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间音乐“涵化”现象的本体形态研究
——以苗疆走廊作为参照
2021-09-17张应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 2021年3期
张应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引 言
如果以苗疆走廊为参照去审视贵州民间音乐文化的话,其主体性研究关涉人类学中所谓相互“涵化”①涵化(acculturation),即“通过直接与不同文化的群体进行交往传播文化的过程,其中一种文化常常更为发达。这个过程可能是单方面的,也可能是双方面的。”(参见吴宗泽总纂.人类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3.)。李安民在比较分析了西方有关“文化涵化”概念界定之后,认为“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文化涵化是“一种不可避免地选择、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一般包括“混乱、适应、平衡”三个阶段,通过“增添、代换、混合、创新、抗拒”等方式达成涵化目的(参见李安民.关于文化涵化的若干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1988(4):46-52)。的“一体多元”[1-2]的认识论问题。根据徐杰舜、杨志强《“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中的讨论可知,在贵州,苗疆走廊可以看成是一张广义的“通道文化之网”——它不仅指元代朝廷开辟的从湖南常德向西穿越贵州,最后到达云南昆明的线性官修通道——“入滇东路”,同时也包括“由云南昆明经曲靖、沾益过贵州威宁、毕节、赤水至四川泸州下长江的‘西线’、由水西奢香夫人开辟的‘龙场九驿’、徐霞客从广西进入贵州的‘南线’以及贵阳经遵义至四川綦江的‘北线’,水路还可以将清水江、都柳江、乌江流域的河道等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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