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444）

明初，自朱棣迁都之后，以京师为中心的剧坛，长期沿用金、元旧习，以“北曲”为正音，搬演杂剧，“累朝习用，无所更改”，直到正德年间，武宗朱厚照仍然因袭，“御制乐府，率皆此调”[1]。故而当时北曲杂剧佳作纷呈，行家辈出，而南曲鄙言俚句，名家绝少。徐渭在其嘉靖晚期撰成的《南词叙录》也记载：“本朝北曲，推周宪王、谷子敬、刘东生，近有王检讨、康状元余如史痴翁、陈大声辈，皆可观。惟南曲绝少名家。”[2]然而，到了嘉靖、隆庆时期，民间南曲勃兴，新腔迭出，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盛行一时，影响甚大，诚如曲家王骥德所言：“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调，沿至于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至今，不知经几变更矣！大都创始之音，初变腔调，定自浑朴；渐变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极矣！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3]尤其是昆山腔，经过正德、嘉靖年间曲唱家魏良辅改革之后，继承“以文化乐”的古之传统，依字声行腔，又“调用水磨，拍挨冷板”，形成细腻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华美飘逸的艺术风格，高度符合文人士大夫的雅化品味，受到江南文人的追捧。随后，昆山文人梁伯龙按照昆腔格律创作《浣纱记》，将文人雅赏清唱的昆山腔搬上高堂氍毹，焕发出舞台的生命力，进而风靡大江南北，成为领导性的戏曲声腔。昆山腔最早仅在苏州及其周边一带较小的区域范围流传，万历年间，随着声腔的风行，逐渐流行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万历末年流入北京，改变了北京的演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