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德普·普拉胡

一个多世纪以来，政府的规模和作用一直是个饱受争论的问题，而在新冠疫情之后，人们又开始旧事重提：政府是否应该介入更多的社会和商业生活领域？大政府是否一定会限制自由以及导致更多的浪费？

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政府往好的方面说是无能和低效的，往坏的方面说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人的思想传统。

与之相对的是中央集权论者，他们认为政府本来就是仁慈的，适合影响社会和经济。这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和中央决策者的观点，是当代政治家如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的观点，也是欧洲政党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的观点。

但今天，有了新的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国家可以在政策有效性与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政府可以既大又小，慷慨又节俭，深入参与人民生活，同时又不干涉他人事务。在当前新冠疫情等危机期间，这一点尤为重要，国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过去的20年里，因为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廉价电脑和软件，私营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从而颠覆了从媒体、音乐到零售和旅游的各个行业。现在政府也在亲历这场革命。臭鼬工厂模式、政策实验室和行为洞察小组—这些技术有助于决策者以低成本快速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如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能够利用大数据为大量客户提供无缝高效的体验，同时不懈地寻求改善，那么政府肯定也能为本国公民提供同样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