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娟

言语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语言情境和行为，以及语言行为的主体和受体等方面的因素。而写作也属于一种语言表达活动，写作情境即语言情境，在特定的写作情境中，在相应的语言空间中，将主体内心的情理进行最大限度地呈现，是语言表达活动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记念刘和珍君》为例，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语言表达进行分析。

一、揭示外在环境

《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鲁迅先生创作于1926年4月1日，是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半个月后。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刻画，有群众向政府发出请求，但卫队却开枪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伤，甚至有些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害。但即便是这样一幅血淋淋的教训，也并没有让国人有多久的记忆，短短半个月，人们好像忘记了牺牲和鲜血，鲁迅先生看到旧迹早已被时间的流逝而冲淡，人们依旧麻木的苟且偷生，在一个偌大的中国，几个有限的生命算不得什么，街市上依旧看起来太平得很，留给人们的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事情经过了半个月的发酵，关于这件事鲁迅先生在“说与否、写与否”之间纠结着，但最终敌不过内心的情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如此的情境和心态之下，本文诞生了。

二、定位写作对象

鲁迅先生的杂文用语节奏顿挫、铿锵有力，通常都形似匕首，直刺敌人心脏。这是由于鲁迅先生对写作对象的内心有深入的了解，为描写刻画人物奠定了基础。不同文章的写作对象是不同的，面对差异化的写作对象，作者也会对不同的写作内容进行创设，在《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写作对象，分别是：中国当时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女学生;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中国当时的非人间状态。

作者需要对三种不同的写作内容去刻画，并做到三种情感和写作者三重身份的相匹配。因此，在对文章进行构思的过程中，作者自然会对写作情境进行剖析，进而达到对写作外在环境形成深刻的认知，对写作角色精准定位后，作者就可以达到对文章的情与理的表达。

三、定格表达主体

语言表达活动的主角是语言表达的主体，而所要表达的内容，与角色定位的差异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鲁迅先生在对此文进行撰写的过程中，拥有了多重的身份。

首先，刘和珍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段师生情，且刘和珍最敬重的师长就是鲁迅。在文章的开篇，借程君之口，将刘和珍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进行了表达，这也充分说明刘和珍曾在朋友面前流露过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之后，鲁迅先生还追忆了刘和珍、程君对母校前途的忧虑，以及关于讲义的一些事情，这也充分说明两人在彼此心目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又怎能不为刘和珍的被害写点什么呢？

其次，关于刘和珍遇害的惨案，鲁迅先生是听闻者，遑论鲁迅先生，即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听闻一个热血青年无辜的死去，心头都会为之一颤。在文章中，鲁迅先生表示，在最初接到刘和珍死讯的时候，心里是抵触的，谁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年轻生命的无辜凋谢。但仅在当日，刘和珍的尸骸就证明了这个事实。然后，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刘和珍死后，政府为摆脱自己的罪名，竟然诬陷受害者，这让鲁迅先生更加怒不可遏。

最后，作为当时极具爱国之心及责任心的人士，鲁迅先生希望以文字唤醒国人的麻木，更希望以文字将死一般沉寂的、牢笼似的铁屋打破。无论是《狂人日记》《呐喊》《风波》《论雷峰塔的倒掉》，还是因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而被免职，鲁迅先生都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具有较强责任心的文人。使得先生在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后，必须要写点什么的感想一触即发。

通过上述三种不同身份的不可分割性和同时存在性，表明文章的表达方式不能以单一而传统的看客模式进行体现。鲁迅先生所站的立场是第三者角度，不去关联事件中的写作人物，而只对真实的内容进行具体陈述。由于三种不同的身份，使得先生的心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感情，并对表达主体进行定格。作为文人，鲁迅先生对当时国家的黑暗现状忧心忡忡;作为听闻者，鲁迅先生对政府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卑鄙情形十分憎恨;作为刘和珍的师长，鲁迅先生对年轻生命的逝去感到非常可惜。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先生的情感是复杂且深厚、广阔且幽深的。

四、妙用表达策略

在这篇《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中，鲁迅先生选择的是点式取材法。在“三一八”惨案中，有40余名年轻人被害，而鲁迅先生刻画的主要对象刘和珍并不是桀骜不驯的首领人物，她只是众多被害者中的普通一员。而且，先生也对杨德群和张静淑这两位与刘和珍同去的人进行了刻画，也起到了连点成面的作用。

在塑造人物方面，先生更是惜墨如金，并没有进行立体性的描写，而是以刘和珍生前预定了《莽原》的全年版这件事中，对刘和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她总是态度温和，彬彬有礼，然后再与她牺牲的场景进行对比，从而更加凸显人物形象的鲜明。

此外，句式的表达也含有较大的情感融合性。为传达出更多的信息，一般采用扩充句子容量及拉长句子的方式进行表达。通常在一个长句中，可以表达出几层含义，尤其在文章中以时间和事件对同一问题进行表达的复指，这种精妙的长句语言表达策略，较比短句表达要更具内涵性。

再者，在对较长的时间状语进行运用后，也分别运用了三个省略了主语的精短陈述句，这种表达方式凸显出了鲁迅先生并不想对刘和珍的死亡进行过多陈述，这是由于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是不会有长篇大论要发表的，只会选择精短的句式对自己的强烈情感进行表达。

作者在带有感情色彩的贬义词和褒义词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也运用了大量的关联词、副词、敬辞进行表达，比如，“我从来都不屑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摩国人的内心，但终究我还是始料不及，国人竟会凶残卑劣到如此地步”。这种情感鲜明的语言表达方式，将鲁迅先生嫉恶如仇的一面进行了展现，运用了“竟”“还”“也”“向来”等方面的副词和短语对惨案的惨绝人寰进行了突出表达，使语言的张力得以凸显。此外，文章中还有一段话，“对这非人间的悲凉与浓黑，我将深刻体味”，这其中的“悲凉”“浓黑”等词语，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黑暗，以及段祺瑞政府执政时期的百姓的生活如在深渊中一样痛苦。鲁迅先生的这种在整体层面全面客观地对语言进行精妙的运用，使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表达出深刻的无穷之情。

综上所述，在《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刻画，对语言表达主体的定位，以及对语言表达受体的描写和对语言表达策略的妙用，充分将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進行了表达。同时，也以发人深思的语言表达方式，体现出作者对刘和珍的追忆之情。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