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敏，赵国浩

（山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环境问题破题的关键所在。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煤炭总产量为81.29亿吨，比上年增长0.5%，全球煤炭消耗总量为158.86EJ，比上年下降0.6%，而我国在全球煤炭生产和消耗国家排名中均为第一位。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国家在不同时间段制定了相应政策。我国环境政策始于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具有法规性质的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自此以后的5年内均处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时期环境保护政策阶段（张连辉等，2007）[1]。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仍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虽然环境保护已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中，但对计划实施的重视不够、制度不健全、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该阶段环境保护政策实施绩效极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使得我国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全球绿色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资源型企业面临转型升级、清洁生产、结构优化的巨大压力。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局在联合印发的《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加快能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机制体制改革，推动能源事业全面高质量发展，并将严格控制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强度，将长期以来的“高碳型”能源结构进行低碳化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