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强 宋维君 刁 玮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710061）

20 世纪初，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西方大学中教授。但是，各种不同的历史叙事，例如旅行者的故事、传教士的叙述及殖民档案，构成了19世纪人类学的经验基础。[1]在英属印度，作为对未知领土行政管控的环节，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东方学家进行了有关土地收益历史、地方志、人口普查，以及印度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特征的调查。[2]在旁遮普①建立西方社会科学教育体系以前，殖民地行政官员、教师，如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1841-1901）、登齐尔·伊伯斯顿（Denzil Ibbeston，1847-1903）、理查德·邓普（Richard Temple，1826-1902）、威廉·克鲁克（William Crooke）、G.W.莱特纳（G. W. Leitner）和洛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1837-1911）代表了一批殖民时代的人类学家，他们负责生产和组织殖民统治旁遮普的知识，这些也构成了当前巴基斯坦人国家认同的经验基础。②然而，正如英属旁遮普邦的首位官方民族志学家登齐尔·伊伯斯顿爵士所言，对这些人而言，印度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官方知识是控制和统治的必要手段。[3]

与殖民地行政人员收集的信息相比，巴基斯坦学者有关国内人民习俗和信仰的研究并不多。他们对于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习俗和信仰普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让我们蒙羞。这种无知不仅抑制了国家发展急需的欧洲材料科学，而且削弱了国家智慧管理的行政力量。

殖民统治时期有关印度的民族志知识，为19世纪“欧洲科学”进化论提供了原材料，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和摩尔根（1818-1881）所言，他们曾试图发现一种具有普遍吸引力的人类文化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