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思 王婷 张雨晴

摘要：随着韩国电影模式的升级，从2006年的《汉江怪物》到2013年的《流感》，韩国灾难性电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电影艺术创作者可以通过一个完全幻想的世界，使得现实世界中的利害关系、实际情况不复存在，使观众远离现实的情况，只沉迷于其所创造的“幻想世界”中，引起观众的共鸣。本文以《流感》为例，对韩国灾难电影的特色及人性书写进行深入的剖析。

关键词：幻想世界；灾难电影；特色；人性书写；《流感》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3-0151-02

近些年来，全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与公众健康问题息息相关，同时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巨大灵感。很多电影作品就像“白日梦”，本身是一种“幻想世界”，但是通过作家的创作，被压制的深层的无意识冲动，通过想象和幻想得到合理的释放。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证《流感》的艺术美学。首先，通过有代表性的镜头画面分析其中的灾难语言表达；其次，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其社会价值观。

一、“幻想世界”中的灾难语言

首先，韩国灾难电影构建了充满奇观且具有冲击力的画面，也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这些特征都让灾难性电影在类型片中脱颖而出。在知觉感官层面，作为一部电影最突出的特点，是传递给受众的第一印象，能构建受众头脑中的影像世界。在灾难电影中，想要将创作者的“幻想世界”进行编码，传递给受众，就需要在视听层面进行细致的描绘。电影艺术中，人、影、声、光、色都是画面构图具体的表现手法。特别是色彩，是人的眼睛中光的聚集，是重要的語言表达方法之一。电影中的色彩具有叙事和抒情的功能，可以提高电影艺术的审美价值。色彩的运用是创作者在“幻想世界”中的一种个性表达，有的是为了表达主题，有的是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因此，韩国灾难电影在色彩基调方面着重设计，创作者会有明确的思想，将画面调成暗色，降低色彩丰富程度，运用大量黑白灰色调，表达出更多的环境恐惧情绪。同时运用黑白灰色调也可以凸显主人公的性格，人物身上拥有的热血与画面呈现的灰暗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增强视觉效果的艺术魅力。比如《流感》中当男主角蒋志九发现焚烧尸体的体育场时，整个画面色调变得阴暗，只有用来照明的探照灯将画面点亮，象征一点希望。蒋志九和金仁海的衣服基本都是暗色，但是有病毒抗体的小女孩和偷渡客却选用了暖色调中的红色丰富画面，形成冲击。红色是热情、是希望、是生命。果然，当偷渡客死去后，红色连衣裙的女孩成为了最后的生的希望。

其次是镜头的运用。每一部电影都需要通过固定镜头和运动镜头让画面具有多角度的观赏性。灾难电影中需要很多的全景镜头，来体现灾难场景，交代故事的背景和场面的发展。《流感》导演金成洙联合摄影师李开茂、美术监制朴日贤在电影一开场便利用了一组积累式蒙太奇，将病毒肆虐城市的场面用俯拍展现出来。这部电影的环境多处于超市、公园、体育场等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这些外景较为宏大，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CG技巧和特效效果。这些全景镜头更能让观众代入，沉浸于创作者构造的“幻想世界”，让人觉得灾难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在电影81分钟左右，所有被感染的人直接堆在了体育场进行焚烧，“万人坑”的全景呈现在眼前，用广角镜头震感观众的同时，警示观众大自然灾难的可怕之处[1]。

在《流感》这部作品中，创作者所构建的在视听层面突出的主要灾难元素有以下几点。

（一）政策危机

影片中，当传染性病毒蔓延开来，总统和议员两派争论分辨明显。影片在故事情节上与好莱坞《极度恐慌》大体相似，表现处理危机时强化韩国政府的矛盾。两派就是否应当立即封锁疫区争执不下。“国内民众对于封锁盆唐的同意率由之前的30%已经上升到了96%”，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表达了其他地区居民的合理诉求，但是对疫区的居民来说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政府无法当机立断，通过这样的画面语言描述，来表达危机感知，让观众感受到政府的无能，这本身对于疫情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年来，韩国电影自然灾难的起因几乎都是人为，借助人为的因素将批判角度引向政府，进而分析权力斗争、社会阶层矛盾、底层人民的无力与挣扎。最后“孩子”也被赋予了一层新的含义，利用儿童叙事可以展现社会问题，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成为一种情结与迷思，投射了当今韩国人民独特的民族情感，形成一道展现人文情思的文化景观。

（二）新闻报道

影片中新闻报道多数内容是疫区的人们等待死亡，甚至为了自己能够不被隔离，想出各种办法来自保，而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这些新闻报道无疑是让观众更能感受到危险的元素。

（三）信仰崩塌

电影《流感》通过描写一个年轻士兵看到自己的母亲感染并且被隔离时，情绪失控，拉下自己的防护面罩，想与母亲同生共死的镜头，让观众感受放弃生命价值、走向毁灭的消极元素。

电影艺术是创作者思想的产物，它反映时代审美，也折射社会现实。将生命的忧患价值融入艺术叙事，用镜头语言来引起社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能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灾难电影在艺术感染方面是十分惊人的，它可以诱导观众的情绪，让观众快速进入独一无二的“幻想世界”。当观众在观看《流感》时，情绪会随着跌宕起伏的剧情变化而改变，电影一开始，偷渡客孟瑟是被人送去打工的，而负责偷渡的是为了收取利益的商人。于是，集装箱被焊死了，偷渡客跑不出去，只留下一位幸存之人。跟随镜头，可以看到的是集装箱里面一道道的血痕，让观众感受到偷渡客在里面的挣扎与绝望，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问题，才会因为一个偷渡客患了流感，而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无独有偶，在2019年发生的英国集装箱惨案事件中，有39名越南人因偷渡去英国打工，不幸惨死在集装箱中。由此可见，电影艺术通过创作者的“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了链接，在某一程度上折射了社会现象[2]。

二、人性灾难中的哲学思考

叔本华曾经说：“人生而孤独。”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道：“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人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充满着焦虑和恐惧，正是焦虑和恐惧揭示了人的真实存在。萨特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因此，面对孤独时，人们采取何种行动，就是对自由的追寻。焦虑和恐惧可以让人通向存在。只有存在，人们才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上文提到，焦虑心理是灾难性电影独特的一种情绪表达，它能传达深层次的主题。电影的故事题材必须用一种人生哲学为依托，才能将情感上升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才可以从恐惧中寻求人文关怀。特别是对死亡的未知和生命意识的思考，更需要创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人生与世界的联系。正如狄尔泰所阐释的生命的含义：生命不是孤立的主体性，而是包括自我与世界的共同关系的整体性。韩国灾难电影中传达出的正是这种生命个体和生命群体之间的关联的整体性的抗争。在韩国灾难电影中，“人性”就通过演员的表演，将在恐惧面前扭曲夸张的性格真实地呈现在了观众的眼前。其实，多数韩国电影都会探讨在灾难环境下人性的表现，从而折射出对社会的反思与拷问[3]。

不仅如此，韩国灾难性电影在表达人性方面还会构建一种对比，将主题通过人物塑造的对比来显现。比如一方面可以塑造伟大的爱与奉献的精神形象，另一方面又可以塑造一种猥琐的、自私懦弱的精神形象。这样的形象塑造主要是叙事结构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方法。在《流感》中，二元对立的设置不仅仅是表现人与灾难，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其中还设置了灾难民众和当权者的对立与矛盾。比如张赫饰演的无私奉献的消防员蒋志九与秀爱饰演的自私女医生金仁海，活泼善良的女孩和鲁莽无知的蛇头弟弟，一心解救疫区人民的总统和枉顾疫区人民性命的丑陋官员。二元对立的多重结构构成了灾难性电影独一无二的叙事特征，这种结构方式能够由浅入深地揭示主题和表达情感，就像每部灾难电影都有一名救援人员一样，创作者通过对消防员蒋志九“天堂幻想”般的人性刻画，以他愿意作为一个感染者被带走、冒生命危险救孩子的镜头画面，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4]。

三、结语

《流感》作为一部中规中矩的灾难性类型片，融入了现实关照和科学知识。其不仅表现了总统和总理两拨势力的差异性立场和举措，而且也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韩国政府和军队与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在全球化的防御过程中，从政治到外交、从经济到文化、从传媒到教育等众多层面上相互作用的因素都需要被纳入整体进行考量。我们常说疫情是一面镜子，而《流感》这样的影片则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就像影片的场景设置都在城市之中，是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城市发展带来了便利，将人们集中在一起，同时又是脆弱的，当灾难来临之时，爆发时间短，规模大，破坏力强，在考验政府处理危机能力的同时，又细腻刻画人性的两面性，引起思考。

从“幻想世界”到人性灾难，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再现，具有主观建构的成分。韩国电影善于借灾难故事来揭示个人和集体的黑暗面，对于充满自我救赎和揭示的人性进行深层次刻画，使得灾难类型电影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一定的现实主义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政亮.洞窥人心与结构希望：韩国灾难片中的“小孩”角色分析[J].艺术科技，2017，30（04）：111-112.

[2] 孙凯宁.韩国灾难电影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8.

[3] 王一星.从“电车难题”到人性灾难——以韩国灾难电影《流感》为例[J].电影评介，2013（Z1）：80-81.

[4] 郎滨，盛雨欣.韩国灾难电影产生的背景、特征及启示[J].鞍山师范学院学報，2019，21（03）：65-68.

作者简介：徐文思（1995—），女，湖北武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新媒体。

王婷（1994—），女，湖北黄冈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创意与策划。

张雨晴（1996—），女，湖北武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创意与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