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泱

摘要：新媒体传播是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热议的话题，然而，关于新媒体传播中的重要新形态——移动传播的研究，却相对欠缺。本文试图通过对近十年来国内外关于移动传播文献的梳理，对“移动传播”的概念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解读，厘清移动传播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并展示移动传播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 移动设备 移动传播研究

一、绪论

随着移动互联网信息传输技术日趋成熟、互联网资费的显著下降、无线局域网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以及移动硬件、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不断迭代，众多学者判断，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我国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进入了移动传播为主导的时代。在全世界各地，大量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支持的应用程序正在改变数亿人发布和获取信息的方式。[1]

移动网民持续大幅增长，并已在总网民中占据压倒性多数。相关的数据不断被公布和引用：2016年开始，世界范围内移动端网络流量首次超过桌面电脑;[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9.86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9.7%。[3]

在所谓传统媒体业界，借着媒体融合概念的推动，传统媒体的移动化也是有目共睹。201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社举办移动传播创新论坛，成立人民日报新媒体实验室。《今日美国》报纸（USA Today）的母公司甘尼特公司还提出了“移动记者”（MOJO，mobile journalist）概念，专门用来称谓那些在移动互联网状态下进行新闻采访、创作，随后将采制的新闻即时发布在移动平台的记者;苹果手表发布不久，《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就发布了针对苹果手表的应用程序，《纽约时报》甚至针对VR新闻单独发布了一个移动应用“NYT VR”。

这些变化引起了学者的研究，诸多学者在移动传播、新媒体传播、移动设备的使用研究、移动设备的用户研究（use and users of mobile device）、新的传播形态带来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目前，也有学者就移动传播、新媒体传播是否应该和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科的问题存在争论和质疑。因此，本文梳理了2009年来国内外从传播学角度讨论“移动传播”的文献和著作，试图厘清究竟移动传播是否有必要被和其他传播形式区分开来，成为一个新的、单独的研究领域，并相应地具有独特的社会后果，且需要与更广泛的传播和媒体理论进行整合式探讨。

本文将首先梳理移动传播的内涵与特征，随后阐释几个在移动传播研究中常被一同提及的概念和几个典型的针对移动传播的实证研究。

二、移动传播的内涵与特征

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以“移动传播”为主题的文献，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性。除了新闻传播领域，出版学、经济学、商学、政策分析、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学者，都曾对移动传播进行过或实证或理论的研究。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笔者主要还是关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的相关文献。

（一）移动传播的内涵

许多学者都试图给予移动传播一个全面、准确的定义。

随着在不同学科中发表的移动传播相关研究数量逐年增加，SAGE杂志社于2013年创办了致力于移动传播研究的同行评审期刊《移动媒体传播》（Mobile Media Communication）。在期刊的第一期中，坎贝尔·斯科特（Campbell Scott）也给“移动传播”作出了定义，他认为，“移动传播”是在用户进行物理运动时支持中介社交连接的设备和服务。这种交互可以通过语音、文本、图片、视频或其他方式进行，且并不仅限于直接的人机交互。它还可以支持其他形式的媒体消费、信息交换，甚至跟踪运动中的对象的移动。[3]

延森（Jensen）认为，当下对于“移动”（mobile）特性的强调，首先说明此前的媒体和传播是一个“非移动”（not mobile）的状态。[4]他认为，使得“移动传播”能称其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原因，不是移动设备，不是單个用户或者这个技术，而是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的社会环境。黄楚新和彭韵佳认为，移动传播是“依托移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与交换的一种传播行为与过程。”[5]邹军认为，“所谓移动传播，即基于移动媒体的传播，是通过各种移动平台，在用户之间、用户与网络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传播过程。”[6]

必须要强调的是，移动传播的概念，和技术关系密切。[7]移动传播技术以多种方式实现传播的个性化，这些方式包括存储在设备内部的信息和媒体内容，以及对设备外观的美学定制。因此，移动通信技术具有象征性特性，提高了用户与其的连接感。[8]

（二）移动传播的特征

有学者分析了移动传播的特性，总结有三。

首先，移动传播使得传播无处不在、随时进行。[9]由于移动设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设备的物理体积小，所以很容易携带甚至佩戴，每一个人随时随地掏出手机等移动设备，就能拍摄几张图片、一段视频，再配上文字，即可实时发布至其在用户平台注册的账号上，这是以往任何信息传播形态不具备的特征。[10]更有学者更是将移动传播环境下的用户连接形容成一种“always on”的状态。[11]

其次，移动传播具有生产多元化、传播去中心化、去固定程式化的特性，彻底突破了传受不平衡。移动传播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播者，传统媒体等媒介组织不再对传播公权力具有绝对掌控力，[12]“用户、自媒体、人工智能等开始成为移动传播的主力军。”[13]自媒体时代，每一个“账号”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每个人都能轻易地发布消息，并与消息的接收者进行互动，这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模式进行了重塑，也极大地刺激了个人表达的欲望，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彻底颠覆了以往大众传播时代的线形传播形态。同时，移动传播具有高交互性，[14]“交互”在互联网语境中的意思是，参与活动的各方可以相互交流互动。移动传播时代，任何一个用户都能对另一个用户发布的内容做出反应，评论、点赞、转发，甚至使用真金白银进行“打赏”，这在传统媒体掌权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移动传播的低成本特性。康茨（Counts）认为低成本性体现在所需的精力成本低，受众随意掏出手机、编辑短信等，就能达到维持和培养社会关系的目的，[15]坎贝尔总结，移动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形态，可以提高网络联系之间的社会凝聚力。它加强了互动的流动，填补了面对面聚会之间的空白，并产生了新的仪式，表示和加强了关系纽带。坎贝尔还提到了资金和资源相关成本，他认为，成本是使移动传播技术与其他形式的网络连接区别开来的另一个方面，移动基础设施的设备和服务比其他无线和固定媒体更便宜，为以前无法实现的发展中社会提供了连接机会。[16]

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和传统的大众传播完全不同的特性，使得移动传播和以往的传播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值得也应当受到充分且深入的研究。

三、相关概念

在文献研读过程中，笔者发现研究者常将移动传播与场景、大数据与智能分发、受众赋权等概念相结合进行研究和考察，因此也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移动传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一）移动传播环境下的场景概念

随着移动传播的介入，场景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实体的物理场所，延森认为，移动传播为媒介场景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17]林凌认为，移动传播环境下，信息生产和交换的参与者都以“在场”形态出现，做到了第一时间传播。[18]

彭兰认为，来自“公众视角”、再经由移动社交媒体进行传播的素材，“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感同身受”，使更多的人有种“卷入”感，从而放大素材的影响力。因此，她判断移动传播的本质即是基于场景的服务，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或商业机构争夺的也是场景，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媒体的另一种核心要素。[19]

（二）大数据与智能分发

移动传播的个性化、个人化等特性，使得采集更多的用户信息、用户行为数据成为可能。同时随着大数据计算能力的发展，基于用户兴趣和社交的内容智能推荐，成为很多新闻推送应用的主要内容分发方式。

根据研究，由于信息的消费和生产都在受众个人的移动设备上完成，因此，采集具有用户独特个性的信息“从IP层次提升到ID层次”，[20]所采集的数据维度也更加丰富，使得“精”、“准”的分发成为可能，增强用户对于平台的黏性。[21]

（三）受众赋权表达

也有研究者从受众赋权的角度解读移动传播的作用机制。

有学者使用吉登斯的结构理论，研究了移动传播中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塑造，她们认为，这种对于日常生活的塑造也重新塑造了构成社会组织基础的权力动态。在移动传播时代，自主运营、维护个人社交网络以及根据个人信息进行管理和行动的责任转移到了个人身上，受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自由度。[22]

四、移动传播典型实证研究

在笔者阅读的文献中，也不乏基于移动传播进行的实证研究，其中受众研究、话语研究和特征总结类研究相对较多。

（一）媒介使用的受众群体研究

魏然认为，随着传播手段的变化以及社会更加向多元化发展，研究新媒体的学者要把新媒体传播的研究和社会结构、群体结构等结合起来。[23]延森也抱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的交叉在移动环境下变得可能。当下，已有学者进行移动传播媒介使用的受众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影响。[24]

曹晋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从安徽省和四川省前往上海从事家政钟点工作的40名女性进行了研究：手机对于她们来说，首先是和雇主、和中介沟通的工具，其次更是和老家、尤其是留守老家的孩子沟通联系的工具，是这些女工作为母亲履行母职（mothering）的重要渠道。曹晋的研究与社会学相结合，看到了移动传播技术的普遍使用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他认为手机促成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交叉。[25]

牛耀红采用公共传播分析框架，通过线上民族志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一个中国西部农村居民对于微信群的使用实践。他的研究发现，基于社交媒体的微信群成为了社区公共空间，村民借助微信群的话语交流和公共行动，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将多元主體融入到了一个“共同场域”，实现了群体虚拟在场，村民们经由媒介形成共同行动。微信群事实上起到了“改变社区黏合纽带”的作用，成为了一个“媒介化合作网络”。[26]

总的来讲，关于受众群体的研究，多为区域性实证研究，具有特殊属性的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范围、案例的多样性有待拓展。

（二）话语研究

移动传播环境下的话语建构也为研究者关注。

从个人表达的角度，晏捷认为，移动互联网传播互动空间呈现一种自言自语的表达指向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很难说希望某些特定的人关注和回应，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希望别人关注和回应”。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随着其不断发展成熟，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即将形成。[27]

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王贵斌认为，虽然移动传播给个人表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信息的生产体现出一种集中化的秩序，公众的舆论倾向很容易受到其个人信息选择和信息接触的制约，而公私领域的混合，“加强了个体、社会组织和国家诸‘行动者的注意力竞争”，因此作者认为移动传播环境提升了公共舆论质量。[28]

（三）领域发展现状研究

黄楚新等人的一系列文章，考察了美国、中国台湾、澳门、香港等地的移动传播发展现状。

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移动设备保有量、移动应用数量和阅读量等消费数据、移动传播的内容形态、移动传播的参与者构成结构及特征等方面介绍了四地区移动传播发展的情况，其中，美国的移动传播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层次最丰富，变化最显著;香港的移动传播，和大陆具有“异质同构”的特色，平台化、碎片化、视频化特征明显，同时，香港的主流广播媒体转型移动传播，受众广泛、公信力高;[29]在澳门地区，作者认为，手机已超过电脑成为最主要的、高度普及的上网工具，总体来看澳门移动传播呈现出即时化、全民化、智能化、社交化的特点;[30]台湾地区基础设施完备，网络普及率与智能手机覆盖率较高，移动社交媒体、视频流媒体、新闻媒体、自媒体阅读平台是四类主要的移动传播应用。[31]

同时，这些地区的移动传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传统媒体“转身”动作慢，媒体良性发展困难;“放养式”媒體管理办法，导致把关人的缺失，导致线上线下公共事件频发;信息茧房效应出现，社会撕裂产生;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或不完善，移动传播场域中的个人表达呈现自由化倾向，管理管控难度加大。

五、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移动传播首先是一个技术概念;但本文是从文化和传播的角度来研究移动传播，将移动媒体视为用户生活的更大文化的一部分来进行考察的。

通过阅读文献不难发现，当前对于移动传播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仅依赖西方既有理论进行复制和扩展，实证研究也多依赖于一次性设计，不具有普适性。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足以展示当前移动传播发展的全貌。业界的实践似乎跑在了学界研究的前面，相信随着移动传播的快速发展，学界也会更多关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理论贡献。

注 释：

[1] [3] [8] [16]Campbell S W. Mobil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 new field， or just a new journal？[J].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013， 1（1）： 8-13.

[2] Statcounter. Desktop vs Mobile vs Tablet Market Share Worldwide. 检索来源： Statcounter： http：//gs.statcounter.com/platform-market-share/desktop-mobile-tablet/worldwide/2016

[4] [17] [24]Bruhn K. Whats mobile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1 （1）， 26-31[J]. 2013.

[5][13]  黄楚新，彭韵佳.我国移动传播的发展现状与趋势[J].新闻与写作，2017（08）：32-36.

[6] 邹军.移动传播研究：概念澄清与核心议题[J].新闻大学，2014（06）：71-76+81.

[7] 刘晶. （2018）. 移动新媒体写作.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9] [12] [14] 夏琼，林忆夏.社交媒体语境下“全民记者”的概念误读[J].新闻实践，2012（03）：38-40.

[10][20]  宋建武，黄淼.移动化：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数据引擎[J].传媒，2018（03）：11-16.

[11] [15] Counts S， Fisher K E. Mobile social networking as information ground： A case study[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0， 32（2）： 98-115.

[18] 林凌.智能网络舆论传播机制及引导策略[J].当代传播，2019（06）：39-42.

[19] 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03）：20-27.

[21]唐绪军，黄楚新，刘瑞生.移动化新媒体：微传播改变中国[J].中国报业，2014（13）：36-39.

[22] Abeele M V， De Wolf R， Ling R. Mobile media and social space： How anytime， anyplace connectivity structures everyday life[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8， 6（2）： 5-14.

[23] 魏然. 新媒體研究的困境與未來發展方向[J]. 傳播與社會學刊， 2015.

[25]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6（01）：71-77+109.

[26] 牛耀红.社区再造：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J].新闻大学，2018（05）：84-93+150.

[27] 晏捷.移动互联网的传播互动空间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J].东南传播，2010（03）：21-23.

[28] 王贵斌.移动传播时代的公共舆论生产秩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1）：138-144.

[29] 黄楚新，闫文瑞.香港移动传播发展现状与趋势[J].新闻传播，2018（03）：4-7.

[30] 黄楚新，闫文瑞.澳门移动传播发展现状与趋势[J].新闻论坛，2018（03）：27-31.

[31] 黄楚新，崔政韬.台湾移动传播发展现状[J].新闻战线，2018（13）：69-72.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