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献丽

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就通过疯狂扩张与掠夺来推进资本积累，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在贪婪狂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利益无止境的追求在激发自身发展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滋长出来。为了摆脱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资产阶级不仅对无产阶级无情压榨，而且对生态资源进行大肆掠夺，导致自然生态不堪重负，从而引发许多生态问题。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联等为切入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审视、解读了自然的概念，并站在自然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多维批判，探寻自然生态和谐的道路，体现了对人类和自然的当前境遇与未来发展的关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是矛盾对立体

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从而促使其实现价值的无限增殖，这一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定会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是无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天然就是对立的。

美国学者科威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生产为核心活动的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人类生命与整个地球的存亡造成直接威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表现出的三个特点是生态危机形成的直接因素：一是降低自身增殖的相关条件;二是为了生存必须无限扩张;三是发展使贫富两极分化愈发严重，造成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在资本逻辑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极值积累，即便资本家已经触碰到生产与自然的阈限，也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尝试各种办法将其突破，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资本家带来了一种能够抵抗自然之力的幻觉。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蚀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思维理性，使之与自然产生割裂，部分民众赞同、拥护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追求物质、经济发展带来的满足，认为自然环境在经济发展面前不值一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破坏自然的帮凶。随着资本的无限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侵害范围越发扩大，资本家为了使资本累积加速、迎合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而开始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生态殖民化”。科威尔还指出，资本的全球化也是使全球生态遭到加速破壞的原因之一。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个国际经济组织，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稳定国际秩序，实则是在推动资本全球流动的过程中为资本利益服务，使各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全球生态正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之间做出抉择，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放弃追逐利益。因此，要想挽救自然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此外，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应为生态危机负直接责任。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坚持一元发展论的生存伦理，若不增长则必然会面临危机与崩溃。在崇信“利润之神”的原则下，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真实的需求，其生产活动都是围绕着“基本的底线”即“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 ”来进行的。换言之，资本的投入与运转都与资本增殖挂钩，只要是资本就必然会追求“价值增殖”，这就决定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之下，资本家注重的只是价值的创造与利益的获取，劳动者们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家的雇佣。即使偶有生态意识觉醒，固有思维的惯性与社会制度的限制等也使资本家和劳动者无法冲破资本主义生态不道德的发展逻辑。虽然资本的扩张也会受到一定的内部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其遵循了“适度发展”的规律，而是因其内在平衡被打破以致引发危机。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方式不是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试图以更大规模的生产来抵消造成的损失。资本家为了卖出商品获取资本增殖，还通过种种机制向人们灌输“虚假需求”以促使人们的消费欲望无限扩张，物化与商品化逐渐形成内卷，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物与商品的奴隶。因疫情出现的社会封锁与社交隔离，使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巨大影响，这种“牛鞭效应”使全球出现了经济危机，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公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对自然的无底线索取必然会引起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造成无法弥补的生态危机并蔓延至其他领域。

“自然商品化”成为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的又一途径

面对生态危机在全球愈演愈烈的趋势，资本主义也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不少资本主义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将自然资源与资本主义市场进行关联的解决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将精密计算技术加以生态利用，对自然环境与资源等进行赋值、估算，并利用价格机制将自然界纳入市场体系中，赋予自然商品定位，用市场规则和作用来限制并治理生态污染，从而使环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已被刻上资本烙印，成为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私有物品。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及其为自然赋值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与市场应是一种人类创造的且为人类与自然服务的工具，而不应是横亘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剥削工具。资本主义主张利用 “环境资源商品化”来协调发展生产与生态的想法是对自然的另一种曲解，是把自然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外在符号”。资本主义把自然资源划分为单调的主体，而没有看到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各种环节与因素，通过这种荒诞的“经济简化论”把自然资源与市场中的商品画等号，赋予自然环境中的土地、空气、森林等资源一定的价格，使其能够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此外，在市场中根本不存在对自然的保护，为自然划定价格只是为了使资本对自然剥削的行为更具合理性，使自然在市场中得以被“更好”地规划与利用，从而对自然实行更为彻底的掠夺。

在对“自然商品化”的批判方面，福斯特较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更为透彻，指出资本主义环境经济学家的研究概括起来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对作为整体的自然环境中的部分要素进行提取与分离，使其脱离原本特定的生物圈而独立存在，以此对其进行价值估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与商品等价;第二，对已经成为商品或者服务的自然资源，利用市场的供求曲线来进行相应的价格划定;第三，為了确保经过一系列操作而形成的自然环境与市场相连的逻辑结构能够维持稳定性与公平性，需要创设相应的规范与政策，以落实对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整个流程的关键是建立环境物品和服务的供求曲线，建立的依据则是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意愿的评估可以通过“快乐定价法”与“偶然评估法”来进行预测。然而，无论以何种方式与何种形态把自然资源与资本主义市场进行关联，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二者的抽象交换以及使自然转化成利益的增长，这最终都无法掩饰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大肆剥削的真面目。在确立环保标准与市场机制后，环境经济学家还主张通过征收环境税、利用市场激励机制等方式来解决破坏环境等问题。虽然环境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调和自然与发展的矛盾进行了探索，但在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之下并不能阻挡整个自然界被抽象成为物质资料来源与经济发展场所。

环境经济学家的设想体现了他们希望保护自然环境的美好愿望，然而他们的观点却暴露了内藏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荒诞狂妄症。首先，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解成多个部分而参与市场的各种环节，环境经济学家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却没有意识到其他方面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关系被自然对人的服务关系所替代，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割裂。其次，自然是人类诞生、栖息、生存的依托，而“自然商品化”却把自然的本质磨灭了，资本将自然拽入市场经济之中，赋予其市场价格却忽视其内在价值，使自然丧失了尊严。再次，“自然商品化”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发挥一定的功效，然而从长久来看必将走向失败。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为了积累剩余价值而不断设法扩张的制度，这种制度特性也决定了它将会尽其所能排除一切阻挡自身发展的约束，哪怕这种约束是对地球与人类未来有益的。因此，即便自然通过种种途径与市场机制进行挂钩，也无法阻挡资本主义无视一切的发展规律与模式。

科学技术屈从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

对技术的批判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许多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技术进行了理论探讨。例如德国学者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操纵着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大肆利用其攫取利益，使其成为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并且滥用技术制造了大量的虚假消费需求。美国学者奥康纳则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蕴含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而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决定了其寻求的只是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能够助其不断扩张与积累剩余价值的技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观点，福斯特从技术本身出发对其实质、属性等进行了深入审视，指出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使用。

福斯特通过对“杰文斯悖论”的引用来佐证他的观点，英国学者杰文斯19世纪提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煤炭的利用效率，然而煤炭的消耗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持续增长之势，人们的需求无法因为技术进步得到真正满足。美国和加拿大在1997年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承诺减少碳排放量，而后为了发展经济又先后退出了议定书。可见，资本主义对技术的使用一般都是为了获取利润。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也逐渐成为沟通人类与自然的又一媒介和手段，然而技术的异化程度也随之加深了。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科学家们声称技术革新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环境的负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欲望是无限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进而索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并对自然生态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

图为货船运送集装箱垃圾。（IC photo 图片）

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黑山大量堆叠已切割的原木。（IC photo 图片）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水储水罐。（IC photo 图片）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技术的研究缺乏整体视野，不是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或生物圈来进行研究，而只是简单将目光局限在某个单独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技术的使用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并且无视自然规律而任意使用，俨然将自然资源当成可以通过技术改变从而促使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资料。由于资本主义具有寻求无限扩张的逻辑，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产生且维持的技术都是对资本积累有利的技术，与资本主义利益相悖的技术早已被各种手段与机制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资本主义为技术打出绿色、清洁的旗号，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更新与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污染气体、温室气体的排放等，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推动技术改良的原因都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出于对生态环境的本真关怀。由此可见，技术只是资本主义谋求经济扩张、寻求霸权的物质工具罢了。因此，试图通过技术的生态利用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们的天真幻想。

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聚焦于剩余价值积累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不可否认，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凭借发达的生产力与较强的创新力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卓越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但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对自然的掠夺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种种不道德行为基础上的罪恶制度，资本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其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的天然本能，如同寄生虫吸取寄主营养一般通过尽可能地榨取其他事物的价值来实现自己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其对自然的剥削越发深入、严重，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空头口号。

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理性”这一概念。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金钱主导的社会，并且通过计算、核算等方式来预测能够从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中获取的利益，并将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投入到市场交换环节以获取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大肆发展生产，使“生产决定消费”转变成“消费决定生产”，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不是质优适量而是多多益善。这种扭曲的社会氛围使得人们逐渐丧失了辩证思维能力，成为被经济理性操控的傀儡，过度的生产与消费不仅使商品拜物教盛行，推动服从于经济理性下的技术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自然资源。对此，高茲提出了“生态理性”这一解决路径。生态理性借鉴并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观念，提倡适度发展，寻求以最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人们创造出满足需求且质高耐用的物品，从而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但这不仅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更有违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什么比金钱更重要，哪怕是人类的自由理性以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可见，在追求无限利益累积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理性显然没有市场。

2018年2月6日，一名潜水者在印尼蝠鲼潜水点拍摄魟鱼时遇到令人震惊的一幕，她的身边漂浮着大量塑料垃圾，取代了本应出现在画面中的海洋生物。（IC photo 图片）

福斯特也对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不可行性进行了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的思维模式已经贯穿并同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一切事物发展的目的都从属于资本扩张与剩余价值积累。尽管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科学家一直以保护生态为名进行研究与尝试，但无论他们如何为可持续发展下定义、探索何种先进技术，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出发点，即在确保经济利益基础之上对所谓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肤浅探索。相反，那些真正关注可持续发展的人所主张的是站在自然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上寻求一种适用于当下发展与将来发展之间的状态，从而更好地保护地球生态。资本主义具有的反生态本质使得可持续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局限在其体制之内，表现出的是一种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针对自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但持续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自然生态也能长盛不衰。此外，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对本国还对其他国家乃至对全世界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侵害。部分西方国家凭借着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技术与优越的国际地位，将资源密集型与污染性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中，用极少的经济成本剥削他国的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或者直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形成了一种新的霸权表现形式，即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不仅会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通过攫取自然资源重塑国家之间、人们之间的层级关系，甚至会导致已形成的生态破坏进一步恶化，对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水、土地、粮食、空气等造成更大污染，从而实现另一种形式的殖民。生态帝国主义的种种表现意味着，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并重塑生态观念。对此，福斯特提出应进行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中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统一，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同时使可持续发展回归其本真面目。尽管福斯特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人类进步进行深度思考，试图使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却最终无法超越资本与自然的矛盾。

结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为经典且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流派之一，以高度的敏锐性抓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态脉搏，在聚焦全球生态问题的同时，以生态破坏形成的原因为线索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从而围绕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应该持有的模式、目前与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见解。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如过分突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夸大生态危机的程度、试图以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等，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重新审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全新视角。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理论的不断完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能够迸发出更多具有学理性的观点与成果，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继续向前推进，为人类的发展带来“生态之光”。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16年6月20日，在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意大利著名钢琴家鲁多维科-艾奥迪通过冰川演奏方式呼吁关注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IC photo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