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当下互联网语境的舆论生态，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考察舆论生发的两大过程：将新闻事件的具体经验范畴化为媒介文本的過程以及舆论主体基于具身化经验的理想化认知过程。本文认为，这两个过程的相互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舆论演变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对舆论进行考察，既能摆脱将“理性”“情感”二元对立的桎梏，又能在身体“缺席”的网络传播环境中重新发现并定位身体经验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具身化；网络舆论；文本；范畴化；理想化认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5-0006-03

一、引言

舆论，在卢梭、哈贝马斯看来，是可以理性表达的期盼；在纸媒时代的新闻从业者看来，是可以引发社会变革的力量；然而在网络时代，这种论调逐渐瓦解，我们看到的舆论往往是不可控的，舆论的朝向和强度，也常常是难以预测的。理想化的理性公共舆论的可能性看似愈发渺茫，不如将“舆论何以可能”的问题悬置，谈一谈当前多以撕裂或反转为主要形态的网络舆论是如何生成的。认知语言学对具身认知与语言的洞察，赋予我们考察舆论生发过程的全新理论视角——从语言现象中的原型范畴与隐喻转喻，到心理层面的理想认知模式，再到更根源性层面的具身性经验。由莱考夫等人创立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实际上正对应了舆论生发的三个层面：认知主体即舆论主体的文本接收过程、认知加工机制与线下的实际体验过程。从现象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身体相对“缺席”的网络环境，由于舆论所依赖的语言源于我们与周围情境融为一体的具身化经验，网络舆论的传播也是具身的。

二、从语言中的范畴化到认知中的理想化——基于具身经验的认知与语言形成机制

我们对一个特定概念、范畴的理解不只是基于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内在属性，更多地是以这个范畴的代表性成员为认知参照点，去认识该范畴的其他成员。这是罗施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原型和基本范畴理论（the theory of prototypes and basic-level categories，下文简称“原型理论”）的核心观点。罗施的观点是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思想的发展和系统性阐述，她将“家族相似性”描述成代表性范畴成员与非代表性范畴成员之间的可察觉的相似之处，并用实证研究得出的“数字表示的范例等级”证明这一点。罗施证明了范畴成员之间存在不对称现象以及范畴的不对称结构，从而向经典的范畴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简而言之，原型理论以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成果向我们揭示了，范畴内部确实存在着原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人们能够从范畴的成员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范畴成员能比其他成员更能代表这一范畴。

不过，由罗施发扬的原型理论，只谈及了范畴化的限定条件，并未涉及范畴的加工模式或范畴学习过程。换句话说，罗施的原型理论只向我们表明了范畴的等级排列与范畴的认知参考点，而范畴的内部结构何以产生这样的等级，罗施并没有给出答案，她本人在后期也承认这一点：通过实证发现可起作用的原型效应并不能充分决定心理表征，在这种效应和心理表征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下文简称“ICM”）由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莱考夫（George Lakoff）于1987年提出[1]。简而言之，ICM是我们用来结构人类知识的认知模式。他提到，ICM是认知的也是理想化的。Evens & Green（2006）指出了ICM的内涵：其反映的是人类对世界各种范畴看法的稳定的心理表征，而ICM之所以是理想化的，是因为ICM是对一系列经验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一特定经验的反映。ICM中的“idealized”，其实质就是指舍弃认知对象中诸种偶然的、具体的、繁杂的或零散的一些细枝末节而抽取其共同的和本质的属性即抽象[2]，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心理格式塔结构。在莱考夫的ICM理论中，语言学现象当中的范畴结构和原型效应是实际上是心理表征中理想认知模式的副产品，但反过来，理想认知模式的形成又离不开范畴化的过程。语言，尤其是范畴，是认知结构的直接映射，而反过来，我们的认知结构本身也是依赖范畴而存在的——我们无法拥有非范畴化、非概念化的经验，更难以想象一个无概念参与的思维过程是什么样的。

在将语言学证据与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结合起来的同时，认知语言学试图将语言与心理两个领域的研究联系得更加紧密，并将具身经验作为解释这些现象与表征的逻辑起点加以反思。正是大量的语言证据与后来越来越多认知神经科学家们的实验结果，推进莱考夫与约翰逊提出了针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离身心智观的具身实在论（embodied realism），即以概念范畴为基础的语言以及理性思维不仅无法抽离身体而存在，反而根植于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理性，即使是最抽象的形式，也利用了我们的动物本性所包含的知觉、肌动等功能系统，而并非超越了它们[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知是具身的，而语言符号则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进行的表达。

三、理想化认知的凸显：信息爆炸压力下的策略与身体“缺席”的呼唤

理想认知模式普遍存在于人的认知结构，而当下网络信息环境的特性，导致如今的媒介内容（尤其是故事化的新闻）在对具体经验进行高度概括性的范畴化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出理想认知的作用。

首先是信息爆炸所激化的信息资源与注意力资源之间的矛盾[4]。塔奇曼的《做新闻》中就有对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编辑部通过“新闻类型化”完成的高效归类与信息资源的分配[5]。为了适应技术逻辑和人们的阅读习惯，对媒介内容的故事化倾向与媒介文本中的高度概括性的范畴化正是网络时代的媒体应对信息爆炸压力的一种策略。例如，在2020年六七月引爆网络舆论的苟晶事件中，“完美受害者”是苟晶对自我的媒介形象呈现的核心逻辑，她试图向网民传达的，正是她这个“完美受害”故事中被高度概括性范畴化的个人形象。这种高度概括性的范畴化正是遮蔽和掩盖事件本身复杂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后来“新闻反转”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网络传播环境下身体的“缺席”。在网络时代这种高程度的拟态环境中，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对个体来说都是非親身接触的。正如李普曼试图强调的，“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6]，而这句话正可以将我们引入对范畴化的探讨。李普曼所讲的“定义”，指的正是范畴化的过程。任何新闻事件都必须经过范畴化的过程，而自媒体常常将新闻事件或人物引入一个易理解且能够激起大众想象的叙事框架，通过“人们常常采用某一范畴容易理解或领悟的方面来表示该范畴整体或某一部分”的转喻模式，使人们对范畴的认知基于对范畴“原型”的认知。表面上看，通过语言将新闻事件对象化、主题化，在媒介故事传递、接收与理解的过程中，身体似乎完全“缺席”了，然而具身经验却参与其中——媒介故事的范畴化试图“唤起”的理想认知模式是基于我们的具身经验的。换句话说，我们基于亲身体验与社会化过程构建出的理想认知模式会无意识地参与接收与理解媒介文本的过程中，因此这种理解是“推己及人”的。同时，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对新闻事件的判断与态度。

传统新闻学的观点往往倾向于分析与批判，舆论事件初期的情况陈述在某些方面有很多隐瞒或故意误导的倾向，从而使新闻背离了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础。而认知语言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我们应当注重分析媒介文本是如何唤起人们基于理想认知模式的认知倾向的。在这个意义上，新闻真实性或客观性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认知语言学强调，我们的语言表述“是否符合客观现实”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我们的范畴化过程本身就是具身的，事物不存在所谓的“内在属性”，我们是通过具身化经验中得到的“互动属性”和原型效应去建构复杂的范畴结构的。在这种情况下，“真实”或“理性”不再是分析舆论事件的核心概念，具身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解释舆论传播的新的大门。

“标题党”现象中往往蕴含着新闻语言中的原型效应与理想认知模式。例如，2020年8月，《扬子晚报》发布了《高考430分，选测有一个B+的江苏考生白湘菱最终申请了香港大学，专业意向读金融》的报道，然而转载至网络媒体后，题目被改为了“清华北大拒绝了江苏文科状元”。这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清晰的逻辑学意义上的“命题判断”，然而“拒绝”一词的使用是存在争议的。广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拒绝”，它似乎试图表达一种“不让某人做……”的含义，因此该标题想表达的是“根据规则，江苏省状元是肯定会被清华北大拒之门外的”。然而第一眼看到此标题的人们，往往会被唤起有关“拒绝”范畴的一种理想化认知。“拒绝”范畴的原型效应导致人们对这样一个句子的理想认知模式为：这位状元试图申请清华北大，而清华北大正式回应并告知其本人他被拒绝了。然而若对此新闻事件稍加了解，便能明白，并不存在上述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拒绝”其实是源于规则，无须高校本身再说明的：不符合申请条件，哪里来的高校主动拒绝呢？相较于传统的新闻学观点，原型理论与理想认知模式理论在对故事化的媒介内容的分析中具有一种独特的解释力。

四、网络舆论生成的机制模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框架

莱考夫所引领的认知语言学观点在三个层面上解释了语言与认知的互动过程：语言层面上的隐喻、转喻理论与原型理论、认知层面上的理想认知模式理论与身体经验层面的具身实在论（embodied realism）。这三个框架正对应了分别基于文本（语言现象）层面、心理层面与具身经验层面的对舆论的探讨。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层面的理论框架其实是对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强调。笔者试图据此提出阐释舆论生成的机制的理论模型，如上页图。

舆论事件主要的三种情形，正好对应上图中A与B过程的不同情形。

（一）舆论动员

当新闻文本（尤其是非对抗性的，正向的新闻事件）的范畴化过程不仅符合新闻事件本身的具体经验，且可以被个体的具身化认知过程所印证，即图中的A过程是大致吻合B过程的，这样的新闻报道易引起舆论动员。例如，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当中，战争隐喻无疑是彼时最显著且最频繁的话语武器之一，吻合彼时大家的“武装到小区、村庄的紧急防控措施”的体验。这种从具身经验中得到的印证机制，倘若吻合媒介故事中的阐述基调，则成为舆论动员完成的重要因素。

（二）舆论反转

当（对抗性事件的）新闻文本范畴化过程本身存在问题，即新闻事件所描述具体经验特征并不完全符合文本范畴的原型，但个体的理想化认知却是一定以文本中范畴的原型为基础的，如此一来便产生了认知错位。当确凿的证据或官方式的通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原本的新闻文本范畴化过程中的偏差，舆论便会产生反转，即A过程本身是错位的，而B过程是基于A过程完成后的新闻文本进行的，那么倘若有其他证据显示A过程中存在偏差，则舆论容易产生反转。例如，苟晶在事件前期运用了多种话语，使事件结构符合“原型”的因果关系，从而构建了自己“完美受害者”的形象。而在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官方通报和相关证据被挖掘后，人们发现苟晶前期的信息发布无不有着通过原型式的范畴构建唤起理想化认知从而引导舆论的倾向，因此才发生了基于情绪反转的舆论反转，而不是完全基于事实反转的舆论反转。

（三）舆论分立

新闻文本范畴化的过程本身不存在大的问题，然而认知主体的认知模式既然是基于具身经验的，必然各不相同。个体在面对一个与自身经验不相符的范畴诠释的认知过程中，必然产生怀疑或反感，但同时也可能存在认知主体认为新闻文本的范畴诠释是符合自身经验的。如此一来，便会产生舆论分立，即A过程本身并不错位，然而由于具身经验的不同，B过程对不同个体而言大相径庭，那么便容易产生舆论的分立。以“papi酱生子”事件为例，基于性别身体的不同，网络舆论有着明显的割裂与分立，这种割裂与分立又经网络论坛（如以女性用户为主的豆瓣论坛与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虎扑论坛）激化与放大，成为全网范围内激烈的舆论对立与争执[5]。

五、结语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社会化完成之后，个体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赋予了作为社会结构制度化和正当化基础的“知识”构建现实的力量。这一过程转移到新闻传播领域，就变成了塔奇曼所说的作为“知识”和“被建构的现实”的新闻，影响并再生产着人们认知中的社会现实。而对于个体而言，社会化的过程会让我们用（舒茨意义上的）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将新闻中的社会现象当作想当然的已知的这一互相建构的过程在网络舆論事件中凸显出来：在大致获知大众心理的情况下，媒介内容生产者运用故事化的新闻陈述，带有目的性地引导舆论。在这个过程中，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唤起”的，然而事件一旦有了反转的倾向，舆论便朝着不可控的趋势迈进，随之而来的还有谩骂与网络暴力。从新闻以文本的形式发出，到个体接收文本进行认知、理解并参与评价与反馈的动态过程，语言所勾连的“信息发布者试图唤起的大众心理”与“信息接收者实际上被激发的认知模式”两者之间的复杂关联，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走向。

借鉴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将舆论的生发机制归因于基于具身经验的理想化认知，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话语，还能在网络传播这一看似身体“缺席”的情境中，找回身体的定位——从表面上看，舆论事件的爆发是语言符号互动的结果，然而往深层次归因，这一符号互动过程不仅反映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也源于认知主体的具身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与环境的交互经验，既是传播的逻辑起点，又为传播的顺利抵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乔治·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M].李葆嘉，章婷，邱雪玫，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124.

[2] 王文斌.论理想化认知模型的本质、结构类型及其内在关系[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4（03）：9-15.

[3]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M].李葆嘉，孙晓霞，司联合，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15-19.

[4] 李志昌.信息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的关系——信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8（02）：3-5.

[5] 塔奇曼.做新闻[M].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93-110，173-200.

[6] 开薪悦，姜红.从“个人抗暴”到“侠客复仇”：原型视野下的公众舆论——以“昆山反杀案”为中心的研究[J].新闻记者，2019（11）：4-14.

作者简介：昂振（1996—），男，安徽安庆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理论、媒介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