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成都610068）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专门谈到人物的专史研究，提出“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1]在既有的学术史书写作中，学界大多关注学术作品的文本与思想解读，而对作品的形成及思想的过程往往较多忽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学科史的梳理中，也存在类似问题，较多关注不同历史阶段学科发展的宏观情形，呈现了不同时期相关机构及学术成果，但较少探讨相关学者如何进入相关学科领域，在相关学科领域有何成绩和思想主张及其成因与影响。也就是说，从人生史角度进入学术史，还远未形成风气，梁启超所谓“关系的伟大”呈现得还很不充分。即以20 世纪上半叶为例，很多在民族学、人类学界影响很大的学者，在现今的学术史论著中，大多寂寂无闻。比如凌纯声、柯象峰、徐益棠、芮逸夫、卫惠林、梁瓯第、岑家梧、蒋旨昂……大多数至今仍是学术史上的失踪者，或者是失语者：虽然时或出现在有关论题中，但他们表达了什么，为何表达，如何表达，学界关注甚少。在当今学人奔走田野的忙碌中，前辈学人曾经的身影和声音均已渐行渐远。

当然，在这种总体较为萧条的学人与学术史研究中，关于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的研究相对更早更为持续且成果较多。近年值得关注的一个学术现象就是，告别学术相对较早，门徒相对较少的李安宅（1900-1985），其人生与学术的研究异军突起，有后来居上之势，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