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

摘 要： 弹幕文化作为当今网络社交文化的重要形式，深受青少年群体的青睐，也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然而，弹幕文化在纷乱繁杂的网络环境影响下往往会产生过度娱乐化、情感复杂化、绝对自由化的倾向，容易引起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消解、被边缘化及传播风险加剧等问题。为此，应通过运用网络技术“治疗”与加强网络监管来强化弹幕文化的形态规范;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输出形式与加大对不良社会思潮批判来提升弹幕文化的生成质量;推动网络资源的优质化与对弹幕参与群体价值培育来净化弹幕文化的生态环境，主动引领弹幕文化走向常态化、健康化、绿色化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弹幕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9-0117-06

弹幕“几乎就是网络文化中一种不可少的存在，它不仅仅是一种点评、一句评论，而是互联网文化的重要形态”[1]。弹幕文化原本是流行于“二次元圈”特有的交流文化形式，近年来随着媒体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通过网络热梗、网络词语、网络符号、网络表情等多种方式的表达，以“新”“奇”“靓”“乐”等特点迅速吸引了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完成了从“小众”到“大众”的跨越式发展。不可否认，弹幕文化拓展了一种新的传播渠道，为网络用户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然而，在纷亂繁杂的网络环境影响下，弹幕文化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侵染而失去价值导向，导致整个观众群体出现规模性的价值观“崩塌”，使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遭受严重的位面波及。因此，如何更好地化解弹幕文化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是加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弹幕文化何以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风险挑战

（一）弹幕文化在“不被认同”的语境中更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叛逆性对抗

青年亚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反映，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边缘性、颠覆性与批判性。弹幕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与现代网络媒体交互发展中产生的新型网络社交文化，从出场伊始就继承了相应的“血缘”与“基因”。尽管在当今时代弹幕文化已经不再处于边缘，反而在网络社交中占据重要席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弹幕文化发起的“庶民狂欢”中充分享受情感宣泄和话语诉求快感的同时，对情感的需求更加趋于多元化，通过弹幕文化平台以夸张、戏谑、怪诞的表述风格来实现自我满足。但在习惯于传统认知经验的主流群体审视中，这往往是对主流文化的“叛道离经”，不仅不被认同甚至要遭受指责与批判。在这种情形下，弹幕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难以相互理解的鸿沟。久而久之，弹幕文化更加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叛逆性对抗。

（二）弹幕文化的非理性形式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

弹幕文化的非理性形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缺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识与思考。需要指出的是，以评论交流作为呈现形态的弹幕文化并不以评论效果作为存在意义，它所体现的更多是观众偏向个人喜好的情感表达，这种表达可能是对视频内容情节的看法与见解，也可能是对其他评论的再评论。换言之，弹幕在产生文化标识或文化符号的同时，已然完成自身使命，即使这种标识或符号是非理性的。因此，强调崇高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弹幕文化的氛围中被人们选择性地忽视。二是弹幕文化在为人们带来全新交流环境的同时，往往以戏谑、调侃的方式解读权威。尽管观众在弹幕文化的“循循善诱”中消解了以往传统视觉经验带来的神秘感与仪式感，更容易了解事物的本质与真相，但是在弹幕文化营造的戏谑氛围中易引发其对原本心中敬畏的理性权威的迷惑与质疑。三是赋予参与者高度认同感的同时，也间接消解了其理性。弹幕文化为人们呈现出一个不拘一格、开放兼容的新鲜形象，相较于现实社交情景中遭受的忽视、尴尬与压力，人们更愿意投入弹幕文化的怀抱中，在幽默、吐槽的轻松交流氛围里获得安慰与认可。在极度满 足的自我角色建构中，人们常常忽略了自我理性的约束，形成“绝对自由”的错觉。当主流意识形态以传统“说教”的形式开始介入时，人们会在情绪抵触中不断躲避。从以上种种因素来看，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会在弹幕文化的非理性形式中被多次解构。

（三）主流意识形态在弹幕文化互动仪式中的缺场为不良社会思潮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主流意识形态在弹幕文化的互动仪式中长期缺场会引发更多问题。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仪式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互动是社会生活的能动根源。互动仪式的核心要素是情感，基本要素是参与对象和参与环境设定。当互动仪式各要素彼此循环演进、积累到高程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共享时，便会产生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群体象征符号以及道德标准等等结果[2]。在弹幕文化的互动仪式中，“身体在场”的基本条件已然被网络技术所提供的全新虚拟情景所替代，并且弹幕文化强大的交互性更容易引起参与者之间的情感共鸣。然而，弹幕文化的互动仪式更多地存在于观众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视频之间，相对而言，严肃而正统、温润而刻板的主流意识形态则难以融入其中，致使其在弹幕文化的互动仪式中长期缺场，两者之间难以产生情感共鸣，更不能形成共约共识共守的秩序准则。但不良社会思潮却凭借着极强的依附性与渗透性更容易充当参与对象，并利用弹幕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盲点”相互蒙蔽，既以虚伪的情感渲染弹幕发送者，诱导其走向负面化，给主流意识形态留下弹幕文化即“不良文化”的负面印象;同时又恶意攻击、诋毁、抹黑主流意识形态，使原本对主流意识形态持有敬畏心理的青少年群体更容易产生误解，加剧两者之间的对立。

二、弹幕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风险挑战的多重表征

（一）“过度娱乐化”导致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与消解

毋庸置疑，弹幕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娱乐化的空间情境。观众可以在弹幕文化中尽情放松被现实生活“压到喘不了气”而疲惫倦怠的身心。因此，弹幕文化具有与生俱来追求娱乐的天性。当然，追求正常娱乐本无可厚非，但是在高度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中，由于资本的暗中操作以及负面社会思潮的背后作祟，追求娱乐会被扭曲为过度娱乐，导致主流价值观被冲击与消解。

其一，在过度追求娱乐的过程中，弹幕发送者更容易产生网络人格异化倾向，即现实生活中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在网络生活中则追求绝对自由、肆意妄为。基于这种倾向，最基本的人格底线与道德操守都会被逐渐疏离与分解。与传统社交形式相比，弹幕的表达方式显得更为轻松自由，戏谑、讽刺、搞笑等娱乐化表达方式极大满足了观众的评论诉求。但是在这种氛围影响下，越是恶搞的评论越能刺激心理，越是低俗的交流越能产生轰动，现实生活中任何事物都可能在弹幕表达中沦为被娱乐化对象，“无节操”“无下限”“无立场”等“三无”法则甚至成为弹幕文化的身份标识，不断冲击与刷新观众的“三观”，主流价值观的道德约束作用在过度娱乐的消遣中被“损耗殆尽”。

其二，在资本的诱导下，弹幕文化追求娱乐的倾向会被进一步放大，进而模糊正常娱乐与过度娱乐的界限，造成主流价值观的失语与缺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劳动闲暇之余的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3]。但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网络运营环境下，本应解构狂欢、追求娱乐的弹幕文化“仍受制于精妙的资本权力控制”[4]，逐渐模糊了对娱乐时间、娱乐内容、娱乐方式、娱乐对象的界定，陷入“泛娱乐化”的包围中。为了满足观众在网络上寻求娱乐、刺激的猎奇性，暴力血腥的生存游戏、恶俗搞怪的户外探险、犬马声色的选秀节目等直播或视频络繹不绝地呈现在各种网络平台上，这种“假恶丑”的现象在新奇、夸张的视觉冲击下隐性地颠覆了观众“真善美”的伦理道德。而一些网络平台为了吸引流量，不仅放开了视频的播放限制，并且将容易引起关注、产生热度的直播、视频置于界面首页，加大了推送频率与推广力度，很多观众往往是抱着追求娱乐的心态纷纷“乐在其中”地发表弹幕，在获取娱乐感的同时，不知不觉间已然落入资本精心设计的“流量陷阱”，极易导致自身的价值观坍塌。

其三，不良社会思潮利用弹幕文化追求娱乐的天性，暗中侵染主流价值共识。不良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依附性与侵染性，聚集青少年群体的弹幕空间更容易成为其“捕猎”对象。例如，民粹主义会借助弹幕发送者娱乐化的情感宣泄持续扩散;历史虚无主义在弹幕交流中利用青少年群体好奇、娱乐的心理混淆视听、趁虚而入;诸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披着“娱乐化”的外衣暗中推波助澜，诱导弹幕文化发酵负面情绪。

（二）“情感复杂化”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的风险

弹幕文化的流行反映了青年群体日趋多样化、复杂化的情感需求[5]。弹幕文化使网络用户能够更加直觉地感受视频情景“现场化”的冲击，观众在“身临其境”的同时，容易产生更为强烈的情感输入。尤其是视频播放中出现特定情节或画面，或是某条、某群弹幕的“神评”，容易产生标榜作用，引起其他观众的强烈共鸣，使得弹幕数量瞬间“万花齐放”、纷至沓来。表面上凸显了弹幕文化的情感包容，但实际上这种强烈的情感输入在弹幕文化的脆弱结构中难以得到真正宣泄，反而加剧了孤独感的蔓延，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介入。

其一，弹幕文化虽然类似于传统的文艺评论艺术，对特定事物发表特定见解并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然而，弹幕发送者缺乏对作品的深度思考与沉淀，既没有深入走进创作者的心理主场，也没有严肃考虑自己的评论意见，往往就是随时随地有感而发。基于这种逻辑，弹幕文化本身的结构偏向脆弱，没有统一的评论标准、方法与法则。因此，依附着丰富情绪的弹幕评论不能在有序的环境中形成共识，非常容易出现个体主宰群体现象。倘若有某个弹幕故意将视频中的某一情节同敏感事件、人物、词语或者虚无内容加以耦合关联，很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弹幕塌陷”，其他用户会纷纷参与讨论，最终引起整个弹幕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在这种情形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标杆作用便难以发挥，而逐渐被排挤、被边缘化。

其二，由于弹幕文化的趣缘群体结构复杂，无形之中增加了弹幕之间的价值观对立，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割裂。弹幕文化的主要参与者是情感丰富、性格奔放、容易冲动且缺乏耐心的青少年群体，可能由于彼此之间兴趣爱好的偏差发生争论，但这种相左的情绪渲染在网络空间自由、虚拟的环境中会被无限放大，形成多股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暗流”，间接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

其三，弹幕文化的互动法则易形成情感封闭的顽固堡垒，拒绝、排挤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向渗透。弹幕文化的互动法则建立在现代媒介技术重构变革个体之间互动形式的基础上，为“参与者建构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共时性社会网络关系”[6]。由于突破了物理空间上的地域限制，网络用户在弹幕文化中实现了由“亲身在场”到“虚拟在场”的身位转换，因此在发送弹幕时既不需要考虑语境影响，也可以避免社交尴尬。但是，在弹幕文化的既定环境中，很难产生实质性的社交实践，更多情况下观众往往只以个人兴趣为指引导向来寻找视频参与弹幕交流，在看似身心与情景交融实则自娱自乐的境遇中致使孤独情绪更易侵染精神世界而形成“情感孤岛”。正如雪莉·特克尔所描述的“群体性孤独”：“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变得越来越孤独。”[7]久而久之，在心理上构筑顽固堡垒难以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介入。

（三）“绝对自由化”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风险

弹幕文化生成的空间非常广泛，无论是B站、A站等网络文化娱乐重镇，还是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媒体播放平台，或是虎牙、斗鱼等网络直播平台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运营平台，都成为弹幕文化的发源地。另外，弹幕发送几乎不存在任何成本风险，弹幕的生成非常便捷，发送者既不需要在意文本编辑，在手机或PC端用寥寥几个文字、数字、符号、表情包，就能够参与其中;也不需要考虑出场语境，往往是根据网络播放的一个片段、一个情节，甚至某一表情、某一话语、某一动作都能发现“趣味”，立刻在弹幕栏中发出“感想”。这种低成本在绝对自由化的推动下，爆炸式地增长弹幕文化的信息数据，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增加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难度。弹幕文化的交流便捷性非常符合当今网络社交的运行特点，各个网络媒体播放平台基本都会提供弹幕发送栏，源源不断地为弹幕提供生成环境与发挥空间。弹幕参与者虽然在现实中互不相识，却可以将自己的情绪、观点通通诉诸于弹幕之中形成交流共识，犹如一场现实中的狂欢盛宴，观众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此情此景”中来。随着视频传播热度的持续扩散，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弹幕文化的数据爆炸，瞬间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种情景下，碎片化、虚无化的信息数据夹杂着各种思潮纷纷涌来，极大地增加了网络治理与管控的难度，在破坏网络空间本就脆弱的秩序后却难以弥补与重建，对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领域的传播形成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

其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在网络社交里青少年群体更倾向于自由散漫式的表述风格，而弹幕则深度契合这一点。但在这种绝对自由的相互交流中更容易引发“网络术语革命”，类似于“five”（谐音“废物”）、工具人（单纯地被利用）、“白嫖”（泛指无成本获取）等词语，借由粗俗、恶搞、新颖且容易理解的特点迅速在弹幕交流中扩散传播，而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性、政治性、规范性、严肃性的话语表述，难以融入到弹幕文化的表达语境之中，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其三，复杂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相较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常驻的传统媒介，弹幕文化更倾向于在游戏直播、动漫视频等阵地之中自由活动。这就导致弹幕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信息上的不对称、地位上的不对等、对话上的不畅通。基于这种渐行渐远的关系，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缺乏对弹幕文化的深入了解，难以捕捉弹幕文化的发展态势，既不能准确定位其内容向度，也不能清晰把握其舆论走向，主流意识形态在普及与传播中往往处于“茫然不知”“无从下手”的尴尬境遇，无法形成针锋相对、行之有效的传播形式，更加难以防范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风险。

三、化解弹幕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应对策略

（一）构建常态化的弹幕文化内容：运用网络技术“治疗”与加强网络监管的刚柔并济

弹幕文化呈现的纷乱繁杂现象需要相应的“治疗手段”与规则约束。要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治疗”功能，通过对弹幕文化进行整体上的透视分析，采用加强网络监督、平台监控和法律监管，多方位地构建弹幕文化内容走向常态化的治理体系。

其一，运用网络技术对弹幕文化的糟粕进行“治疗手术”。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数据挖掘让隐藏在数据海洋中的劣质弹幕无处遁形，寻找弹幕文化的“病毒之源”。同时，采用智能算法推荐瓦解资本鼓动热点发酵的多重节奏，有效抑制劣质弹幕的迅速传播。算法推荐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精准化推送用户需求的信息和内容，避免网络信息过载导致无用信息泛滥的情况[8]。准确把握这一功能特点，在算法推荐的基本运行逻辑设计中输入关键词与敏感词，寻找到劣质弹幕进行分化隔离，清零推送次数与推送面，不再让其出现在观众的眼界之内，阻挡可能产生的二次负面波及。同时，主动建构弹幕风险的情景模拟，针对弹幕文化产生的信息化数据进行全方位评估测试，采取精细划分、智能取样、定时巡检、风险评估、制定策略等方法，把握弹幕的“风向标”，对弹幕文化负面情绪可能引起的风险作出预测，将其降低在可控范围之内。

其二，加强网络空间的监督管理，坚决纠正弹幕文化的负面倾向。某些恶意弹幕一经发送，会迅速成为关注焦点，在造成舆论风波的同时往往因为缺乏相关网络法律管制而任由发布者逃之夭夭。首先，应当在强化实名制注册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网络信用评估制度，对网络用户的言行进行分级管理，对产生恶劣、负面影响的弹幕发送者采取警告、禁言等措施，对产生极端恶劣影响的弹幕发送者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通过多种手段坚决纠正弹幕文化的负面倾向。其次，对网络平台实施严格管控，使其自觉遵守媒体伦理秩序，提升其社会责任感，杜绝平台为了吸引流量、提升热度而肆意妄为、暗中推波助澜，造成弹幕文化的价值观崩塌。最后，要完善举报机制，形成网络监督与网民监督的“共管”机制，充分发挥广大观众的检举作用，引导观众实现从弹幕生产者到弹幕生产者、监督者的双重角色塑造，共同营造良好的弹幕文化氛围。

（二）形成健康化的弹幕文化价值：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输出形式与加大对不良社会思潮批判的双管齐下

针对弹幕文化价值观扭曲的状况，应当在全力批判隐藏于弹幕文化背后不良社会思潮的同时，通过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输出形式，引领弹幕文化的话语导向，促进形成健康的弹幕文化价值。

其一，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出形式，以更受青少年群体欢迎的形象加入弹幕文化的互动仪式中，主动引起情感共鸣。首先，主流意识形态要丰富传播手段，不能局限于传统官方媒介的传播领域，应主动参与到弹幕文化的“第一战场”。官方媒体应该继续加强与民间媒介的合作，有力推动正能量节目、视频的制作与播放，打造主流意识形态的“IP热度”，积极引导弹幕文化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例如，《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觉醒年代》等节目在官方媒体上播出的同时，也可以选择在B站等深受青年群体欢迎的网络平台播出，通过这些带有正面积极文化意蕴的视频渲染，加深观众对主流价值观的接触与认可，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革命精神的魅力，不仅在视觉与精神上得到双重满足，同时坚定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自信与自豪。其次，要创新传播形式，致力于打造符合青年群体观赏习惯的传媒主场，循序渐进地渗透，激发其对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共鸣与认同。例如，网络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弹幕文化成功结合的案例，通过动画形式达到影视效果与历史事实的相互结合，该剧一经播出就引发了“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等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弹幕刷屏，這种积极正向的情感渲染通过弹幕文化的多次传播推广到更多观众之中，形成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最后，要推动话语创新，主动引领弹幕文化的话语导向。弹幕文化的语言特色与表达风格来自于日常生活语言习惯，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因为其理论性与政治性的表达规范，反而在弹幕文化中处于“曲高和寡”的不利状态。“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融入现实生活，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知它、领悟它。”[9]为此，应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形式和叙述框架，能够照顾到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10]，主动消除与弹幕文化的理念鸿沟与言语隔阂，从被动式的话语输出转换为主动式的话语输入，为弹幕文化插上正确的“语言芯片”，更好地引领弹幕文化的话语导向。

其二，对隐藏在弹幕文化当中的不良社会思潮加以批判，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弹幕文化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情感资源往往会被隐藏在暗处的不良意识形态所利用。諸如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普世价值等负面社会思潮在虚伪性包装后会渗透到弹幕文化中，恶意传播负面信息、蓄意制造舆论矛盾，极大地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风险。主流意识形态应当融入弹幕文化之中，在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揭穿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拓展弹幕文化的识别能力;在方法上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理路来化解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风险，增加弹幕文化的抗压能力;在价值上坚持以培育主流价值观来抵抗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恶意侵染，提高弹幕文化的免疫能力。通过在思想、方法、价值三重维度的批判建构，更好地抵御负面社会思潮对弹幕文化的影响。

（三）打造绿色化的弹幕文化生态：推动网络资源优质化与对弹幕参与群体价值观培育的内外兼修

从目前弹幕文化产生的内容低俗化、价值偏离化问题来看，网络用户本身的道德价值观缺位是内在缘由，劣质网络资源的传播是外在导因。因此，必须加强对弹幕发送者价值观的培育来矫正其网络人格异化倾向，同时要推动网络播放资源的优质化来消除弹幕文化产生负面倾向的“温床”，继而打造绿色化的弹幕文化生态。

其一，要严格把控网络视频资源的质量关口，杜绝劣质网络资源的“暗流涌动”，坚持以“内容为王”推动网络资源优质化，从根源上清理导致弹幕文化出现负面情绪的依附主体。弹幕始终是跟随“网络视频的发展变化一起发展的”[1]，因此必须紧紧抓住这一生成源头，采取多种措施加以管束。例如，可以与弹幕文化的意见领袖达成共识，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同时，要继续督促改善网络平台的经营理念与机制，对于一些传播负能量的网络直播、选秀节目加大整改力度，拓宽主流意识形态视频、直播的推送渠道。另外，也要主动接触弹幕文化常驻的游戏、动漫、电影等领域，设置易引起青少年群体关注的话题与板块，不断加大“正能量”输出，借助弹幕这一中介平台，更好地引领他们对经典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其二，要加强对弹幕参与群体的主流价值观培育，提升弹幕发送群体的自律精神，大力消除网络人格异化导致的伦理对立与价值偏差。从根本而言，弹幕文化由弹幕参与群体的主体行为构成，只有让每个弹幕发送者明确自我道德价值约束，认清某些热度视频背后资本诱导和负面社会思潮的作祟的本质，才能从本质上打造弹幕文化良好的生态环境。针对这一点，应当积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作用，一方面为弹幕参与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引领与道德标杆，消除网络人格异化的形成机理，帮助其提升捍卫精神文明的自主性，自觉抵制劣质网络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对产生网络人格异化倾向的弹幕发送者进行人格重塑，在全力荡涤负能量残余的同时，积极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帮助弹幕发送者在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洗礼下重新建构回归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与逻辑思维，有效提升弹幕文化发送者积极正向发展的主观意向。

参考文献：

[1]   张颐武.弹幕的意义[N].人民政协报，2021-01-18（09）.

[2]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仁，王鹏，宋丽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 ∶ 86-87.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29.

[4] 黎杨全.走向交往诗学：弹幕文化与社交时代的文艺变革[J].南京社会科学，2021（4） ∶ 140-148.

[5] 曾一果.弹幕背后青年群体的情感需要与价值诉求[J].人民论坛，2021（10） ∶ 34-37.

[6] 徐明华，李丹妮.从“外显自尊”到“真实自豪”：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爱国情感表征与价值认同生成[J].现代传播，2020（6） ∶ 51-57.

[7]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刘箐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引言1.

[8] 赵爱霞，王岩.算法推荐与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J].云南社会科学，2021（3） ∶ 112-118.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65.

[10] 王岩.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 ∶ 60-69.

【责任编辑：张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