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齐格蒙特·鲍曼在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的影响下，通过对共同体主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了在“流动的现代性”下个体的基本价值——自由和确定性存在的矛盾，个体追求安全这一确定性要牺牲大部分自由，而追求自由要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共同体作为个体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天堂”，却往往出现一些“变异”，在对这共同体分析的基础之上，鲍曼通过将承认差异和实现平等结合起来，提出了共同体重建的可能设想。

【关键词】 齐格蒙特 · 鲍曼;共同体主义;确定性;自由;重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53-02

基金项目：2020年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当代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共同体理论及其辨析”（2020zzts314）阶段性成果。

一、坦塔罗斯的痛苦——共同体主义者的命运

在《共同体》中，齐格蒙特 · 鲍曼以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的故事开始了他对于共同体理论的论述，坦塔罗斯因犯下了获得知识并将其分享给他人的罪过而遭受诸神的惩罚，“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头顶着果树，口渴难耐时，水就流走了，而肚子饥饿时，果子又被风吹去。” ①这个神话的寓意在于就像坦塔罗斯所经历的痛苦一样，一旦共同体这一“温馨圈子”所具有的人类和谐相处的共同的理解变得不自然，需要反思、批判，这样的共同体也就解体了。并且即使之后找到了“共同理解”的共同体，也是一种脆弱、易受伤害的状态，

齐格蒙特 · 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预示着快乐、温馨、安全、相互帮助的褒义词，意味着急切地寻求安全、怀念传统的稳定生活，渴望想要栖居和谐的世界。作为共同体基础的共有的理解是先于一切一致与分歧的，是共同体成员的恰当、真实意愿的表达，而正是这种理解，使得共同体的成员在面对各种分离因素时仍然能够保持根本性的团结。共同体的“独特性”“小”“自给自足”三个特征维护了共同体的稳定。使得共同体成员免遭他人习惯方式挑战，也保持了共同体内部的共同性和同质性。

随着机械运输方式和信息传输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共同理解的“自然而然”不復存在，只能通过漫长的竞争和说服之后才能达成协议，身份认同的追求，成了共同体瓦解后人们所致力于探寻的生活，但鲍曼认为身份认同是通过差异而确立起来的，只会导致分离和脱离。共同的身份认同是实现不了的目标，就像坦塔罗斯的命运一样，实际存在的共同体并不会带来家庭式的温暖，反而会加重个体的恐惧和不确定性。

二、共同体的瓦解：确定性和自由的矛盾

共同体的功能在于为其成员提供安全和确定性，依存共同体而存在的个体的两种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自由和安全（确定性），自由是一种在摆脱共同体的依附关系之后才能实现的产物，这样，共同体所能提供的安全和个体追求的自由存在着矛盾，个体的良好生活既需要保证生命安全，又需要追求自由。一方面，寻求共同体安全的确定性必然要牺牲大部分自由;另一方面，追求个体自由要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在“自然而然”的传统共同体解体之后，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使得商业从家庭分离出来，原来的由一致同意和“自然而然的理解”所维系起来的集体纽带被工厂严密的监视和规训体系所取代，一方面，工厂带给了人们更多的确定性，“全景监狱式的权力把隶属者束缚在能够看到他们并因而能对任何违反规则的人立即施加惩罚的位置上，但同时也把监视者自己束缚在这个他们不得不进行监视并实施惩罚的地方上。” ②另一方面，全景监狱式的工厂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由于这种全景监狱式的控制也控制着掌权者的选择和行动自由，他们奔波维持秩序并且代价高昂，这种控制最终也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形状的控制，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对于个体未来生活的不确定等状态使得个体陷入了完全的不确定之中，流动的现代性变化所带来是被完全分裂的个体。在这种背景下的个人，既失去了确定性，也失去了自由。

三、共同体主义的几类“共同体”

为什么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里，都会热切希望栖息在共同体的世界里呢？在共同体的理想中，成员之间要有共享好处的兄弟般的责任，这种同甘共苦的责任所代表的就是一种道德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为了防范个人不幸而建立的福利制度也被理解为一种没有歧视的兄弟般的义务，但是在精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里，无法实现事实上的个体性是这些法律意义上的个体过着不幸生活的理由，个体在寻求生存、改善和有尊严的生活时，去发挥自己的才智……在遭受失败时，去指责自己的无力与懒惰。” ③

当这种价值观被社会普遍认可之后，期盼共享社会福利、富人具有救济穷人的社会责任的道德共同体也就不复存在了。

与道德共同体不同的是美学共同体，美学共同体就是以数量权威为基础去塑造“社会同意”的身份认同，它的“客观性”偶像也能够唤起一种“共同体的体验”，但这种体验的短暂性表明美学共同体并没有真正地把人们联系起来，因此鲍曼也称美学共同体是“流动游艺园式的共同体”。

在流动的现代性下，秩序建设的模式不再是固态现代性下的社会公正模式，而是选择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表达权利，争取权利的实现，而这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够得到承认。一个理想的社会在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环境下是要给每个人机会并且消除阻碍这一机会平等分配的障碍的社会，鲍曼并不认为每一种生活方式仅仅由于其本身的差异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他强调的是要给每一种生活方式以相同的讨论并显示自己的机会。承认这种机会或者权利是对话的前提，在对话的过程中，这种差异的缺点和优点能够被讨论从而达成一致。

四、共同体的重建：一种可能的设想

对于共同体的探讨，可以追溯到雅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他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④。城邦产生的目的在于个体的优良生活，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其为人的本性，鲍曼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虽然具有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的传统共同体被倡导规则和监视的民族国家所取代，也无法超脱于共同体而生活，而自由和安全是依存于共同体而生存的个体所拥有的基本价值，那么如何能平衡确定性和自由的矛盾，解决个体生存与共同体的冲突呢？

鲍曼认为，把人类普遍的不安全感寄托在對于共同维系差异性实际上是模糊了问题的焦点。事实上，在原子化的社会下所要做的是直面共同体的两个重要任务：把法律意义上的个体的命运改造为个体的能力，并且通过再分配为个体的不幸提供社会保障。

文化多样性是漫长的政治过程的起点。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探索人道的最佳形式，多样性的发现能够避免可能性遭到忽略的情况，彼此之间通过长期的对话确立人道的最佳形式。

在全球化时代下，人们是相互依存的，每个个体只能在集体中才能解决生存的挑战，而共同体是最好的选择。最后，他指出，如果这样的共同体存在，“那它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关注和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 ⑤。

鲍曼将确定性和自由置于互斥的地位上，认为有了共同体的保障就有安全，但是自由会因此受到侵害。他将自由理解为了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但忽略了自由和社会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自由绝不是超脱于社会之外的高空楼阁，应当是处在社会共同体下的自由。

对此，马克思对自由的阐述更为中肯，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个人自由。” ⑥

最后，他扩大了共同体中的差异和冲突。在经济全球化下，各个国家之间交流和联系增多，必然伴随着冲突和摩擦，但同时，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是相互依赖着的，差异和冲突是次要方面。在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价值的共同体，表达了全人类同呼吸同命运的现实，超越了鲍曼和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对性和排他性，它不存在与“他者共同体”，它囊括了所有人，是全人类的共同体。

即使国与国之间会由于彼此之间的传统、信仰存在差异，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与国之间要保持着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关系，不实行武力冲突、扶持他国的反动势力等，意识到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注释：

①齐格蒙特 · 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齐格蒙特 · 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③齐格蒙特 · 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④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页。

⑤齐格蒙特 · 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参考文献：

[1]菲迪南 ·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容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齐格蒙特 · 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孙向，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