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广达 王琪

【摘要】首先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切入， 分别分析“资源—资产”“资产—资本”的演化动因和路径。 在“资源—资产”的演化过程中， 政府在促进产权形成的同时又监督产权交易市场， 市场则从供需平衡、资产定价及交易规则、信息披露等方面完善产权交易市场。 在“资产—资本”的演化过程中， 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一方面促进了多元产品的形成、保障了市场的有效运行， 另一方面实现了多元融资、扩大了生态市场。 如此， 最终形成的生态服务就能够根据自身不同属性， 采取不同手段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营。 基于此， 以福建省南平市“水生态银行”为例， 验证生态资源资本化会带来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价值的增值。

【关键词】生态资源;生态资产;资本化;演化动因;演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17-0025-8

一、引言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关系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 与此同时， 将生态资源作为“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一新型资源管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1] 。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以来， 我国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并在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 2021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 可见， 生态资源资本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生态资源与自然资源既相互联系， 又有各自的内涵特征。 两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等同， 但从生态意义上讲， 生态资源比自然资源涵括更多的内容， 包括提供生态产品或服务的自然资源以及各自然资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等[2] 。 本文中的生态资源涵括自然资源。 生态资产是基于企业会计的角度， 指由过去的、与环境有关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由国家或集体所有、个人或企业管理、使用或控制， 可以用货币计量的， 且未来会给权益主体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生态资源[3] 。 生态资源的资本化， 即“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不断演化过程， 通过认识、开发、投资、运营生态资源， 最终在生态市场中实现生态产品或服务价值增值与保值的过程， 是环境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交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从理论上来看， “生态资源资本化”这一新型资源管理理论的提出， 一方面打破了早期狭隘的自然资本理论， 例如著名的西蒙·库兹涅茨（S. S. Kuznets）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不存在任何关系， 资源的枯竭对国家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拓宽了原有的自然资本的定义， 并在自然资本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资本”概念。 从应用意义上来看， 通过“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不断演化， 有效规避了资源诅咒现象并缓解了生态资源外部性问题， 既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又体现了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 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 最终实现生态资源服务价值市场化。

二、文献回顾

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最初提出是为了解决国家债务问题， Vogt[4] 认为自然资源与国家偿债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资源的枯竭必然会导致国家偿债能力降低。 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愈发重视， 生态资本这一话题引起了众多的讨论。 近年来， 不少学者对生态资源资本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主要是生态资源资本化的主体构成、生态资本的运营方法及生态资源的价值评估。

（一）生态资源资本化的主体构成

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过程离不开各个主体、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作用。 其中， 政府通常起着引导作用，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文件， 从宏观层面引导各相关主体， 打造良好的资本化环境。 社会公众也积极参与并监督市场行为， 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生态市场。 生态专家、科学技术等因素的投入， 使生态资源更好地达到增值保值的目的。 例如： 高志英[5] 认为政府要在资本化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资源税的相关政策以及排污权交易市场， 实现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资本化。 李强[6] 以江西抚州为例， 指出政府要积极引导公众参与， 避免在资本化过程中陷入资本逻辑。 Matveeva[7] 在探索土地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提出， 生态专家是资本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生态资本的运营方法

生态资本运营是实现生态资源价值的最后一个关键过程， 但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风险与困难。 学者们在环保与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通过不同的资本运营模式与风险规避措施实现生态资源价值最大化， 使生态资本能够在市场中得到有效运营， 实现最终价值。 例如： 邓远建等[8] 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理念基础上构建了“益贫式”资本运营模式。 李小玉[9] 认为资本化运营需要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 在电子商务、金融工具以及科技的支持与帮助下， 才能有效进行。 王凤林[10] 在对农村土地资源资本化的研究中指出， 资本化过程中存在着自然风险、政策风险与市场风险，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刘月娜等[11] 针对河北省的生态涵养区制定了生态大农场、公共资源产权再分配、政府—企业股权合作三种生态资本运营模式。

（三）生态资源的价值评估

传统资产的价值评估大多是根据市场价格确定资产价值。 而生态资源是通过时间的推移及各物种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在市场上没有相应的可比价格。 因此， 对于生态资源的价值评估存在很大的困难。 于是， 学者们利用多种理论提出了不同的估值方法。 例如： 罗瑜[12] 基于勞动价值论的视角， 从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与审美价值三方面进行了分析评估。 Jones Barbara[1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模型， 借助生态旅游及其变动、人与自然的演变关系评估自然资源。 Addicott等[14] 利用非弹性影子（会计）价格函数探索了资源特性和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对资源价值的影响， 从而评估自然资本价值。 Maher等[15] 通过自然资源的边际社会价值， 确定其“影子价格”后进行资产评估。 学者们利用不同的估值方法确定生态资源价值， 将生态资本的价值划入国家资本中， 使国家包容性财富更加完善。

但是，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在资本化路径方面， 角度比较单一。 众多学者侧重于政府的宏观管控作用， 对政府作用的研究较多，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则较少。 生态资源资本化不仅需要政府的引导、管控， 更需要社会资本的投入来盘活生态市场。 二是在运营方法上， 大多只构建运营模式， 未对模式的可行性或效率进行实证检验。 虽有部分研究利用DEA模型对运营效率进行了验证， 但无法评估“资源—资产—资本”演化的内在机理。 三是研究过于理论化， 尚未提出我国生态资源资本化具有可操作性的应用方案。

鉴于此， 本文力图通过深入探究“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动因， 分析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内在机理， 从政府与市场两个角度更加全面地提出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路径， 并利用福建省南平市“水生态银行”的生态资源资本化案例与数据， 验证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的可行性与实际效果， 使之更有说服力。

三、“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动因

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产再到生态资本的演化过程中， 有众多因素推动着这一过程的发生。 本文将分别探索“生态资源—生态资产”与“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动因， 寻找其内在机理， 见表1。

（一）“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的演化动因

1. 生态资源的分配。

（1）生态危机的本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态资源利益纠纷问题就能够有效解决生态危机， 即生态危机的本质是生态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的[16] 。 因此， “环境正义”即正义地进行生态资源分配在生态建设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2）生态资源的内在属性。 一方面， 生态资源具有稀缺属性， 当生态资源可以免费使用时， 供应小于需求， 人们无法想要免费多少就能得到多少。 另一方面， 物品依据竞争性与排他性可分类为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与私人物品。 当所有权与使用权都归属于国家或集体时， 生态资源大多为纯公共物品。 当任何人都可以无条件地使用生态资源时， “搭便车”行为将会频繁发生， 终将导致“公地悲剧”。 生态资源的两个内在属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源变得更加枯竭甚至消失。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 避免资源被人们无限制地消耗， 如何高效地在需求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就成为重点。 物品分配方式有许多种， 市场是非常高效的一种分配方式， 但能够进行市场交易且避免市场失灵是市场高效分配的前提条件。 市场交易的最低要求是拥有产权且产权具有可交易性[17] 。 根据科斯定理， 只要交易成本低， 并能够明确生态资源交易的需求者与供给者， 就可以将生态资源当作商品进行交易。 当生态资源拥有产权和可交易性时， 生态资源就转化为生态资产。 因此， 生态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资产化。

2. 生态资源的价值。 威廉·配第在《财富论》中提到：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 他将土地作为生态资源的代名词， 生态资源是人类创造财富的首要要素之一。 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向大众证明， 生态资源可在人类的劳动行为中产生价值。 经济学家迈里克·弗里曼[18] 认为， 森林以及有商业价值的渔场等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 随着资源价值论的广泛传播与被认可， 众多学者对资源的价值进行了探究。 生态资源除了拥有调节气候、保护生态平衡等生态价值， 还拥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 由于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或市场中没有相似物品的存在， 生态资源的价值计量就成为一个难题。

要计量生态资源的价值，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以用货币计量的形态是前提条件。 当生态资源可以用货币计量时， 就能完成资源的定价问题， 使生态资源能够以生态资产的形态进入生态市场进行交易， 从而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

（二）“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动因

1. 国家性质。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一方面要求以人民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递增性， 消费者在满足低级的生理、安全需求后， 会转向更高层次的尊重需求与自我价值实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的增长， 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级的需求， 反而渴望更高级的生活环境与生命质量。 因此， 人们对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生态旅游等社会需求越来越普遍。 为满足人民的需求， 生态文明就成为我国现阶段国家建设的重要一部分。 另一方面， 要求我国经济水平稳步提升。 许多经济学家通过研究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 将库茨涅茨曲线运用到环境质量中， 得出了倒“U”型的環境库茨涅茨曲线： 环境质量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退化， 但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 环境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改善。 因此， 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

生态资产虽使生态资源有了经济价值， 但它只是预期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不确定性， 其现阶段还未真正地将生态资源“变现”。 生态资产只有通过市场交易后成为生态资本， 实现了资源的货币价值， 并用资本反哺生态资源， 完成了经济循环， 才能达到生态满足需求和维持生态平衡的两个要求， 因而实现生态资本显得必要且必然。

2. 市场供给。 根据生态资源经济供给原理， 生态资源的开发需要满足一定的市场需求。 虽然生态资源的产权主体不同， 但它与传统的企业一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对于生态资源的开发， 经营者会相对倾向于收益率更高的开发模式。 当生态资源的用途发生改变时， 其经济潜力也会随之改变， 产权主体的开发模式就转向最有经济效益的开发。

一方面， 当生态市场的产品比较单一时， 市场的进入门槛较低， 竞争者就会增多从而带来经济利益的减少， 并且此时的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弱， 容易造成市场失灵。 因此， 市场需要更多的生态产品来维持自身运转。 通过对生态资产的技术与要素投入， 将其转化成为生态资本， 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产品， 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 生态资产虽然经过了生态资源开发， 但这只是开发的第一步， 当继续对生态资产投入生产要素与科学技术并让生态资产转化成能够实现货币化的生态资本时， 生态资本含有的经济潜力就会远大于生态资产， 产权主体也就更愿意选择生态资本， 而非生态资产。

四、“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路径

（一）演化过程

“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路径是实现生态资源货币价值的一个过程， 包括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以及生态服务货币化。 通过生态资源的开发、投资、运营等一系列市场行为， 生态资源的属性与价值就会发生转变， 最终实现生态资源的资本化， 具体见图1。

由图1可知， “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演化路径体现在以下四个环节： 第一， 生态资源被认识、开发， 发现资源的存在， 从而确定其存在价值。 第二， 生态资源通过明晰的产权确认其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的归属，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 进行资产的价值评估， 确认资产的使用价值。 第三， 生态资产通过投入各项生产要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方式， 进行资产的投资， 让资产转化为生态资本， 并确认其生产要素价值。 第四， 通过多种运营方式， 让生态资本形成生态服务， 在市场中进行交易， 实现生态资源的货币化， 体现其交换价值。 最终， 利用生态资本获取的经济利润进行生态建设， 涵养更加优质的生态资源， 让生态资源得到可持续循环利用。

生态资源的资本化需要多方参与， 包括： 政府做好引导作用， 在生态资源的演化过程中制定政策文件， 从宏观方面引导市场走向， 并采取相应的监督措施; 市场在政府的引导下高效创建并完善， 在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同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市场， 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

（二）生态资源演化内容

1. 生态资源资产化。 资产在会计中只有满足三个重要条件（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被企业拥有或控制、能在未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才可以被确认为资产。 将这个定义运用于生态资源中， 虽有些许的变化， 但实质并未改变。 过去对于生态资源来说不予考虑， 因为资源的存在明显早于其使用的时间。 所有权对于生态资源来讲不同于会计中的定义， 生态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相关部门或个人只拥有该项生态资源的使用权、管理权和经营权[19] 。 因此， 生态资产要求权属清晰、权责明确， 这样资产才可以通过权利的实施从事经济活动。 收益性在生态资源中源于稀缺性。 只有资源拥有了稀缺属性， 经营者才能够在经济活动中获取利润。 由于稀缺性属于生态资源的内在属性， 因此要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 明晰产权是重点。

（1）政府促进产权形成。 政府对于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至关紧要。 由于政府既是生态资源的所有者也是生态资源的使用者， 一方面可能使资源的滥用情况更严重; 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市场中资源使用权流通受阻， 使相应的经济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从而使市场失灵。 对此， 政府应积极下放生态资源的使用权， 转换身份， 从生态服务的制造者转变为服务的需求者和监督者， 即对于提供的生态服务支付报酬并监督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 同时， 还应制定相关政策， 明确主体权利。 如2019年4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从政策方面对产权制度进行指导。 从2008年至今， 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已颁布43条有关产权的法令法规， 从产权的保护、改革、转让、管理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产权的规范性与合理性， 在产权形成的基础上明晰各方主体， 加快了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推进进程。

（2）构建有效的产权交易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作为生态市场的一个重要分支， 可以说是生态市场形成的基础。 政府相关政策的颁布与权力的下放， 为产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监督体系。 资产交易的前提条件需要供需双方的存在与资产的合理定价， 而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市场自身因素。

第一， 明确产权交易的供需双方。 生态资源的经营者成为供应商， 涵养生态资源， 并向企业等出售生态服务; 企业、个人等社会资本成为一级需求者， 用资金交换经营者的生态资源相关权利， 对生态资源进行再加工或直接出售给最终消费者; 最终消费者为二级需求者， 与一级需求者进行交易。

第二， 完成生态资产定价， 形成公允价值。 按照企业会计相关的公允价值计量， 生态资产属于无形资产一类， 且目前没有活跃的生态资产市场， 参照物也有限， 公允价值的初始计量与后续计量只能按照估值技术方法进行。 而“估計”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 因此要降低主观意识带来的风险， 资产评估师等专家或专业机构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 评估生态资产的价值， 首先要依靠相关专家或权威机构对地域所拥有的生态资源进行分类整理， 然后再根据相应的资产评估对资源进行市场定价。

第三， 保障市场有效运行。 从市场内部来看， 市场的稳定需要制定明晰的交易市场规则， 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氛围， 确保交易进程的稳定性;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确保交易双方对于信息的了解程度一致， 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 设立市场风险防控部门， 有效控制市场风险， 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从市场外部来看， 根据环境外部性理论， 由于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背离， 生态市场容易失灵， 此时需要依靠政府手段， 即通过“庇古税”来减小两者偏差。 政府应首先对相关税费制度进行整体化改革， 再针对不同区域污染进行环境税、资源税等庇古税的政策组合， 从而使生态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2. 生态资产资本化。 资产的收益性使之拥有了资本的一般属性， 且从实物主体来看， 生态资产与生态资本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资本是指能够在运动中实现增值的价值。 究其本质， 资本是能够实现增值并且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资产， 更强调增值属性。 只有将生态资产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技术的支持将其盘活， 实现资产自身价值， 生态资产才可转化为生态资本。 生态市场的建立健全是资产资本化的基本保障， 扩大生态市场需要借助政府与社会组织等的力量。

（1）建立多元化生态市场。 生态资产的转化关键在于金融创新， 而生态市场是根据不同的金融工具选择不同的模式进行运作。 因此， 拥有不同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生态市场更能促进生态资产的增值。 生态金融工具包括生态银行、生态基金、生态股票和生态期货等。 不同的金融工具对应不同的市场运行机制。 生态银行是借鉴传统商业银行的“分散化输入和集中式输出”模式， 将生态资源整合成资产包， 并对零碎的生态资产集中统一开发、运行[20] 。 生态基金是由理财专家经营管理并对不同的金融工具進行组合投资， 以降低投资风险。 生态股票是将众筹的资金投入生态资源项目， 以获取长期利益。 生态期货是通过期货方式对资源进行定价， 以节约生态资源。

（2）进行多元生态融资。 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下， 引导资本逐利加入是发展资源循环经济的基本保障， 而循环经济就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流程， 其涵括了生态资本。 因而， 资本逐利能够实现生态资本的增值。 多元生态融资采用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与多种融资手段组合的方式。 具体表现为： 面对主要受生态影响的生态项目， 以政府的纵向生态补偿与转移支付为主体， 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共同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 面对受到市场、生态双重影响的项目， 采用公私结合的融资模式， 政府用政策引导并进行横向生态补偿， 企业等社会组织通过发行生态债券、股票等形式直接或间接融资; 面对主要受市场影响的生态项目， 以社会组织对生态资源的产业开发为主， 积极对外发行基金、股票等金融工具， 政府辅助相关政策与税收， 达到鼓励或惩罚的作用。 见图2。

3. 生态服务的货币化。 生态服务是生态资源提供的服务， 包括生态产品。 实现生态服务的货币化， 即完成生态服务在生态市场中的交易是生态资源资本化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 生态资产资本化只是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投资， 而最后实现经济效益在于生态服务的货币化。

生态服务根据生态资源的内在属性一般也分为四类： 私人属性、公共属性、纯公共属性和俱乐部属性。 针对不同属性的生态服务， 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货币化。 一是对于生态农、林、渔等具有私人属性的生态服务， 通过建立公用品牌或绿色认证体系， 利用品牌效应或生态资源自带的稀缺性实现生态溢价， 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 二是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水资源、渔业资源等生态服务， 通过产权交易或产权流转进入市场; 三是对于空气等具有纯公共属性的生态产品， 由于很难进行价值评估， 无法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 需要通过政府的生态补偿手段实现价值; 四是对于生态旅游等具有俱乐部属性的生态服务， 可利用生态溢价间接实现价值。 见图3。

五、生态资源资本化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

南平市光泽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拥有总量高达42.99亿立方米的水资源， 其借助“水生态银行”的集中式输出等特点大力将生态资源资本化， 成为全国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典型案例之一。

2018年，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提出的指示要求， 光泽县紧跟南平市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典型——“森林生态银行”的步伐， 搭建“水生态银行”， 走上了水资源资本化的道路。 光泽县通过对水资源的治理涵养与合理开发利用， 形成水资源资产包与生态产业链， 最后进行资源的维护补偿， 实现了全县“水美经济”的目标。

（二）基本做法

第一步， 水资源的资产化。 光泽县依据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对本县水资源的调查情况， 形成水资源现状评价报告， 进一步熟悉认识水资源， 为以后的开发、利用以及生态建设做好准备。 依据资源现状评价报告与专家建议， 县内制定水资源综合开发方案。 全县通过公开竞拍、租赁、自行建造等方式， 进行资源针对性开发， 获取与水资源相关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所有权等权利， 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将水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并形成优质的资产包， 投入生态市场运行。

第二步， 水资源资产的资本化。 依托光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组建县“水生态银行”， 一方面， 将零碎的水资源资产集中， 统一开展市场化运营; 另一方面， 吸引外部企业参与投资， 打造生态全产业链， 如利用优质水资源进行高端鳗鱼养殖、引入高端企业开发武夷山矿泉水项目、整合周围环境打造中国山水休闲垂钓名城、研究开发绿色食品种植形成生态食品产业集群， 优化水资源生产要素配置， 实现水资源资产增值。

第三步， 生态服务的货币化。 要实现生态服务的货币化， 针对具有私人属性的“武夷山水”标识的生态服务， 光泽县利用武夷山“双世遗”品牌影响力与入选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的契机， 打造自身公用品牌， 加强品牌认证与市场营销推广， 将“武夷山水”标识向农产品等多领域扩展， 实现了品牌效应与生态价值经济溢价。 与此同时， 针对具有公共属性的水资源， 光泽县通过产权流转与产权交易， 实现资源的经济效益。 经过上述资源资本化， 全县将水资源资本化的部分盈利用以涵养优质水源和生态建设， 通过河道治理、植树造林、垃圾循环利用与农药化肥减量， 提高水质量， 增强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以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三）数据分析

根据资源价值理论， 资本化后的水资源拥有经济、社会与生态价值。 根据杨文杰等[21] 对水资源的价值评估， 本文利用南平市2013 ～ 2019年7个方面的水评价指标（表2）， 论证“水资源—水资产—水资本”所带来的生态、社会与经济三个方面的效益。 数据来源于2013 ～ 2019年的《福建省水资源公报》《南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1. 生态价值。

（1）蓄水价值。 南平市拥有大量的大型、中型水库， 具有一定的蓄水功能， 因此便有了蓄水价值， 采用市场价值法计算， 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V蓄水=W水×P水 （1）

式中： V蓄水为蓄水价值（亿元）; W水为蓄水量（m3）; P水为水的单价（元/m3）。 根据《福建省水资源公报》， 统计南平市所有水库的蓄水量。 为避开货币时间价值对水单价的影响， 本文采用7年水费的平均价1.96元/m3， 计算结果见表3。

（2）调洪价值。 地表水对水资源有调节作用： 阴雨天时， 利用河道或水库将水集中起来， 防止积水与洪涝; 遇到干旱季节时， 可以提供水资源缓解气候影响。 地表水的调洪价值利用替代工程法计算， 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V调洪=Wr水×Pr水  （2）

式中： V调洪为地表水调洪价值（亿元）; Wr水为地表水的水量（m3）; Pr水为单位调洪价格（元/m3）。 地表水水量来源于《福建省水资源公报》， 用南平市综合水价代替单位调洪价格， 得出表4中的调洪价值。

（3）净化价值。 水资源有着自身净化的能力， 本文主要对氮、磷污染物的净化进行研究。 用地表水的水量替代南平市整个水资源量， 采用的氮去除率为80%、磷去除率为50%， 去氮、去磷成本皆为0.6元/kg， 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计算结果见表5。

V净化=氮处理费+磷处理费 （3）

2. 社会价值。 一方面， 居民的生活用水是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 也是水资源作为市场产品提供的直接服务; 另一方面， 水资源作为产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 为第一、二、三产业提供用水。 由于其在市场上有相关交易， 所以采用市场价值法计算， 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

[V用水=i=1nWi1×Pi1] （4）

式中： V用水为居民、产业用水价值（亿元）; Wi1为第i种用途的用水量（m3）; Pi1为单位供水价格（元/m3）。 不同用途的用水量通过《福建省水资源公报》获得， 用途不同供水价格也不同， 本文采取近7年均价， 居民的用水价格为1.94元/m3， 第一产业的为0.05元/m3， 第二产业的为2.45元/m3， 第三产业的为2.75元/m3， 计算结果见表6。

3. 经济价值。

（1）休闲旅游。 南平市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其拥有武夷山、青龙瀑布、大红袍等多个景点。 随着市内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休闲旅游业的营业额也随之上涨。 休闲旅游价值采用分摊法， 并排除水景观以外的休闲旅游价值， 从而真实地反映水资源带来的旅游价值。 相关数据通过《南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得。 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V旅游=k×∑Vi （5）

式中： V旅游為休闲旅游价值（亿元）; k为水景观所占休闲旅游比值; ∑Vi为各项旅游项目总价值（亿元）。 由于南平市的旅游景点大多为山水类， 因此k的取值约为50%。 计算结果见表7。

（2）水产价值。 根据《南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摘取每年的渔业产值作为水产价值， 见表8。

根据以上计算， 南平市2013 ～ 2019年水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与总价值的汇总见表9， 变化趋势见图4。

由图4可知， 2013 ～ 2019年， 南平市水资源四方面价值虽有些起伏， 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2017年、2018年水资源的生态价值有所下降， 最大的原因是当年的降雨量较其他年份少， 且降水量与价值的下降趋势几乎一样。 因此， 可以看出南平市通过水资源的资本化带来了经济、社会与生态方面价值的增值， 且2019年水资源总价值较2013年增长了79%。 其中， 相较于社会、生态方面， 资本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最大， 每年持续上升且增长趋势突出。

六、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演化的内在动因与其相应的资本化路径， 发现： 在“资源—资产”的演化过程中， 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价值的计量要求推动了资源资产化的进程。 资源配置要求生态资源的产权明晰， 政府促进产权形成的同时， 构建产权交易市场并进行监督; 市场从供需双方、交易规则、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内部机制， 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 经济价值计量需要通过专家对资产定价并结合市场因素形成最终资产定价。 在“资产—资本”的演化过程中， 我国的国家性质与市场的供需平衡加速推进了资产资本化与服务货币化。 国情对生态、经济的双要求使得生态市场需要通过多元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 以保证资本的积累。 供需平衡要求市场利用多元的生态产品形成多元市场， 以保障市场的稳定运转。 南平市光泽县的案例与数据分析， 进一步证实了生态资源资本化能够带来生态、社会以及经济三个方面价值的增值， 即“三赢”局面。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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