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振华 孙 蕾 丁 洁

一、引言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频发，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和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英国旷日持久的脱欧谈判无疑使已经受损的多边贸易体系雪上加霜。为了彰显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我国连续成功举办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并且成功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这些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中难得的一抹亮色。作为主办方，除了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之外，上海本土企业也在进博会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它们在场馆建设、展品物流、人员运输和技术配备上的大力参与，才保障了整个进博会的成功举办。与此同时，进博会也推动了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张娟认为进博会顺应了贸易主体从货物领域转变为服务和数字领域的国际趋势，打通了全国贸易大循环网络，助力上海打造国际贸易中心。①张娟：《进口博览会视角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内涵和路径》，《国际贸易》2019年第5期，第38—46页。马莹和甄宏志不仅将进博会视为上海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五年来的成果之一，还强调了它在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中的助推作用。②马莹、甄志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探索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0—17+39页。除此之外，构建国际科创中心同样也是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进博会对它的激励效应虽然受到了各方的关注，但是以此为主题的量化研究尚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首先客观描述了进博会通过技术型人力资本积累激励上海企业创新发展的整个过程，随后利用2014—2019年3 291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确实有助于上海的创新发展，本土企业专利申请量总量以及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量均有显著提升；第二，进博会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创新激励持续性不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量自进博会筹备开始就有所提高并得以延续，而发明专利申请量则在第二届进博会召开时才迅速攀升；第三，进博会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上海制造业企业中尤为突出，技术型人力资本积累在整个影响过程中发挥了机制作用。

与已有文献相比较，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在研究主题上，本文强调了进口博览会对本地企业的创新激励，这为现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一是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定量评估了创新激励效应的大小和持续时长，二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异质性分析和安慰剂检验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拓展了现有领域以定性方法为主的分析手段；最后，在影响机制的挖掘上，将技术型人力资本作为进博会的影响机制，使得宏观政策的影响如何落地到微观企业的路径更为清晰。

二、理论假设的提出

（一）进博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

东艳和刘杜若提出，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展示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有益于上海构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还将进博会视为上海世博会的一种延续，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一系列开放政策一起，让上海始终保持在我国开放创新的最前沿。③东艳、刘杜若：《“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人民论坛》2018年第31期，第44—45页。马莹和甄宏志将进博会和“一带一路”倡议联系在一起，以《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为基础，强调了进博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标杆和宣传作用，该盛会让这些国家的参展商充分认识上海在贸易、物流和互联网等产业上的优势，进一步深入合作。④马莹、甄志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探索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0—17+39页。

除了上海整体的经济发展之外，其他学者也聚焦于进博会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郝宇彪和刘江汇依托平台经济理论认为，上海在举办进博会的过程中利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等新技术，有效降低了参展商和采购商之间在搜寻、接触、谈判和签约等环节上的交易费用。①郝宇彪、刘江汇：《贸易博览会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平台经济理论视角》，《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46—56页。这一点在恰逢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三届进博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云会议、云论坛、云采购和虚拟现实观摩让许多企业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加入进博会的各个活动之中。顾振华以第一届进博会上提出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为切入点，以江浙沪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2018—2019年的季度数据分析了进博会对企业价值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②顾振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基于江浙沪制造业上市公司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01—114页。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均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基础，它们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的角度，讨论了进博会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效果，这启发了本文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突出该盛会对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影响，图1列示了2014—2019年我国四大直辖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到，在2017年之前，四大直辖市的专利申请数都低于25 000件，但是自2017年上海开始筹备进博会以来，上海的专利申请数量则迅速攀升，到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成功举办之时已经突破了35 000件，而其他直辖市的专利申请数仍旧徘徊不前。当然，除了进博会之外，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因此想要厘清进博会是否真正激励了上海企业的创新发展，就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有待实证检验的假设。

图1 2014—2019年四大直辖市的专利申请数

假设1 ：进博会的筹备和举办将激励上海企业的创新发展。

（二）我国重大开放举措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刘瑞明和赵仁杰针对我国实施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区域开放举措——西部大开发政策进行了评估，他们通过1994—2012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展开了研究，他们表示，在理论框架中，由于未在制度环境上加以改革，西部大开发政策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均产生了挤出现象，发生了“资源诅咒效应”，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该政策无法显著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①刘瑞明、赵仁杰：《西部大开发：增长驱动还是政策陷阱——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第32—43页。王桂军和卢潇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②王桂军、卢潇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3期，第43—61页。谭建华等研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对域内企业的投资效率和创新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2013—2017年分三批设置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确实激励了投资和创新绩效，谭建华和严丽娜将高管队伍中的具有博士学历高管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明确了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作用。③谭建华、丁红燕、严丽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9期，第16—29页。④谭建华、严丽娜：《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48—56+158—159页。吕洪燕等肯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他们同样强调了人力资本发挥的机制作用，他们以研发人员数量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进行了实证检验。⑤吕洪燕、孙喜峰、齐秀辉：《制度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软科学》2020年第10期，第76—83页。

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往往是重大开放举措对企业创新推动的影响机制，这是因为包括进博会在内的各项政策都将吸引人才、促进人才流动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毕竟想要获得长期的创新增长动力，高素质人才是关键所在。⑥Sun X L, Li H Z, Ghosal V,“Firm-Level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Vol. 59, pp.1—15.上海在人才政策上的重视程度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例如，上海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1月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持人才发展若干措施》，该文件围绕引进人才的主题，罗列了48条具体的措施，从人才的类型来看，专业技术型人才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成为引进的重点，根据上海积分落户的公示情况统计，截至2020年7月，大部分人才引进落户的人员均集中于技术型企业之中。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有待实证检验的假设。

假设2：技术型人力资本在进博会的创新激励中发挥了机制作用。

三、实证模型、数据和方法

（一）研究设计与变量构建

为了考察进博会对上海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本文将2017年进博会开始筹备作为政策实施的起始点，这是因为证券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对于重大政策相当敏感，尽管进博会在2018年才召开，但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开始筹备之时，进博会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将上海的上市公司作为政策实验组，其他地区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将进博会开始筹备的节点——2017年作为政策准自然实验的起始年份，通过DID方法展开实证研究。基于吕越等①吕越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 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第187—202页。以及钟昌标等②钟昌标、胡大猛、黄远浙：《低碳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19期，第113—122页。的研究，将DID模型建立为如下形式。

模型（1）中的下标i代表不同上市公司，下标t则代表不同年度，下同。被解释变量lnpatent反映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参考顾夏铭等③顾夏铭、陈勇民、潘士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9—123页。以及谭建华和严丽娜④谭建华、严丽娜：《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48—56+158—159页。的研究，将上市公司当年已申请专利数量加1后的对数值作为代理变量，专利申请数量越多则说明企业的创新水平越高。为了进一步考察专利申请的类型，按照国泰安（CSMAR）数据库的统计，将专利划分为发明lninvent、实用新型lnmodel和外观设计lnappear，它们的构造方式和专利申请类似，均是数量加1后取对数值。反映进博会政策准自然实验的主要解释变量s_ciie是一个交互项，它由是否为上海市内上市公司的虚拟变量sh，以及进博会筹备与否的虚拟变量ciie交互得到，sh为1的即为实验组，为0则为对照组，ciie则以进博会开始筹备的年份2017年作为标准，2017—2019年为1，2017年之前年份为0。

control是一组上市公司和其所在省市的控制变量组合，既有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又有地区经济发展和开放指标。参考张永安和关永娟等所选取的地区控制变量⑤张永安、关永娟：《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第21期，第118—126页。，将上市公司所在省市的人均GDP对数值lnpergdp，按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open作为一组控制变量，用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和开放情况；参考范子英和彭飞所选择的企业控制变量，将上市公司规模size、企业年龄lnage、应交税费tax、职工总数scal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另一组控制变量，分别使用企业资产总计的对数值、企业所处年份与成立年份差值、应交税费与资产总计之比，员工人数对数值以及净利润与资产总计之比来表示，它们基本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创新水平的因素。⑥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第82—95页。Ψ和Ω均为虚拟变量组成的固定效应向量，其中，Ψ表示一组不随个体改变的年度虚拟变量，Ω则是一组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虚拟变量。u表示随机干扰项。若该模型中的系数β1显著大于0，那验证本文假设1中的观点，进口博览会的筹备与召开有助于上海企业提高创新水平。

为了检验假设2中有关进博会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机制，参考Liu和Yu对影响机制的检验方法①Liu Q, Lu Y, “Firm Investment and Export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Vol. 97, No.2, pp.392—403.，直接将政策变量与机制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用以考察进博会是否会通过技术型人力资本渠道产生影响。

由吕洪燕等以及谭建华等的研究可以知道，人力资本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机制。②吕洪燕、孙喜峰、齐秀辉：《制度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软科学》2020年第10期，第76—83页。③谭建华、丁红燕、严丽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9期，第16—29页。那么，进博会同样是我国的重大开放举措，人力资本应当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虞义华等在构建技术型人力资本时，将上市公司中的发明家高管数量作为代理指标，考虑到本文模型中企业专利可以被划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因此将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中具有生产、研发和设计背景的高管数量tech作为技术型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④虞义华、赵奇锋、鞠晓生：《发明家高管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6期，第136—154页。若该模型中的系数α1显著大于0，那验证本文假设2中的观点，技术型人力资本在进博会效应中充当机制作用。表1报告了上述所用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机制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名称、构造、数据来源、参考文献和变量含义。

表1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

（续表1）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从2017年开始筹备至今，进博会召开前后的对称年份可以被视为一个研究区间，以2017年开始筹备进博会作为政策实施起始点，将前后的3年作为研究区间窗口期，即2014年至2019年。选择这6年作为研究区间有以下可取之处：第一，这6个年份从筹备第一届进博会开始至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召开，前后3年对称，并且在该研究区间内国内没有再一次举办相当规模的超大型贸易类盛会，同时也基本避免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干扰；第二，各省市以及区域内的各家上市公司基本将年度数据更新至2019年12月。

选择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由于上市公司往往是各行业或者各省市的代表企业，它们既有创新的动力也有创新的实力，并且能够最先感知国家重大开放举措带来的影响；有关如何划分进博会的实验组①王桂军、卢潇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3期，第43—61页。，王桂军和卢潇潇就将“一带一路”政策的重点实施省份内所有企业视为实验组，考虑到研究区间内的两届进博会均以上海作为东道主，因此本文将上海市内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政策作用的实验组，而其他省市内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有2个：一是CSMAR下辖的各系列数据库，二是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其中，2014年至2019年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董监高人物特征信息、专利信息以及治理结构等数据均来自CSMAR公司研究、因子研究和人物特征系列数据库；上市公司所在省市的GDP、人均GDP以及按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除此之外，进博会的举办和筹备的时间均通过查询官方网站获得。对于少数省市在个别年度的缺漏数据，则通过各类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补充，对于上市公司中少数财务和人员数据存在缺漏的，则查询万德（Wind） 数据库或者锐思（RESSET）数据库进行补充。

参考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普遍操作方法，将文中的上市公司样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相关处理：①删除被*ST和ST标识的观测样本；②删除金融和保险类的观测样本；③仅保留A股观测样本；④删除样本主要变量存在缺失的观测值。最终，经过上述一系列处理之后，文中研究样本的观测值数量为17 399个，其中包括了3 291家上市公司。

（三）内生性处理和计量方法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将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视为外生政策冲击，这就基本避免了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对于遗漏相关影响因素而言，企业创新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地区层面，能够影响到企业创新行为的变量有很多，一旦将部分变量遗漏到随机干扰项之中，就会导致主要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产生相关性。针对该问题，本文一方面在模型中加入了上市公司所在省市的人均GDP和进出口开放指标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在稳健性检验中，按照Heckman等①Heckman J J, Ichimura H, Todd P E,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 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 Vol. 64, No. 4, pp. 605—654.、刘瑞明和赵仁杰②刘瑞明、赵仁杰：《西部大开发：增长驱动还是政策陷阱——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第32—43页。的思路，使用匹配率为1：20的PSM法让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测量误差而言，由于在研究区间范围内，进博会从筹备到召开两届已经跨越了3年时间，进博会的影响究竟在什么阶段最为显著是亟待验证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反事实的角度来看，若进博会对企业创新确实存在影响，那么如果改变进博会举办的地点和时间，这样的影响将会不显著。基于此，参考La等的方法③Duryea S, Chong A, La Ferrara E,“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i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2, Vol. 4, No. 4, pp. 1—31.，使用动态效应检验和改变举办地区及时间的安慰剂检验两种方法，考察双重差分方法是否可以得以应用。 一方面，为了分析进博会的动态效应，构建如下形式的年度动态效应模型。

模型 （5）中year是年度动态效应虚拟变量，从模型（5）可以看到，当实验组中的上市公司所处年份是进博会开始筹备前后的第k年时，year变量为1，否则为0，为了方便起见，利用虚拟变量yeark来表示进博会开始筹备的后k年。

另一方面，使用两种不同的反事实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一是假设进博会在上海以外的其他三个直辖市——北京、天津和重庆进行筹备和召开，二是假设进博会以前两个年度或者滞后一个年度进行筹备。这两种安慰剂检验考察了进博会筹备和召开之外，在不同地区和时间的维度上，是否有其他与会议无关的重要因素对上海企业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如果在上述两种假设的反事实情况下，重新构建的政策实验组和政策实施交互项b_ciie、t_ciie、c_ciie、L2s_ciie和Fs_ciie的系数无法显著异于0，或者异于0的显著性要低于基准模型，那么使用DID方法的条件基本得到了满足。

除此之外，为了处理不同截面导致的异方差问题，在回归时使用了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了处理。通过Hausman检验 (chi2=86.20，p值=0.000)，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相关系数值不存在系统性差别的原假设，因此使用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作为主要的计量方法，使用Stata软件中的areg命令得以实现，并且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xtreg命令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为了克服离群值带来的干扰，对本文的主要变量均采取了winsorize方法，在观测值前后1%的水平上实施了缩尾。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到，虽然少数上市公司一年有上百个专利申请，但是大部分上市公司并不是每年都有专利申请，从平均值上来看，每家上市公司每年仅申请0.7个专利。从样本上来看，仅有约15%的样本观测值申请过专利，而从专利的类型来看，发明专利仍旧是主要形式。这样的结果与寇宗来和刘学悦的研究①寇宗来、刘学悦：《中国企业的专利行为：特征事实以及来自创新政策的影响》，《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第83—99页。基本一致，说明尽管我国专利申请量每年在快速攀升，但是离“万众创新”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了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诸如举办进博会等重大开放举措相继推出，它们是否会影响企业行为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人力资本的机制变量tech结果可知，在所有样本观测值中，大部分上市公司均有生产、研发或者设计背景的高管人员，每家企业平均拥有约4位具有此背景的高管，这样的结果表明具有生产经营一线经验的高管人员受到了各家企业的重视，而进博会会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来中国就业，或者鼓励国内优秀人才自由流动，它们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进一步助力企业创新。

（二）基准结果

表3报告了模型 （1） 和模型 （2）中进博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从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到，不管是对于总的专利申请量而言，还是对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而言，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有助于上海企业的创新行为，且该结果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显著。从系数大小来看，β1基本保持在0.058至0.129，这表明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将会使得上海企业的专利申请提升12.9%，而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量分别提升10.5%、9.6%和5.8%。该结果较为充分地验证了假设1中的内容，即进口博览会有助于东道主——上海全面提升创新水平。从控制变量的情况来看，企业规模、企业业绩，所在地区的人均GDP都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

表3 基准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 异质性分析

表4从上市公司所处不同行业的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从结果中可以看到，相比于其他行业，进博会对上海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无论是在影响大小上，还是在显著性水平上都较为突出，从系数大小来看，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会给上海制造业上市公司带来7.8%至19.5%的提升作用，且该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显著，背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其中全球科创中心是重要内涵，进博会的创新影响效应首先就会传导至制造业企业；另一方面文中选择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作为代理变量，专利对于制造业而言能够起到更为明显的效用。①孙文杰、沈坤荣：《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性》，《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3期，第81—91页。除了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分析之外，股权性质往往也是异质性分析的关注对象，经过检验发现，进博会的企业创新效应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中均有所体现。

表4 异质性分析

2.动态效应

表5报告了模型 （4） 和模型 （5）中进博会创新影响动态效应的检验结果。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专利展现出了不同的动态效应。就发明专利而言，进博会的影响效应在正式召开的2018年开始有所显现，到2019年才完全体现出来，上海本地企业的发明专利在2019年因为进博会的召开而提升17.1%。就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而言，从进博会开始筹备的2017年开始，影响效应就开始显著，到2018年和2019年影响更为突出，从系数大小看，上海企业的两类专利申请会因为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而提升约2.6%至12.5%。这些结果都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显著。

表5 动态效应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专利往往和生产技术挂钩，它的传导周期比较长，自进博会筹备，许多高新技术展品不断涌入上海，不过要让这些产品中所涉及的尖端技术为己所用，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去学习和领悟，相比较而言，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传导周期较短，从引进展品中的学习过程也会相对简单，不过它们对于创新的作用没有发明专利那么大，因此就出现了表5中进博会对上海本地企业发明专利的影响效应在2019年才开始，且系数值较大，而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设计则从2017年就开始，但是系数值较小的现象。

3.机制分析

根据假设2，进博会激发创新的机制是鼓励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结合表4中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海制造业企业受到的激励较为明显，因此与专利类型对应，本文选取具有生产、研发和设计背景的高管人数作为技术型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考察进博会对其是否存在促进作用。从表6的前3列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加入企业或者省市控制变量，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都会让上海企业积累更多的技术型人力资本，从而助力企业创新。

表6 机制分析

表6的后两列则使用不同方法对模型结果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随机效应下，进博会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这可能和随机效应没有控制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有关，验证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必要性。

4. 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平行的趋势，表7报告了经过PSM+DID的回归结果。经过倾向得分匹配之后，从表7的结果可以看到，实验组和对照组不仅在所有企业财务的控制变量上已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在整体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就保证了DID的基本要求。从表8中的结果可知，经过PSM+DID回归后，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仍旧对上海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影响，且该结果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显著。从系数的显著性和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上来看，表8的结果与表3的基准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就进一步验证本文在假设中提出的观点。

表7 倾向得分匹配过程

（续表7）

表8 PSM+DID

5.地区和年份安慰剂检验

利用反事实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也是常用的检验手段之一。表9中报告了假设进博会在北京、天津和重庆这三个直辖市筹备和召开，或者提前2年和滞后1年筹备和召开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到，假若更换了举办地点或者时间，进博会并没有对东道主区域内的上市公司创新行为产生激励，上述结果又一次从反事实的角度验证了本文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表9 不同地区和年份安慰剂检验

（续表 9）

总的来看，从表3至表9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假设1和假设2的观点均得到了实证数据的验证，即进博会的召开会激发上海企业创新行为，技术型人力资本在其中承担了影响机制的作用。经过各类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为了量化探究进博会对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利用文献梳理和特征事实，对进博会的创新激励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假设，随后利用2014—2019年3 291家上市公司数据，通过DID方法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确实有助于上海企业的创新发展，企业专利申请量提升了12.9%，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提高；②进博会的创新激励作用对不同专利类型的影响持续性不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量自进博会筹备开始就有所提高并得以延续，而发明申请量则在第二届进博会召开时才迅速攀升；③相比较其他行业而言，进博会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上海制造业企业中更为突出；④技术型人力资本积累在进博会的影响中发挥了机制性作用。

以上结论从创新效应的视角为学术界在进博会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同时也为全面评估进博会的长期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给各级政府决策带来了政策启示。

第一，进博会的创新激励作用不仅在制造业中发挥作用，还应该将其拓展至服务业和文化业等多种产业之中。在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进博会的筹备和召开对上海制造业企业的影响要强于其他行业，一方面和进博会的主题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目前企业创新的评价体系有关。不过，除了制造业产品之外，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同样是进博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们分别拥有自己独立的展示区域，参展人数和交易额也逐年上升，进博会对于它们也起到了创新激励作用，高科技培育的农产品以及更加快速便捷的服务模式都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

第二，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在进博会效应中扮演的机制作用。从本文的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到，技术型人力资本扮演了桥梁的角色，事实上，无论是进博会，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倡议，我国这些重大开放举措都将人才引进和人力流动视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是因为积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是实现科技强国目标的前提，进博会在展示产品的同时，开辟更多的人才交流活动，把人才的定义从高精尖技术人才延展至更广的范围也应该是未来进博会所强调的。

第三，政府应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给企业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学习和积累先进技术。从文中的动态检验可以看到，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来说，进博会效应的反馈较为明显，但是对于发明专利来说，该效应在第二届进博会召开时开始显现。对于进口产品带来的技术效应而言，企业往往会通过“干中学”获得核心技术，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保障，然而目前很多企业和产业突出绩效考核，缺乏对技术积累的耐心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各级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手段，保障进博会创新效应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