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燕，庄惠明

（1.福建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2.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360021；3.福建商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

一、引言

随着“走出去”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尤其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 430.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均稳居全球第三，投资覆盖1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3万家，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1万家。①从区域分布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占总额的91.7%。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面临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制度多元化以及复杂性特点突出，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阻碍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效合作和共同发展。那么，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和实际效果如何？长期来看，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投资选择？尤其在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实现与沿线国家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因此应明确制度距离的投资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企业规避制度投资风险，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我国“一带一路”投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