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与党的文艺政策之关系

2021-09-14李彦仪

文艺论坛 2021年3期

李彦仪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离不开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脉络之一，为考察并梳理党的文艺政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间辩证互动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且有效的切入点。参照党的建设史时间划分，梳理党的文艺政策在各历史阶段中的转变调整，探究其在乡土小说创作主题立场、“新人形象”塑造、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等方面所发挥的复杂影响，展望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的新特质及新方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乡土小说;新人形象

中国社会历经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漫长过渡时期，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甚至道德伦理规范在现代文明的渗透和冲击下被重新“问题化”，乡土社会的物理生存空间与精神文化空间因而获得了观察并言说各种观念冲突及社会变革的独特优势。中國现当代文学对于乡村题材书写的偏爱既源自于作家本身的怀乡情结与生活经验积累，也是对五四时期鲁迅影响下乡土小说书写传统的一种主动延续、衍生甚至形变。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架构叙事空间，实现对自我哲学思考、现实观照甚至审美理想的表达，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多元考量下的共同选择。

1920年鲁迅对于乡土小说的探讨和阐释使后者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封建意识表达的有效载体，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在乡土地域的风景、风情、风俗中汲取了更富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质的表达形式。对于乡村书写文学意义、民族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挖掘，更推动乡土小说创作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脉络，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设实现了同步成长与共同繁荣。如学者所言“一部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也是一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史”{1}，文艺的形式因素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形式实验和形式创新是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2}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下乡土小说创作对于主题、形象的把握和塑造呈现出文学与政治之间“召唤与应答”{3}的互动关系模式，可以说乡土小说创作为考察并梳理党的文艺政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间辩证互动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

一、突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化”倾向（1921—1949）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思想启蒙实践力图为文学创作营造一个相对活跃自由的文化氛围，但随着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相继爆发，动荡紧张的政治局势客观上为这一时期党的文艺工作与文艺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更为紧迫的“政治化”要求。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文艺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政策，要求充分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做好党的宣传工作。192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强调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将宣传附会上去，不做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192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进一步明确，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并多次提到要利用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文化教育，进行文化宣传。{4}透过这一阶段会议组织工作的布置安排能够观察到，党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工作所发挥的宣传教育、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甚至消灭反动势力等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总体上仍将文学创作归属于革命文艺宣传整体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得到特殊的重视与政策指导。这一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也不再简单延续“五四”时期揭示乡村生活现实的典型书写模式与价值观念，转而开始透过阶级属性和阶级观念审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典型人物与矛盾冲突，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阿Q时代早已死去”。这一阶段乡土小说创作观念的转向与论争引发了鲁迅和茅盾等作家对于革命文学及“文学工具论”“文艺组织生活论”等文学理论的深入反思。从“人”的觉醒到“阶级”意识的觉醒，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党和作家个体关于文学的阶级意识及其革命与现实主义功能的思考愈发明晰，党的文艺政策也逐渐表现出对建立无产阶级文艺、开展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的渴望和努力。

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围绕鲁迅、冯雪峰、郭沫若、郁达夫组成的左翼作家群体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讲话中指出，革命作家要正视革命的实际情形与革命的痛苦，而不盲目抱有浪漫蒂克的幻想。“左联”理论纲领体现出，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学创作更有意识地向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积极靠拢，呈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可以说“左联”的成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明确和实施方面具有“质变”的关键意义，“这是党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从此革命文艺事业就构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面军”{5}。但统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发展演变历程，其中最为关键且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节点仍属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以及毛泽东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讲话》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源头。“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政策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毛泽东倡导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主要不是对于文艺问题的理论研究感兴趣，他要解决的是对文艺政策的引导和制定。”{6}《讲话》主要讨论关于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明确了党的文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政策目标，指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7}。《讲话》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发表的重要文艺政策指导性文件，规定了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文艺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文艺，同时凝练并明确了这一阶段文学与人民大众、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工作之间的关系。此后，《讲话》不断被再次强调为指导文艺工作方向和目标的最高政策性文件，甚至是唯一的政策性文件，在很长时间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参与引导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与发展。

在中国文艺政策的摸索形成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背景为党的革命工作与文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学习也使党的文艺政策经历了逐渐明晰、逐渐完善、逐渐坚定的稳步发展过程，渐趋“政治化”是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讲话》的发表可以说初步确定并概括了党的文艺政策发展方向，鲜明地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自《讲话》对党的文艺政策进一步强调和明晰之后，文学创作的革命方向和大众化趋势愈发突出，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在文艺政策的指导下表现出主动调整与积极回应的态度。其中以农村题材小说书写见长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明确表示，“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8}。他接连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小说，在自觉实践“大众化”“农民化”创作意识的同时，注重结合革命时代背景讲述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冲突的现实生活。作者在小說中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等农村现实社会中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落后人物”与“中间人物”形象，以此烘托小二黑、李有才等农村青年敢于反抗封建旧势力压迫禁锢的善良勇敢与机敏智慧，塑造出具有典型时代特征与正面意义的性格形象和人物精神，其文学视角和思想内核始终保持着同中国革命斗争步调的一致性，契合于这一阶段文艺政策对于文学创作的“政治性”需求。因此，赵树理及其创作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现代精英作家和政治权威的双重接纳和推许，在全面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思想大整风运动中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9}

此外，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及个人对政治使命感的强烈意识，无形地影响着作者对于题材的选择、形象的塑造甚至主观革命思想的投射。丁玲曾提及“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已的”，“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而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10}在解放区文学潮流的影响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表现出在主题人物、语言情节、文艺形式甚至思想观念和写作立场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而此前茅盾《秋收》、鲁彦《愤怒的乡村》、许杰《七十六岁的祥福》和钱杏邨《义冢》等系列乡土小说创作，更是重点刻画了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农村新人对于毫无希望的封建制度社会、封建思想文化、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反抗和革命，展现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鲜明的阶级视角和革命意识。他们以农村为题材，凝视、揭露并剖析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与革命冲突，以政治意识观照农村新人与老一代农民间的矛盾和抵抗，借助青年农民心理、形象、行为的刻画表露出对现实状况的清醒认知，以及寄希望于通过反抗和革命带来“新社会”的理想，带有一种“黎明前的理想主义”特征{11}。总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引导下，作家们开始意识到文艺创作在革命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工作中所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对乡土题材的关注、思考与架构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化”倾向，人物形象塑造带有着阶级与意识形态的主观渗透，乡土小说创作的政治色彩和革命色彩逐渐增强。

二、“新人形象”塑造与“高大泉”出现（1949—1978）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可视为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重要起点。这次全国文代会明确规定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及发展方向是建立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当前各项基本政策，更好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总体仍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方向大致统一。在此基础上，《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对于《讲话》的主体内容和核心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和更明确的强调，同时更进一步要求作家要关注并重视“新人形象”的塑造。周扬指出，新中国文艺方向的具体体现就是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和新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一切与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12}对于文学中“新人形象”的期待既符合建国初期文艺宣传、思想教育、观念及路线指导的政治需求，同时也与新中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反映这个伟大时代与伟大劳动人民的总体思想和审美要求相一致。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几次重要阶段而言，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实践的阐释有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辅助政治决策获得更为深入人心的宣传和有效落实。文艺政策制定的最终目的是引导文艺实践的内容生产，文学作品中“新人形象”的塑造自然成为直接传达不同时期政治和思想变化最生动的文本媒介。这一时期乡土小说创作的要求和评价往往直接与“新人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相关联，在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文学评价中即清晰可见这种关于“新人形象”塑造的话语规训。中国作协领导冯牧更是就此明确表达了一种期待性的要求：“对于我们的某些作品，如何创造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和描绘新事物的萌芽成长，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13}在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表现乡土社会现实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与矛盾冲突的同时，作家巧妙利用“新人形象”的塑造在矛盾冲突中形成正面与反面、积极与消极、进步与落后的鲜明对比，渗透作者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指向，传递作者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支持和声援。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家笔下新一代青年农民对政治、革命与阶级认知的初步觉醒，这一时期“新人形象”的塑造更突出人物性格形象的明晰、对政治政策的坚定落实、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方针的积极拥护与回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对文学“新人形象”塑造的不断强调与文学政治属性的不断强化几乎同步，“新人形象”在承担文学功能的同时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味，围绕人物形象展开的文学讨论往往溢出审美层面，夹杂着关乎政治立场与主观态度的论争。

柳青曾在《延河》发表文章回应严家炎对于梁生宝形象典型性问题的质疑：“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14}可以看出，柳青在肯定梁生宝形象蕴含革命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的同时，透露出他对“新人形象”塑造成功与否、典型与否的判断是与“拥护党的领导的当代英雄理想形象”相挂钩的，并非单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进行自我辩护和反驳，体现出作家在思想和创作动机方面具有浓厚的政治化倾向，文学评价标准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后来学者对梁生宝形象的文学价值则进行了批判性的再思考，认为“主人公‘梁生宝这个新人由于英雄的色彩抹得太厚，理想化的倾向太浓，反而显得失真”{15}，相对于梁生宝而言，老一代农民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反而更为真实生动、具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并提出“三多三不足”{16}等具体意见。这些蕴含深刻反思意味的文学评价不仅审视了《创业史》在创作视角和创作方法层面的局限性，更点出这一时期相对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创作趋势和问题，即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发展不均衡，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媒介功能日益凸显。作为“新人形象”诞生的梁生宝可以说是这个特殊时代文化环境选择与作家个人政治意识表达的共同产物，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在其后中国文艺政策和文学实践的摸索调整阶段中不断受到作家、文学批评家及文艺理论家的再审视与再评判。

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艺倡导，其直接影响并推动了1961年党的文艺政策调整。但由于徘徊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无法取舍又难以平衡，根本性困惑的滞留导致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和文学实践经历了漫长的调整和多次反复，关于相同作家作品的文学和政治评价也存在着显著的阶段性差异，这也解释了学界围绕《创业史》的不断讨论以及关于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所展开的激烈论争。虽然浩然始终坚持“写农民，给农民写”的宗旨，挖掘建国初期乡村充满朝气和理想的“新人”“新事”，但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发表却显露出他在创作思路方面的标志性转变。“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7}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以政治形态话语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转化为阶级斗争、政治冲突以及正反两方面人物思想观念的对立。时代新人“高大泉”被浩然和这一时期主流文坛、政治权威与工农兵读者视作“无产阶级英雄典型”{18}，成为特殊十年的正面人物形象典范。“高、大、全”的“新人形象”标准确立可以说是政治意识在文艺创作尤其是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文本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随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重要转折，中国文艺政策的发展也随之进行了政策性的调整。

三、多元文化生态中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平衡（1978年至今）

关于1950—1970年代政治对文学影响和渗透的研究是一个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参与的共识性话题，而进入1980年代后“新时期文学”往往被描述为文学回归自身并形成“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一个演化过程，文学史反复强调“新时期文学”参与新政治“拨乱反正”的功能。{19}因此，关于1980年代后政治对文学的规训或文学的政治意义价值探讨在一段时间成为被悬置的话题，提出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命题似乎和“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定位在根本上就存在着悖反。但从“权力”角度而言，文学话语的表达本身可以理解为作家对个人话语权的使用，将文学纳入政治话语场域进行考量，这种话语权就顺其自然地被赋予了潜在的政治性意味。这也是为什么政治权威通常采取规训或呼应的姿态与文学达成某种共识，以便更有效地完成意识形态宣传、思想观念传播、政策路线落实等现实目标，使情感宣泄与表达的话语“权力”在政治性规训与呼应过程中无形地转化为具有社会功能的政治“权力”。而文学作品从“个人的”转向“社会的”，并相应涌现出关于“文学工具论”的纷争，也侧面说明了文学不可能超脱于现实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之外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政治对文学的规训往往也不只体现在报告、文件和座谈会记录等文艺政策的直接表述和指导形式中，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和引导还会借助文学组织、文学评奖、文学生产甚至文学批评等多种渠道传达对于文学创作的制度性规约。因而，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学政策与乡土小说创作关系的考察，应在梳理党的文艺政策基础上更全面地关注这一阶段发生明显转变的社会环境以及市场化、多元化发展的文化环境。

1979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同意总政治部关于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请示，并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重新提倡并阐释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上一阶段文艺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对當代中国文艺发展路线展开了新的重要调整。同年10月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20}文学再次回归了合乎美学标准并始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旨意，鼓励作家的“创作自由”。同时，邓小平特别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21}，可见对于新人形象的塑造仍是贯穿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和分析的核心线索。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在关注农村青年政治意识和阶级观念觉醒、讲述农村劳动人民贫苦艰辛的生存困境、特殊年代的悲剧性人生遭际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解决温饱后人们所面临的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困惑和迷茫。他们有意识地从政治、革命、阶级等概念的束缚中抬起头来，从更广阔的层面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给农村社会、农民个体甚至乡村生态环境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反思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城市、农民意识与现代性意识之间的碰撞与和解。

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文本中呈现出两类具有典型共性和鲜明新质的“新人形象”，一种为普通而广泛的“进城农民”群体，一种为特殊的“知识分子农民”。他们均表现出对于城市的渴望和对土地的逃离，在进城道路上抑或是在进城的渴望中遭受着现代性意识和传统小农意识冲突抵抗带来的精神苦闷和情感折磨。他们尴尬地处在城与乡、传统与现代、农民与城市身份认同的夹缝当中，直面无法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乡村社会的尴尬窘境。“历史将他们抛出原有的轨道，又拒绝他们加入新轨道的现代性诉求，使他们处于无所适从的失重心理状态，忍受灵魂无处栖居的痛苦。”{22}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算是这一时期较早展现进城农民对于农村和城市间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社会环境悬殊差异的初步体认，刻画出他们面对城市话语、城市方式时手足无措的茫然滑稽。此时主人公陈奂生对于城市的新鲜感和好奇多于现代性的渴望，在更深层面上仍然留存着小农意识的传统思想和对乡村理想的追怀，在浓郁的喜剧性反讽甚至戏剧性夸张的细节、心理描写背后分明影影绰绰地立着阿Q的影子，纷杂的欢笑声掩藏着作者心底对于农民封建蒙昧思想烙印的忧思以及精神奴役创伤的悲愤。

而伴随世纪末进城农民最初对城市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城市象征的财富及地位的追求，作家对于农民的悲剧性命运也展开了更多新的思考。明惠（《明惠的圣诞》）、小白（《二的》）、钱小红和李思江（《北妹》）等年轻女性在冷漠无情的城市性交易中被侮辱和消费的肉体，老六（《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国瑞（《泥鳅》）、鞠广大（《民工》）等身处底层的农民工被透支的身体与被践踏的尊严，乡村青年以满腔热情投向城市虚幻而奢华的美梦，最终却只拖着破碎的肉体和灵魂被弃置于这场繁华的盛宴之外。这是一场关乎金钱和权力的交易，更是拼尽肉体与灵魂的豪赌，殊不知，结局早在落座之前就已注定，悲剧早在落笔之前就已酝酿。这一时期关于进城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小说多以同情、悲悯的心态揭露进城农民绝望而卑琐的城市生活血泪史，作家认识到改革开放与城市化建设带来的物质层面改善难以彻底扭转并拯救农民的悲剧命运，现代城市经验却为进城农民带来了新一轮的肉体苦难与更为沉痛的心灵裂变。

此外，“知识分子农民”形象的塑造在这一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实践中也有着突出表现，这类“新人形象”的出现与1970年代末知识分子得到重新正名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彻底纠正几十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23}知识分子不再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而变成了现代化新时期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重新成为小说文本中具有思想观念觉醒意义的“新人形象”。但乡土小说中对这类“新人形象”的刻画大多并非出于对知识分子本身的平反或赞美，而更多是以知识分子农民在现代性冲击下观念觉醒、现实选择及坎坷遭遇作为切入点，再次进入对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群体/个体等时代选择问题的思考。作者通常只是借助其“特殊”的身份和思想情感传达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与反思，不在于做出一种是与非的价值判断或给出一个政治正确性的标准答案，其蕴含的社会问题意识要远大于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例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浮躁》中的金狗、《秦腔》中的夏风、《高老庄》中的子路等，他们都是从农村土地上走出去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历城市的兜兜转转却始终难以摆脱与农村无法割断的牵扯，在进城抑或返乡的抉择中展现“知识分子农民”理性与情感的双重矛盾处境，刻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为复杂真实的人生情境与情感心理，为这一时期乡土小说创作打开了更为丰富新颖的观照和思考角度。

最后，在考察文艺政策调整对于这一阶段乡土小说创作的直接影响之余，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对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及乡土小说创作的间接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市场经济的展开与文化市场的日趋成熟使文学在发挥宣传、教育等政治文化功能之余不断凸显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如何调节市场与文学间的关系成为改革开放至新世纪以来文学层面乃至国家层面亟需纳入考量的新问题。1990年代《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1991年7月）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1996年11月）等文艺政策陆续出台，标志着党对于时代文化环境转变的敏锐把握和及时规范。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与互相制约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跳脱出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境，为其拓展了更为广阔且充满张力的发展空间，营造了更为良性和弹性的文化生态环境，但不可否认政治环境与文艺政策仍客观影响并直接调节着文学的创作实践及生产传播过程。张福贵指出，“直到目前，仍有不少人简单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甚至希望‘文学脱离‘政治，获得所谓的‘自由。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发展中，‘文艺为政治服务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研究就会变得失去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24}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性，化解文学与政治间的分裂和对抗，从正面接纳政治性与审美性为文学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不以否定的、逃避的、疏离的态度形成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学發展思维。

注释：

①王杰：《呈现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和文艺创作实践经验》，《中国艺术报》2020年11月13日。

②[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参见董学文、荣伟编《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329页。

③张开焱：《召唤与应答——文艺与政治关系新论》，《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④李勇：《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论纲》，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0年04月02日。

⑥袁盛勇：《<讲话>的边界和核心》，《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

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本文引述的《讲话》，均见此版本。

⑧赵树理：《赵树理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⑨{15}{18}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第229页、第236页。

⑩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11}朱晓进：《三十年代左翼农村题材小说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