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的史学名著《太史公书》，按照陈直《太史公书名考》的说法，“据东汉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献材料，互参考证”，论定“于东汉桓帝之时”，“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183页）。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以“史家之絕唱，无韵之《离骚》”肯定了《史记》在史学界与文学界受到共同尊崇的文化地位。《史记》成功实现了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志向。

《史记》的伟大成就，有当时的时代精神为条件，而司马迁的文化理想、学术资质、历史理念与人生意志，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实践，以行迹之遥远，旅程之漫长，特别是与史学考察相结合，从而在史学史记录中显出特别的光辉。与历代史家比较，司马迁作为特别重视行走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现场有亲近真切的体验，其历史感觉逸致超绝，其历史记录具体直质，其历史理解也十分准确高明。司马迁的行旅生活与他的学术努力及文化贡献的特殊关系，能够为我们的读书思考与学术进取提供积极的启示。

一、司马迁“二十”出游

司马迁自述生平，回顾了自己最初的文化之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次长途行走，司马迁从秦地出发，向东方与东南方向游历考察。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带均一一行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