， 阻止新竞争者进入; 新进入者为了与垄断企业竞争以尽可能获取利润， 也会提升创新质量[1] 。

3. 排他性垄断创新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垄断企业为了防止競争对手通过创新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也会进行大量的创新投入， 促进自身创新质量提升， 即排他性垄断创新。 国家层面也会对这种排他性垄断创新予以保护， 因为这能够激励企业更积极地进行创新[6] 。

另外， 根据价值网络理论， 垄断会同时影响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本文假设2：

假设2：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垄断能够促进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考虑到2008年1月1日《反垄断法》实施对垄断程度的冲击， 本文选取2008 ～ 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 根据以下条件对样本进行筛选： ①剔除主并企业为金融行业的样本; ②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 ③剔除当年度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 ④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台湾地区上市企业财务数据难以获得， 本文也剔除了主并企业为以上三个地区的样本。

本文主要财务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部分缺失数据源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企业年报以及手工整理等， 同时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 15.0。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创新质量。 关于创新质量，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专利授权进行度量。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来衡量， 而外观专利由于对创新贡献力度不大[17，18] ， 因此本文未予选取 。 同时发明专利的创新质量明显高于实用新型专利[19] ， 再加上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包括高质量创新活动和低质量创新活动且两者是平行推进的[15] ， 因此本文采用并购后一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高质量创新（Invent）， 采用并购后一年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低质量创新（Utility）。

2. 解释变量： 垄断（Mon）。 垄断通常用赫芬达尔指数和行业集中度指数进行衡量， 本文采用广泛应用的赫芬达尔指数[20] ， 行业分类参照2012年证监会行业分类。 为了尽量减小回归误差， 本文采用的是不包括退市企業的三位行业代码分类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 本文选取研发强度（R&D）、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负债率（Lev）、地区人均GDP（Pgdp）和总资产周转率（Tur）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对年份固定效应（Year）和个体固定效应（Id）进行了控制[3] 。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垄断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Invent/Utilityi，t=α0+α1Monj，t+Controls+θi，t

（1）

其中， i代表年份， t代表企业， j代表企业所处的行业， θ代表模型的随机干扰项。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垄断的中位数0.089小于均值0.137， 说明我国大部分企业所在行业垄断并不严重 ， 但最大值达到0.897， 说明极少数行业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 高质量创新中位数0.693小于平均值1.199， 低质量创新中位数0小于平均值1.051， 说明大部分企业高质量创新与低质量创新均不足。

（二）主要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主回归检验结果， 其中模型1和模型3是在未控制时间趋势变量下的检验结果。 在控制时间趋势的情况下， 从模型2可以看出， 垄断与高质量创新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系数为-0.180）， 说明垄断抑制了企业高质量创新; 从模型4可以看出， 垄断与低质量创新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系数为-0.148）， 说明垄断抑制了企业低质量创新， 从而验证了本文假设1。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即安慰剂检验、负二项回归和滞后一期回归。

1. 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常用于检验非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为了排除非观测因素的影响， 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 将垄断在样本内进行随机匹配， 从而形成垄断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新配对。 然后对配对后结果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如果是其他与垄断相关但未被观测到的因素影响企业创新质量， 而不是由于垄断本身影响创新质量， 则重新回归后的结果应该是显著的; 反之则可能不显著。 表4显示， 重新回归后垄断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负二项回归。 考虑到本文被解释变量创新质量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 其中包含大量0值， 而负二项回归适用于被解释变量存在大量0值的情况， 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重新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结果仍然支持本文假设1，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3. 滞后一期。 考虑到创新质量提升可能存在滞后效应， 本文将垄断滞后一期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结果仍支持本文假设1， 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六、进一步研究

（一）异质性检验

1. 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是具有生命特性的一种组织， 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 各个方面也会展现出不一样的特征， 其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也会存在差别[21] 。 现有文献已经证实新生企业或者年轻企业受益于雅格尔外部经济， 而随着企业成熟而逐渐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22] ; 同时， 成熟期企业创新受到的税收激励也与其他企业存在差异[23] 。 因此， 垄断在不同生命周期下可能会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 为系统研究这种影响， 本文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划分， 即依据企业的现金流量将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23] 并对其进行检验。 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依据见表5。

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 成长期企业垄断与高质量创新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系数为-0.236）， 与低质量创新不相关， 说明垄断抑制了成长期企业的高质量创新; 成熟期垄断与低质量创新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系数为-0.377）， 与高质量创新不相关， 说明垄断抑制了成熟期企业的低质量创新; 衰退期垄断与高、低质量创新均不显著相关， 表明垄断不会影响衰退期企业的创新质量提升。

在成长期，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大， 资本性支出较多。 在内源性融资方面， 大多数企业在成长期要与其他企业竞争， 再加上市场认可度较低， 很难有充足的利润维持企业创新; 在外源融资方面， 由于难以得到市场认可， 信贷投资者很难给予企业大量资金， 从而限制了企业融资。 同时由于成长期企业要大量购建厂房和设备并且迅速投入生产， 但是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 还夹杂着各种维护费用以及前期广告宣传支出， 因此企业资本支出压力较大。 另外， 由于企业在成长期对消费者需求不能有效掌控、研发经验缺乏等， 其创新失败率要远远高于成熟期企业， 企业就更有可能采取保守的策略进行创新[23] ， 而低质量创新就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成熟期企业来说， 融资约束已得到缓解， 资本支出也相对减少。 成熟期企业整体经营结构已经建立且相对完善， 经营模式变得成熟， 銷售网络也比较发达， 并能够从销售中获取利润; 长期的运营使得企业逐步得到信贷投资者的信任， 外源性融资也进一步增加。 同时，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提高， 其广告费用逐步下降进而导致整体资本支出下降， 这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来源。 而成长期的创新失败为企业积累了充足的经验， 为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成熟期企业有可能增加对高质量创新的投入[23] 。

在企业进入衰退期后， 销售额开始减少、市场份额与利润呈现下滑趋势。 由于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财务状况恶化、筹资相对困难， 企业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从内部结构上看， 衰退期企业往往存在制度僵化、组织冗余、创新意识不足等问题[24] ， 这可能使企业变得保守， 往往仅在原有技术和产品的基础上“小修小补”， 不愿意在创新上进行较多投入。 在创新能力上， 衰退期企业往往具有生产设备陈旧、技术老化、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等特征， 这容易导致核心人才流失， 研发成果转化率较低。 在技术发展迅猛、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衰退期企业也缺乏资金对原有技术进行大规模升级， 与前沿技术日渐脱节， 但是创新惯性使得整体对高质量创新与低质量创新无明显影响[23] 。

结合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 垄断使得成长期企业严重缺乏资金， 企业被迫放弃更多高质量创新， 因此垄断会显著抑制成长期企业的高质量创新; 成熟期企业为了与其他企业竞争， 甚至作为行业中的垄断企业， 被迫集中于高质量创新、放弃低质量创新， 因此垄断会显著抑制成长期企业的低质量创新; 衰退期企业本身创新不足， 因此垄断也就不会对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产生显著影响。

2. 行业特征。 本文推断： 高科技行业企业的发展动力更强劲， 创新质量也相较于传统行业更高[22] ， 受到垄断的影响也更大。 为了验证这种影响是否存在， 本文依据《2017年高科技产业（制造业）分类》， 将其与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进行一一对应， 并结合行业特征将其划分为高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 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7。

表7显示， 高科技行业的垄断与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负相关（系数分别为-0.370和-0.520）， 说明垄断抑制了高质量创新与低质量创新; 传统行业则不相关。 这说明高科技行业创新质量更易受到垄断影响。

3. 地区差异。 现有文献指出， 东部地区创新水平最高， 其次是中部， 最后是西部， 呈现出梯度性特征。 这也是东中西三个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25] ， 从这一点来看东中西地区的垄断可能也会对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产生差异化影响。 为了验证这种影响是否存在， 本文将样本按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分组， 以检验不同地区垄断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8。

由表8可知， 东部地区垄断与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不相关， 说明东部地区的垄断对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无明显影响; 中部地区垄断与低质量创新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 与高质量创新不相关， 表明中部地区垄断会抑制企业低质量创新， 对高质量创新影响不明显; 西部地区垄断与高质量创新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 与低质量创新不相关，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垄断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创新， 对低质量创新影响不明显。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 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也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特征， 即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25] 。 东部地区经济、政治环境相对较好， 市场化水平较高， 有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培育， 因此其竞争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也更加激烈; 再加上东部地区法治建设相对完善， 企业进出某个行业相对容易， 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也为企业带来了大量的创新投入[25] ， 其促使创新质量提升的同时也使得垄断企业难以发挥其垄断优势， 因而整体上东部地区垄断难以有效影响创新。 另外， 创新存在着空间转移特征， 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由东部转移到中部再转移到西部的特征， 因此中部受到东部影响较大， 其高质量创新也相对西部更容易， 整体上垄断就会对低质量创新产生影响。 西部位于我国创新转移路线的末端， 其创新体系相对不成熟， 高质量创新很难产出， 资源匮乏的地理环境也使得非垄断企业有较少资源去进行高质量创新， 而垄断企业在创新上表现的不作为使得低质量创新产出较多， 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的垄断抑制了高质量创新。

（二）机制检验

关于垄断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关键路径之一是企业资源， 而企业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组织冗余[26] 。 一方面， 垄断容易导致管理层不作为， 而现有观点认为组织冗余是管理层不作为的产物[26] ， 因而垄断可能会加剧企业的组织冗余; 另一方面， 现有文献已经证实组织冗余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可能存在着正向、负向与“倒U”型三种[26，27] 。 基于此， 本文认为垄断能够通过组织冗余影响企业创新质量， 即组织冗余能够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但是现有文献并没有针对该效应展开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模型（1）设定模型（2）和模型（3）来系统验证该效应的存在性， 具体模型如下：

Slacki，t=β0+β1Monj，t+Controls+μi，t  （2）

Invent/Utilityi，t=γ0+γ1Monj，t+γ2Slacki，t+

Controls+ρi，t        （3）

其中， Slack代表组织冗余， μ和ρ分别代表模型（2）和模型（3）的随机干扰项。 本文采用财务指标的方法衡量组织冗余， 共分为三种： ①可利用冗余， 采用速动比率来衡量; ②潜在冗余， 采用所有者权益与负债比率衡量; ③可恢复冗余， 采用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率衡量， 并采用三者的平均值衡量总体组织冗余[28] 。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9。

由表9可知， 垄断与组织冗余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系数为0.314）， 说明垄断促进企业组织冗余的增加。 在考虑到垄断与组织冗余同时存在情况下， 垄断与高质量创新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系数为-0.179）， 组织冗余与高质量创新不相关; 组织冗余与低质量创新在1%水平上负相关（系数为-0.019）， 垄断与低质量创新不相关。 上述结果说明， 组织冗余在垄断与高质量创新之间无中介效应， 在垄断与低质量创新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组织冗余是管理层低效率背景下的产物， 尤其是处于行业垄断情况下， 管理层存在着更加严重的享乐主义思想和不作为现象， 因而整体上组织冗余会增加; 而高质量创新需要花费管理层较大精力， 在处于行业垄断的情况下， 企业会更多地进行低质量创新， 因而组织冗余在垄断与高质量创新之间无中介效应， 在垄断与低质量创新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七、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垄断对企业生存以及经营具有重要影响， 作为企业重要发展动力的创新理所当然地也会受到其影响。 本文以2008 ～ 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垄断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 ①垄断会同时抑制企业高质量和低质量创新。 ②成长期企业高质量创新会受到垄断的抑制作用影响， 成熟期企业低质量创新会受到垄断抑制作用影响， 衰退期企业创新则不会受到垄断影响; 高科技行业企业高、低质量创新均会受到垄断抑制作用影响， 传统行业则不会; 东部地区高、低质量创新不会受到垄断的影响， 中部地区低质量创新会受到垄断抑制作用影响， 西部地区高质量创新则会受到垄断抑制作用影响。 ③组织冗余在垄断与高质量创新之间无中介效应， 在垄断与低质量创新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二）启示

我国于2008年正式实施《反垄断法》， 已连续对几个公司实施垄断处罚， 例如2013年对贵州省茅台、四川省五粮液和2017年对一汽—大众的处罚。 虽然对这些公司的处罚力度较大， 但学术界关于垄断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却相对较少。 本文证实了垄断对创新质量产生的消极影响， 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同时也可为《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和完善提供有益借鑒。

就政府和企业而言， 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反垄断： ①要加强我国反垄断法治建设， 为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提供良好环境; ②针对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制定差异化战略， 通过充分竞争激发我国市场经济的活力; ③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 在不断提高我国市场化水平的同时加大对垄断的打击力度， 充分发挥企业活力。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Marshall G.， Parra ?.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role of the product market[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19（65）：221 ～ 247.

[2] 张杰，郑文平，翟福昕.竞争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情景的新检验[ J].中国工业经济，2014（11）：56 ～ 68.

[3] 康志勇，刘馨. 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 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0（6）：66 ～ 77.

[4] Dinopoulos E.， Syropoulos C.. Rent protection as a barrier to innovation and growth[ J].Economic Theory，2007（2）：309 ～ 332.

[5] 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J].Econometrica，1992（2）：323 ～ 351.

[6] Gross D. P.. Creativity under fire：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on creative production[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20（3）：583 ～ 599.

[7] Akdogu E.， Mackay P..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on[ 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8（2）：299 ～ 330.

[8] 王彦超，蒋亚含.竞争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J].经济研究，2020（8）：137 ～ 152.

[9] 张卫国，任燕燕，花小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基于转型期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J].经济研究，2011（8）：26 ～ 37.

[10] Harberger A. C.. Monopol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2）：77 ～ 87.

[11] 刘志强，白雪飞.地区性行政垄断、城市化水平与企业出口：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经验检验[ J].世界经济研究，2019（10）：89 ～ 98.

[12] 戴静，杨筝，刘贯春等.银行业竞争、创新资源配置和企业创新产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J].金融研究，2020（2）：51 ～ 70.

[13] 王彦超，郭小敏，余应敏.反垄断与债务市场竞争中性[ J].会计研究，2020（7）：144 ～ 166.

[14] Dhingra S.， Morrow J..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under firm heterogeneity[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9（1）：196 ～ 232.

[15] Christensen C. M..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1 ～ 256.

[16] 陈强远，钱学锋，李敬子.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價之谜[ J].经济研究，2016（3）：110 ～ 122.

[17] Boeing P..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 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J].Research Policy，2016（9）：1774 ～ 1789.

[18] 胡江峰，黄庆华，潘欣欣.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2）：49 ～ 59.

[19] Hu A. G. Z.， Zhang P.， Zhao L. China as number one？ Evidence from China's most recent patenting surge[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7（124）：107 ～ 119.

[20] 方明月，孙鲲鹏.国企混合所有制能治疗僵尸企业吗？—— 一个混合所有制类啄序逻辑[J]. 金融研究，2019（1）：91 ～ 110.

[21] Miller D.， Friesen P. H..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corporate life cycle[ J].Management Science，1984（10）：1161 ～ 1183.

[22] 董晓芳，袁燕.企业创新、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 J].经济学（季刊），2014（2）：767 ～ 792.

[23] 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J].经济研究，2020（6）：105 ～ 121.

[24] 李云鹤，李湛，唐松莲.企业生命周期、公司治理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 J].南开管理评论，2011（3）：110 ～ 121.

[25] 樊杰，刘汉初.“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驱动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影响与适应[ J].经济地理，2016（1）：1 ～ 9.

[26] Bourgeois L. J.. On 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1（1）：29 ～ 39.

[27] Gulati N. N. R.. Is slack good or bad for innov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5）：1245 ～ 1264.

[28] 孟猛猛，陶秋燕，雷家骕.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3）：27 ～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