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上一期讲的是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下面我们来看看道家、道教、法家关于生态的论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也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家所向往的“至德之世”、理想社会是什么呢？

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为人生的基本归宿，反对人类用强制暴力的方式对大自然进行破坏。老子还说“上善若水”，民间有句谚语叫“欺山不欺水”，就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暂时“欺骗”一下山作为权宜之计。我们用牛山来举例，“牛山濯濯”，即便斧斤伐之、牛羊牧之，只要注意保护，不再任意砍伐和放牧，牛山的草木还会渐渐茂盛起来。然而，水则是另一种特性。一旦下大雨、发洪水，则会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每一次水灾给人类带来的有形、无形的损失都是巨大的。可见，因循水的生态特性，才能“行其所无事”，这是老子提供给我们治理自然问题的重要智慧。

《老子·第八十章》描述了老子心目中“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我们这里不对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进行评价，只是说在老子构建的“理想国”里，看出他崇尚人与天地万物整体和谐的自然观，他要求统治者取法天道，顺应自然，不事扰民，实行“无为”之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过着没有纷扰和战争的生活，而且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风俗纯正，处在一片祥和之中。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东晋时期“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里面虚构了一个“桃花源”，即“世外桃源”，含蓄地寄寓了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它跟老子的“小国寡民”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个理想社会给人以极美极深的印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谓环境优美，物质丰裕，生机盎然，社会安宁，民众快乐……这是多么和美怡人的大同社会！

秦汉之际，由于连年征战、兵燹不断，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山洪暴发、水土流失，水灾旱灾瘟疫等频繁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死人骸骨相撑住”。西汉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在国家层面确立了以“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方略，处处体现了重民爱民，与民休息，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被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的局面。

东汉和帝刘肇的皇后邓绥是一位女政治家，她崇尚宽简，不事奢华;做太后临朝时，她励精图治，帮助东汉王朝度过了“水旱十年”的艰难局面。《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中记载：邓皇后于永初七年（113）正月下诏说：“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邓皇后禁止臣民供荐“新味”，因为所供“新味”往往不合时令，并且“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破坏了万物的自然生长。她还引经据典地倡导“非其时不食”，要求百姓遵守不吃不合时令食物的礼法传统。

此外，汉代多条培固森林资源法令的颁布和实施，不仅使秦汉之际因过度砍伐而日益耗损的林木资源得到补充，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一阶段生态恶化的速度，而且也给百姓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使百姓可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我们再来看庄子。庄子作为一个自然主义哲学家，其核心观点就是“道”，“道”是庄子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他提出“道生万物，物无贵贱”的平等观。《庄子·秋水》里这样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就是说，在道的面前，人与万物同根同源，没有差别，因此也就没有贵贱之分。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看成世界的主人，能够主宰万物，可以随意获取自然资源，世间万物也都应该为人类服务。在庄子看来，这些都是极其错误的观点和行为。他反对人类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而对自然界加以干涉和破坏。

庄子这种博爱的情怀，敬畏自然万物的思想，也反映在他崇尚自然之美，追求天人之乐，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完美和谐上。庄子在《马蹄》篇中提出了他所期待的“禽兽成群，草木遂长，……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是说可以用绳子牵着禽兽游玩，鸟鹊的巢窠可以攀登上去探望。人类跟禽兽可以居住在一起，跟各种物类并存。那些任意破坏自然、残害生灵者，必将遭到应有的惩罚。

“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还从道法自然中悟出更深的道理，希望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理想境界，把生态环境与生命的终极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庄子还倡导节俭的生活方式，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庄子·山木》篇说：“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庄子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裳，扎好腰带，系紧鞋子，神情庄严地去拜访魏惠王，可见其生活之清贫。尽管如此，他仍非常坦然，看淡物质生活，更不愿结交权贵，他谢绝了楚威王的丰厚聘礼，不愿就任楚国相位。

《山木》里还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鲁侯曰：“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鲁侯表达了对无粮无食的忧虑。那么，他真的没有粮食可吃吗？市南子这样回答：“只要能减少您的浪费，节制您的欲望，即便您说没有粮食，其实也足够您的国人食用了。”在这里，庄子通过两个人的对话，提出减少耗费、节制欲念的思想，正如现代生态伦理学所提倡的“节约”观念，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道教是发源于中国的本土宗教，与道家一样，道教也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北宋末年出现的道教书《太上感应篇》就明确指出，“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元代道教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鸷文》也告诫人们，要“救蚁”，“救密罗之雀”，要人们“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網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道教也把保护、救助飞禽走兽看作一种“功”，而把伤害一切众生看作一种“过”。道教各种戒律明确规定：“不得惊吓鸟兽”“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不得妄凿地毁山林”“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不得塞井及池沟”等，目的在于尊重生命、保护水土资源。

《列仙传》是我国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关于神仙人物的传记，也是一部道教著作，里面记载了一个被人们称为“祝鸡翁”的人物。说的是这位老人在山下养鸡，不仅养的时间很长——大约一百多年，而且他养鸡的方式也十分特别，采取的是散养法。老人充分尊重鸡的天性，不用鸡笼、鸡圈限制鸡的自由，使鸡活得非常快乐，它们可以自由觅食，可以在树上引吭高歌，它们还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后来老人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养鱼，经常会引来许多孔雀、白鹤等珍禽。无论是养鸡还是养鱼，老人的目的并非为了卖钱，而是出于对动物的热爱和养护之情。后人对祝鸡翁的行为既赞赏又敬佩，他对鸟兽鱼虫的慈爱之心也颇受人尊敬，因此被记录在“仙籍”中。

《续仙传》是五代时期的神仙传记，里面记载了孙思邈赎蛇的故事。“凡所举动，务行阴德。用心自固，济物为功。偶出路行，见人欲杀小青蛇，己伤血出。思邈求其人，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裹，放于草间。”孙思邈是唐朝著名的医者，同时也是道门中人。他不仅将蛇从蛇夫手中赎回，而且还细心地为蛇包扎伤口，然后将其放生草间。从这些细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孙思邈对于微小生灵的爱护和关照，慈爱怜悯之心跃然纸上。由此可见，道门中人将爱护自然、保护生命的生态伦理积极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法家也是如此。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法家与儒家、道家有着不小的区别;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法家与儒家、道家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春秋战国时期，在长达五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原大地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战争的摧残，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环境恶化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早在春秋前期，一代霸主齐桓公就曾向各诸侯国呼吁，希望黄河沿岸各国不要乱修堤坝，不要利用黄河之水来损人利己。

当时，由于战争的实际需要，各诸侯国都积极鼓励生育，因此，各国人口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一种激增的态势。韩非子就表达了对人口激增后果的忧虑，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于是主张“俭于财用，节于衣食”，要求统治者要适可而止。秦朝的法律《田律》也明文规定，春天不得砍伐正在生长的林木，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捕获幼鸟幼兽，秋冬狩猎时不准打死已经怀孕的禽兽等，为的是给生态以休养的时机，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宜相促、和谐发展。

最后再举两则现代的故事。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书画家，师从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对丰子恺的人格和学问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弘一法师五十大寿时，丰子恺奉上了自己精心绘制的50幅《护生画集》，弘一法师很高兴，很快为其配上文字。其中有一幅图就描绘了曹武惠王悲天悯人的故事。曹武惠王名叫曹彬，是一位战功彪炳的大将，为官清廉而谦恭，曾带领北宋军队与南唐作战，灭南唐及后蜀，亦曾出使吴越，官至枢密使，死后追谥“武惠”，又累赠为鲁王，所以叫曹武惠王。他治军严谨，以不滥杀而著称。有一年，家人在曹彬所居住的房舍墙壁间发现有虫蚁败坏腐朽之处，准备修缮。曹彬权衡当时正值冬季，正是动物伏藏的时候，不宜动土修缮，于是告诫家人说：“天寒地冻的时节，在墙壁瓦石之间，会有许多虫蚁等小动物在蛰伏冬眠，现在翻修房舍，必然会伤害它们的性命。”一番话表现出他对万物生灵的关注和热爱。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森的代表作，它是一本环保主题的经典著作。当时，卡森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朋友非常气愤地告诉她，当地政府为了杀灭蚊虫，使用飞机作业，四处喷洒DDT农药，直接导致周围农户种植的果蔬凋零，大量家禽死亡。这封信给了卡森很大的触动，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决定展开调查，四年间她收集了大量证据，证明滥用杀虫剂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并发表了基于这一研究的著作——《寂静的春天》。

這本书以寓言开始，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村庄，那里充满生机和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小村庄突然陷入一个没有鸟儿、蜜蜂和蝴蝶的寂静世界。由此，作者论述了滥用化学药剂和农药对自然环境、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造成的严重危害，抨击了西方社会在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依靠技术来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发展方式以及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作者提醒人们要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去控制和破坏自然，否则等待人类的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请看这样一些优美的诗句：“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还有“山气日夕嘉，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趣，欲辨已忘言”。此处的“真趣”就是人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人与山水、花鸟浑然一体，生态审美与人生志趣完美交融，也是儒家“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仁人情怀，展示的是一幅幅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工业化程度和速度也越来越快。尤其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资本驱动下的科技发展打破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成为人类攫取自然资源的有力工具。人们只顾埋头追求经济的增长，争夺权力的分配，却忽略了最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就是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内心焦虑、精神压力和矛盾冲突，其根源就在于人类自身的贪欲。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过度欲求，助长了物质消费主义的流行，人类乐此不疲地“改造”自然，竭尽所能地获取、消耗自然资源，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反观儒、道、法等家对待自然的态度，都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倡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这一思想也给当今社会一个重要启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统一。人们要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意识，要善待大自然，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掠夺和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地破坏自然，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最终只能导致人类走向灭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各种关系和谐的基础。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