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姝宇

内容摘要：佛经翻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文体中偈、绝句以及散文的发展。通过对佛经翻译文学和中国古代文体渊源的探析，同时对研究佛经翻译文学与我国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关系，以及研究外来文学、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 文体 偈 绝句 散文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至7世纪的古印度，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两汉交替时经西域传入中国。根据慧皎《高僧传》记载，明帝年间，《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书作为最早的佛经传入中国。佛经翻译是汉传佛教的一项重大事业，既促进了佛教教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文体的发展。

一.佛经翻译大略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佛经翻译事业密不可分。据赵朴初（1983）①考，中国汉语系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10个世纪（2至11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的中外译师不下二百人。梁启超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将我国的佛经翻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东汉至西晋，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为代表;第二阶段自东晋迄隋，以罗什最为杰出;第三阶段唐贞观至贞元年间，以玄奘为首。

在佛教传入之初，佛经翻译主要分为两派，同时进行：一是小乘学派，以《阿含经》和“禅数”之学为主，如安世高等;二是大乘学派，以《般若经》和净土信仰为主，如支娄迦谶、支谦等。尽管受条件所限，当时所译经书很少是全译本，而翻译文体也还没能完全确立，但是他们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开辟园地的工作，为佛教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公元4世纪，在西晋道安法师的影响下，佛教开始在中国广为流行。道安在整理前人译经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亲自参与和主持了许多重要经论的翻译，如《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提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为之后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公元5世纪，在鸠摩罗什的带领下，佛经开始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他一生所译佛典达三百多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龙树、提婆的学说，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他还译有声闻乘中的一部重要论著《成实论》，后人称为成实师。

在此之后，重要译师来者相继，主要经论不断译出。真谛翻译了《摄大乘论》《释论》等，是罗什以后、玄奘以前二百余年中貢献最大的译师。玄奘毕生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五十万颂），不仅系统翻译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和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经典也几乎全译过来，使当时的佛教得到快速发展。

二.佛经翻译影响中国古代文体的具体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事业，给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具体影响有三，一是偈，二是绝句，三是散文。分别说明如下：

1.偈

所谓“偈”，全称“偈陀”，是梵语Gāthā的标准梵汉对音，是从中印文化交流的沟通和吸收中出现的一种兼有宗教、诗歌双方性质特征的文化载体。其主要功能在于说理，且句式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等多种体制，一般四句成颂。如《杂阿含经》记述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五比丘之一阿说示问佛何谓“缘起”，佛即以六言偈相告：“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又如《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五言偈：“佛子我已说，菩萨清净行，一切诸世尊，咸共所赞叹……”

一方面，出家僧人在表达悟境或宣扬佛法时，多用偈。如六祖惠能《四句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如道川禅师《佛偈》：“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犹在，人来鸟不惊。”另一方面，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士人也常用偈来表情达意，如白居易《六赞偈（其一）》：“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尽知，无如佛者。堂堂巍巍，为天人师，故我礼足，赞叹皈依。”②又如苏轼《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又如《水浒传》鲁智深圆寂偈：“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此外，受佛经影响，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经典也出现了用“偈”来说理的情况。如大约出于南北隋唐年间的《无上内秘真藏经》卷一：“于是仙灵等众以偈颂曰：大慈广显无边身，众生普闻皆悟解。真藏奥中千叶华，华飘遍满诸香国……”又如大约出于元代的《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天尊而说偈曰：灵哉一点，不扰不惊，无思无虑，至聪至明……”

2.绝句

“绝句”是中国诗歌中最常用的体式之一，有关其得名由来，古今学者探讨不懈，大致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绝句”是因截取律诗的一半而得名。明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说：“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裁之也。”吴讷等学者遵从此说。罗根泽（1985）③认为，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绝句中除律绝外，还有古绝，而古绝的产生远在律绝之前。因此此说并不成立。

第二种观点认为，“绝句”是由本身的艺术特点而得名。元杨载《诗法家数》说：“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陈绎曾《诗谱》说：“六朝诸人，语绝而意不绝。”然而语绝意不绝并非绝句作为诗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此说亦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认为，“绝句”是出于南北朝的联句而得名。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最早提出此观点。李嘉言《绝句起源于联句说》，罗根泽《绝句三谈》均遵从此说。东汉魏晋以来，四句体诗在民间盛行，五言四句体尤甚。可我们征诸史籍，至今仍未发现“联句”等于“绝句”的记载，因而此说亦使人生疑。

第四种观点是从中印文化交流来考察这一问题。季羡林首先比较了中国古典绝句与梵语诗律的相似性。安世高译《佛说七处三观经》载：“（佛）从后说绝：欲见明者，当乐闻经。亦除悭垢，是名为信。”是佛经翻译史上最早用“绝”来指称韵文的实例。西晋竺法护译《佛说须真天子经》卷二：“以一绝句于百千劫广为一切分别演教，而是教不近有为。”是有关佛经“绝句”的最早出处。

3.散文

“散文”一词最早出现时，是作为动宾短语使用。如木华《海赋》：“若乃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绩罗被光于螺蚌之节。”指的是“文采焕发”。又如刘勰《文心雕龙》：“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招怅切情，实五言之冠也。”指的是“行文”。而作为名词使用的“散文”，有关其得名由来，学界历来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散文”作为文体的名词用法源于西方。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最早提出：“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征诸中国散文史，郁氏的看法显然不合。

另一种观点认为，“散文”作为文体的名词用法始于南宋罗大经。《辞源》说：“文体名，对骈文而言，古时文无骈散之别，自六朝文尚骈俪，于是有韵及用对偶者谓之骈文，反之则为散文。”并引罗大经《鹤林玉露》：“山谷诗骚炒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皆遵从此说。

杨庆存（2002）④从《朱子语类》《鹤林玉露》《辞学指南》《滹南遗老集》征引了7条有文体意义的“散文”语料，并得出结论：至晚在12世纪中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这一观点彻底动摇了前人的两种看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考证唐代宗李豫为不空译《大乘密严经》所作之序中载：“此经梵书，并是偈颂。先之译者，多作散文”是目前所知有关散文文体名称最早出处的语料。所谓“先之译者”，是指初唐地婆诃罗的译本。并且，从唐代宗的序中可知，该经的梵文本当为偈颂体，而汉译本中，地婆诃罗译本却多作散文体，与不空译本有所不同。且不论李豫的说法正确与否，他把“散文”与“偈颂”对举，显然是看到了两种文体在本质上的区别。又如唐释神泰《理门论述记》中两次提到了“散文”：“论摄上颂者，言摄散文也……准上散文，但有法自性一相违因。”显然“散文”作为文体学概念的提出，若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亦与佛经翻译有关。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印诗文文体之间具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促使诸如“偈”、“绝句”、“散文”等佛经翻译用语演变成汉语通用文体用语，结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通过对佛经翻译文学和中国古代文体渊源的探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来文学影响本土文学的过程，而这同时对研究佛经翻译文学与我国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关系，以及研究外来文学、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并非试图在否认汉语诗文创作的悠远历史。以“散文”为例，人类口头散文的叙述与语言的产生应该是同步的。易言之，在散文的名與实之间，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的。说佛经翻译对中国古代文体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从文化交流的层面上考虑的。又如以“绝句”为例，绝句作为一个诗体名称最早见于内典，但并非断定汉语绝句起源于佛经。而后来的文人绝句创作，一方面如罗根泽先生所言是受到了民歌、联句的影响;另一方面佛经传译对绝句的传播与流行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 释

①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J].法音，1983，（第1期）.

②白居易.白居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05.

③罗根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07.

④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09.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