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柯

一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经历算是一个奇迹。作为犹太人，他们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在这个生存概率不超过百分之四的人间地狱中，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和妹妹活了下来。弗兰克尔不但跨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生命意义疗法，替人们找到绝处重生的意义，也留下了最光彩的人性见证。

他的一生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在他67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飞机驾驶技术，并在几个月后领到了飞机驾照。他80岁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一直活到92岁。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寿命最长的人。

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无条件的，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的痛苦。

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的使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每个人的生命不可能重来一次，每个人生命的任务都是特定的。人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实现存在的自我超越。要实现生命的潜在意义，就要忘我地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自己所爱的人。

即便是在集中营中最艰苦的日子里，个人的生命处于随时可能被消灭的威胁之下，弗兰克尔依然保持人的精神，保持内在的自由。比如，在强制性的集体劳动中，他抓紧5分钟，努力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比如对身边爬满了虱子的尸体毫不在意，依然做自己的白日梦。他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我配不上我受的痛苦。”

二

叶嘉莹成长在战乱的年代，17岁时丧母，当时父亲不在身边，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听着钉子钉在棺椁上的声音，她悲痛欲绝地写下了《哭母诗八首》。

24岁时，她背井离乡，随丈夫移居台湾，并在台湾生活了十八年，度过了人生中極为艰辛的岁月。

她半生辗转漂泊，52岁时终于在海外安家、教书。本以为可以舒一口气了，没想到女儿和女婿却遭遇车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把自己关在房中十日，写下了《哭女诗十首》。

生命落入阴沟，她依然仰望星月。苦难没有使她消沉和绝望，她找到了中国古典诗词。诗词，让她看到了生命精神的光亮，使她在人生的逆境中坚持下来。

在古典诗词中，叶嘉莹发现了一种“弱德”之美。她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而是“弱”的。弱，不是软弱，而是逆境中的坚持。在苦难中，人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

她说，众生之间造作了很多恩怨，这些背后都有一定缘由。这使她对历史、现实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不再怨天尤人。

她说：“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

经过各种苦难之后，叶嘉莹发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要生活得从容，必须超越这些苦难。

三

苦难有自然的灾害，也有人为的祸端。不管如何，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讲，任何苦难和不幸一定是有价值的。因为存在本身就有价值，关键是你能不能发现和提取，能不能在苦难中发现自己的使命，看到希望，重塑信仰。

谁都不希望有苦难，但谁都不敢说一生总那么一帆风顺，不会遭遇败坏的时代或不堪的命运。一旦不幸遭遇苦难，我们要坚强应对，在苦难中学会坚持，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没有白吃的苦，没有白遭的罪。我拒斥对任何苦难的“泛道德化”，把苦难看作上天某种“化装的祝福”。弗兰克尔和叶嘉莹之所以能够在苦难中活下来，并取得不凡的业绩，是他们选择了坚强，选择了不向命运低头。

道德是一种自由选择，不是一种被动承受。杂文家狄马说过，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

弗兰克尔说过，人性在苦难中往往呈现为三种状态：麻木、沦落、升华。苦难对人性的升华作用和苦难的承担者的个人品质有关。对苦难的“泛道德化”解读只是看到了苦难对人性的升华作用，而没有看到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和人格病变。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苦难无法使人高贵，反而使人更卑微。它使人自私、猥琐、狭隘、猜忌，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细小的事情上面，它没有使人超越人本身，却使人称不上真正的人。我们不是从自己的苦难，而是从他人的苦难中才学会了顺从。

尼采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苦难。同样，一个人也要对得起自己所受的苦难。

如果说生命有意义，那么遭受的苦难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