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弦，宋京恩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49)

一、研究背景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下文简称“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0年1月底，我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达成政策、设施、贸易等方面的多项合作。留学教育事业是各国民心相通、强化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纽带。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上做出“留学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重要指示。2015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表示“一带一路”国家将“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2016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将通过教育领域内的人文交流、国际合作、教育援助、表彰工作等方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撑。2019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相关组织机构陆续发布“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一带一路”硕士奖学金计划、“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项目等留学教育领域的友好政策。一系列的重要举措为我国吸引国际留学生来华搭建了良好的政策平台。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在华留学生数量已达49.22万人[1]。以往的研究，无论是在华外国人研究，还是留学生研究，大多集中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作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拥有雄厚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国家的科教中心之一，尤其在留学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7年，陕西省留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万人[注]2018年5月4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举办的“加强文化建设 彰显文化自信”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陕西省委高教工委新闻发言人、副书记陈乃霞对陕西省留学生数量进行介绍。，并且其中绝大部分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为开展在华留学生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可以看出，自“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后，来自合作国家留学生的数量和规模日益扩大，这些留学生的社会融入状况是我国和“一带一路”国家间在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政策落地等方面的具体体现和合作结果。因此本研究以在西安市生活的、来自与我国已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家[注]本研究在样本中筛选出的“一带一路”国家，均为“中国一带一路网”上《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文件截至2020年1月列出的国家，本研究的样本中共涉及72个国家。目前，该资料仍在持续更新。(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群体作为调研对象，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来描述他们在华的社会融入状况，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其社会融入的因素所在。本研究尝试反映留学生在社会交往、社会活动参与等主客观层面的融入现状。一方面，社会融入可以增进留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通过“入乡随俗”来减少因文化冲突等原因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从而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社会融入有助于留学生群体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并在后续的求学或返乡等过程中促进国家间人文交流，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与“一带一路”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更好地实施等方面都有所助益。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国际移民的理论脉络与研究转向

国际留学生是国际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移民作为跨国流动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起步较早、历时较长、成果丰硕。在用以解释移民规律的研究中，以莱文斯坦在19世纪末期提出的“推拉模型”最为著名，它试图以流出地的推力作用和流入地的拉力作用来解释移民规律。但是，推拉模型忽略了移民在流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难以解释推拉因素在不同主体、不同阶段等方面的差异[2]。此后，国际移民理论进一步挖掘移民流动的内在动因和机制，并延伸至社会治理与政治决策等问题[2]，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的特征[3]。

古典国际移民理论主要关注移民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的单向流动模式，研究重点在于对移民动因、过程和结果的探究[3]。首先，在移民动因方面，经济论的侧重点是工资差距[4]等微观经济层面的原因，而世界体系论则重视国家间经济贸易依赖关系的影响[5]。其次，在移民过程方面，移民系统论、组织结构理论[3]等理论考察了移民在流入地的行动或服务组织对移民过程的影响。最后，在移民结果方面，古典同化论[6]、多元文化论[7]等理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的适应程度不同，并且一直存在同化论和多元论之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移民流动的研究也开始了综合的双向流动考察[8]。其中，移民个体特征、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3]等方面都会对跨国主义下的移民过程产生影响。跨国主义对移民结果的影响范围与深度是不确定的，它受到两地制度、资源等相关因素的制约[3]。

(二)移民的社会融入：内涵与分类

社会融入长期是移民研究的重点，其中涉及融入、融合、适应、同化等一系列相关理论概念。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将“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并指出双方在融合过程中会获得对方的历史、经验、情感，实现文化生活的共通[9]。从关注移民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单向度适应，到展开双向社会适应的研究并进行理论反思[10]，移民融入的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逐渐发展成为多视角、多样化的议题，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同时，由于社会融入的主体多元，动态过程十分复杂，学界存在针对国内移民、国际移民等不同流动人口的研究视角，并且衍生出社会同化[11-12]、社会适应[13]、社会融合[14]等用于解释移民融入的相关理论概念。这些概念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理论观点，分别从移民融入过程中不同的主体视角出发，对移民各方面的调整与适应进行了理论概括，并考察移民与流入地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理论之间也并非对立、互斥的关系，而是彼此互补，在描述融入过程时很难进行非此即彼的区分。由此可见，社会融入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多主体的、多维度的、分阶段的复杂过程。

根据现有研究，移民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等若干不同维度的融入。其中，经济融入是指移民在就业、收入、消费等方面与本地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15]；社会融入[注]此处的“社会融入”是狭义的社会融入，是与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等维度相并列的。关注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关系及互动状况[16]，通过测量移民的社区互动、亲友关系等指标实现；政治融入则多指移民的政治性活动参与[17]；同时，移民在其融入过程中还会面临与流入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主观层面上的冲突与适应[18]。尽管学者们还未对移民融入的具体维度达成一致，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移民的社会融入确有多重维度，需要进行多维度的考察。比如，以戈登为代表的“二维度”模型[19]涵盖结构性和文化性维度，以杨格—塔斯等为代表的“三维度”模型[12]包括结构性、社会—文化性和政治—合法性三个融入维度等等。

(三)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到宏观

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多维度概念，并且受多种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结构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微观人力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政策制度三个层次，它们共同对移民的融入产生影响。

人力资本归因理论具有微观个体主义倾向，该理论认为移民在融入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是因其人力资本缺乏或受原有价值观念束缚[10]，主要包括移民的教育程度、语言水平、工作经验等因素[12-13]。留学生与其他的国际移民相比，属于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移民群体，其社会融入状况可能受到性别、年龄、文化传统、心理状态[20]、跨国生活经验、语言水平、来华时间[21]等个体因素影响。

社会资本归因理论关注的是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往状况等中观层次的结构性因素。移民通过在流入地构建社会网络，可以获得情感性和工具性的支持，减少它们心理、文化、经济等的适应难度，并且随着移居者社会融入进程的推进，也有利于打破其固有的先赋性网络结构的制约，在流入地建立更具异质性和后致性的社会网络以获取更多信息[10]。也有研究指出，虽然个体社会网络可以提供帮助，但交往的选择性也可能阻碍移居者扩展自己的社交范围和增进对流入地的认同[22]。

政策制度归因理论则强调宏观制度结构的影响。“移民是政策的产物”[23]，移居国的政策将从根本上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24]。冯德煜[25]等人针对来华留学生的研究也发现，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比例逐步提高，与我国在留学教育领域内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密切关系。“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宏观性的政策集合，对于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领域有着具体的政策措施，而这本身就是关系到留学生群体来华行为、社会融入甚至居留意愿的宏观结构性因素。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特别是国内学界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尽管对于移民的研究数量并不少，但已有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还略有欠缺。首先，由于移民研究发源于西方，调研对象多为海外华人移民或国内移民群体(如农民工群体)[26-27]，针对在华国际移民或在华留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占了绝大多数[28]，定量方法的研究还比较少。这可能是国际移民的数据收集存在较大困难造成的。再次，研究地点多集中于广州、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21, 29]，而在内陆地区进行的研究甚少，还没有直接针对西北地区的在华移民研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华外国人多集中在几个沿海大城市，但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出，内陆地区在华外国人的数量正迅速增加。同时，现有的关于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多在微观层面探究移民群体的个体特征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而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等宏观政策背景下考察在华留学生社会融入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我们将以西安市的在华留学生为调研对象，直接针对留学生群体收集一手数据，展开量化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将结合当下“一带一路”的宏观政策背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理论层次考察在华留学生社会融入的状况和影响因素。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实证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实证数据来源于2018年的“西安市外国人调查”(Survey on Foreign Residents in Xi’an)，即在华外国人调查(SFRC)中的西安样本。这次调查是自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初次涉及在华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后，首次针对在华外国人群体的综合性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西安市在华外国人调查于2018年10月在西安出入境管理办事大厅进行，通过对前来办理入境手续的外国人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这是关于西安市在华外国人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目前为止最新的实证数据资料。我们准备了十余种不同语言的调查问卷，调查时长为期一个月，经过了严格的数据清理之后，共获得837份有效问卷。

本研究的调研对象是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已满18周岁、持有学生签证且来华一个月以上的留学生。这次调查的样本涉及来自“一带一路”协议中的72个国家，在完成对国籍、年龄、签证类型、来华时间等核心变量的筛选及整理工作后，最终进入本研究分析的有617个样本数据。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在华留学生的社会融入，我们将从主观融入和客观融入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中主观融入测量的是留学生在主观上的交往意愿，我们在调查中采用了经典的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依次询问了被访者对于以下五个层次社会交往的意愿程度，即“你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聊天吗”“你愿意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吗”“你愿意和中国人做邻居吗”“你愿意和中国人做好朋友吗”“您愿意和中国人结婚，或让您的儿女和中国人结婚吗”。选项为1—5的定序变量，分别表示绝对不愿意、不愿意、无所谓、愿意、非常愿意。本研究对这一组题目的回答进行赋分并加总求和后，根据总和划分为较低、一般和较高三个水平的交往意愿，5—11分为较低，12—18分为中等，19—25分为较高。

本研究中的客观融入测量的是留学生在客观上的活动参与状况。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被访者以下四个题目：“您是否参加过在西安的商会/同乡聚会”“您是否参加过在西安的宗教聚会”“您是否参加过在西安的兴趣群体的活动”“您是否参加过在西安的志愿者聚会”。选项为二分类变量，对这一组题目的回答进行赋分后加总求和，根据总和划分出较低、一般和较高三个水平的活动参与情况，0—1分为较低，2分为中等，3—4分为较高。

2．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分为以下三组：第一组为个体特征变量，即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第二组为结构特征变量，即被访者的国籍、母国情况、家庭地位认同等。其中，国籍变量操作化为留学生母国的发展程度、所在地区、是否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由我国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规格论坛活动，本研究以2017年召开的第一届论坛的参会国家名单，对留学生母国的参会情况进行划分。。第三组为融入能力变量，即被访者的中文水平、来华次数、来华时间、与中国人交往的网络规模、其亲属是否在华等。其中，留学生与中国人交往的网络规模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我们将其划分为三类，即认识小于10人的中国人为规模较小，认识10—50人为规模中等，认识51人及以上为规模较大。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N=617)

根据表1可以看出，目前西安市的在华留学生群体呈现出男性居多、较为年轻、单身者居多、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人口特征。在结构特征变量方面，西安市留学生的来源国大多是地处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与我国的政策合作度较高的国家生源较多，这与“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广密切相关。在融入能力变量方面，留学生来华次数较少、来华时间较短、亲属大多不在华，这些特征都与留学生的身份相关，但这可能造成他们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分析其社会融入的状况。

四、实证数据分析

(一)在华留学生社会融入的现状描述

我们从主观融入意愿和客观融入行为两个维度描述在华留学生社会融入的现状。在融入意愿方面，接近六成的留学生与中国人的交往意愿水平较高(59.66%)。特别是，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与中国人做好友的比例(89.53%)比聊天、工作、做邻居等一般交往的比例还要高。融入意愿的隐形门槛存在于“与中国人结婚”这一选项中，这也与一般的社会交往距离相一致。

通过表2的分析，我们发现留学生的融入意愿整体较高。但融入行为则并非如此，通过表3可以看到，在融入行为方面，超过七成留学生的活动参与水平较低，且不同活动类型之间的差异较大。其中，参加过同乡聚会或宗教聚会的留学生占比均未超过20%；但参加过兴趣团体聚会或志愿者聚会的留学生比例稍高(近30%)。这说明留学生作为青年群体，更倾向于较为主动和积极地体验带有流入地文化特色的社会活动。

表2 主观融入意愿各维度描述性统计(N=617)

表3 客观融入行为各维度描述性统计(N=617)

(二)在华留学生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主观融入：交往意愿模型。我们通过嵌套模型分析留学生交往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4。模型1为个体特征模型，仅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可以看到，性别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即男性更倾向于与中国人进行各项日常交往互动，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20,21,25]。

表4 主观融入模型：交往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定序逻辑回归)

模型2为结构特征模型，即在个体特征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留学生的结构特征变量建立嵌套模型。模型的拟合度有所提高，结构特征变量对留学生的交往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生的交往意愿较低，以往研究也有所证实[21]。可能是由于亚洲地区国家与我国地域接近、文化相似、联系密切，因此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生对我国人民更加熟悉，其交往意愿也就较低。家庭地位认同较低者的交往意愿也较低，他们或许因为对自身家庭条件感到自卑而交往意愿降低。

进一步加入融入能力变量后，构建了模型3融入能力模型。结果显示，融入能力变量对于留学生交往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中文流利的留学生的交往意愿水平更高。掌握当地语言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地实现文化适应[25]，在与中国人的交流中误解较少且过程顺畅。值得注意的是，自评中文水平为流利的群体交往意愿显著强于其他群体。也就是说，对于中文最好的那部分留学生，他们的交往意愿更强，而在其他水平的群体中并没有差别。此外，随着来华时间的增加，留学生的交往意愿有所降低，可能面临更多的文化的冲击与碰撞[21]。最后是与中国人交往的网络规模的影响。与中国人交往的网络规模较大者的交往意愿较高，与当地人的结交能够帮助留学生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社会支持[10, 21]，客观上鼓舞了他们的主观融入状况。

2．客观融入：活动参与模型。表5是留学生活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嵌套模型。个体特征模型中仅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其中仅性别变量有显著影响，即男性愿意更加主动去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其活动参与的水平更高，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已有研究也证明了男性的环境适应和交往适应程度高于女性[20-21]。

表5 客观融入模型：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定序逻辑回归)

表5(续)

结构特征嵌套模型是在个体特征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留学生的结构特征变量建立的嵌套模型。结果显示，结构特征变量对留学生的活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与主观融入意愿不同的是，尽管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生交往意愿较低，但他们的活动参与程度较高，他们来自与中国文化、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可能具备更多的语言和文化适应优势[21]；母国未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留学生的活动参与程度更高，他们可能希望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进而更多地了解中国。

进一步加入融入能力变量后，构建了融入能力模型。结果显示，留学生的融入能力对其活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模型整体的拟合度有所提高。具体而言，中文水平较高的留学生活动参与水平更高，与中国人交往的网络规模较大的留学生活动参与水平更高。融入能力变量对活动参与的影响与对交往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中文水平对于活动参与的影响，门槛不再存在于“流利”这一档。语言上的优势能够帮助留学生更便利地参与到活动中来，与中国人交往的网络同样能帮助他们更多地参与各种活动，实现客观上的社会融入。

五、结论与讨论

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研究议题。尤其在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现有研究较少，更值得关注。本研究基于对西安市外国人进行调查的一手数据资料，对在华留学生的社会融入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从在华留学生的个体特征、结构特征和融入能力三个维度出发，探究其主、客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发现：

第一，目前，西安市在华留学生的群体特征受到“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受到“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西安市留学生数量连年增多，且目前很多留学生来自与我国签订了合作项目的国家，亚洲地区的留学生居多，有半数留学生的母国参与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第二，目前，西安市在华留学生的主观交往意愿较高，但客观融入水平相对较低。留学生的身份特征，包括来华时间较短、次数较少、与中国人的交往规模较小等，都可能限制他们的社会融入水平。

第三，留学生的结构特征和融入能力对主观交往意愿和客观融入水平都有影响，但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样的变量对交往意愿和融入水平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例如，亚洲地区的留学生交往意愿较低，但他们的融入水平较高。融入能力变量对主观融入意愿和客观融入水平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中文水平、与中国人结识的网络规模都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我们可以推测，想要提升留学生的社会融入水平，留学生所在的高校、社团等组织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志愿服务等教学和实践活动，提高留学生中文水平、帮助他们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以促进他们的融入意愿和融入行为。

此外，研究还发现，西安市来自不同地区的在华留学生数量差异较大，来自亚洲地区或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居多。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奖助范围、完善准入机制等相关政策，使得西安市在华留学生的来源更加丰富，结构不断优化。此外，大多数留学生是独自来华留学，并没有家人陪伴。留学生及其家人的居留、就业是与留学事业发展密不可分的相关问题。此次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留学生希望在中国尽量多居留一段时间或永久居留[注]居留意向在调查中用访题“您这次还希望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测量，四个选项为：尽早离开、尽量多待一段时间、永久居留、其他。，并且近四成的留学生有申请移民到中国的意向[注]移民意向在调查中用访题“你此次来到中国时，考虑向中国政府申请移民到中国吗？”测量，四个选项为：从没有想过、来中国前就有考虑、在中国以后有考虑、其他。。因此，通过完善留学生学成之后的亲属来华、居留、就业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可以增强留学生的在华亲属对其社会融入的正向支持作用。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中对于变量的测量仍有进一步完善、提升的空间。调查没有直接测量留学生的宗教信仰、学籍信息、心理状态等，因此尚不清楚留学生校园生活的细节和困难，这有赖于未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其次，本研究是基于西安市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未来若能有多城市、跨地区的对比分析，将会对研究的完整度、推广的范围更有帮助。最后，本文主要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留学生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而对于其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心理状态，则可以通过访谈、定性研究的方式进行深入挖掘，展示其内在心理过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挖掘留学生在华生活状况、社会融入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