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莉 张慧敏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610065）

埃德温·阿登纳（Edwin Ardener）认为女性常常处于相对沉默或是失语状态，她们的世界观同以男性为主的权力团体存在差异，这使她们的发言权受到约束[1]。在人类学中也是如此，人类学家或是男性，或是接受过男性偏见训练的女性，无一例外都处在男权文化的覆盖范围内[2]。因此女性在早期人类学中始终处于隐身状态，不管是作为研究人员还是研究对象，女性在人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中都位居边缘或是直接缺席。[3]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一些广为人知的女性人类学家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以外，人类学不乏其他女性的参与，尤其是男性人类学家的妻子[4]，然而一直以来，她们的贡献总是被忽视、被掩盖。

于式玉就是这样一位被低估了的女性人类学家。于式玉拥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具有语言天赋，擅长文献目录，又愿意开展实地调研，不仅协助丈夫李安宅进行学术研究，其自身也致力于边疆考察研究和藏区教育事业，著述了许多相关文章[5]。于式玉比李安宅更早来到、也更晚离开拉卜楞，对拉卜楞及其周边游牧地区进行了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考察，清晰地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境。但相对而言，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思想近年来逐渐受到了较大的关注，而于式玉的研究大体上还依附于李安宅，其学术独立性尚未取得足够重视。[6]于式玉的作品因与当时的经典民族志有所差异而没能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但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为藏学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探索带来了很多启示和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