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壞事开头》是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近几年的一部力作。小说描述了饱受身体和心理创伤的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的死亡悲剧。本文以创伤理论为视角，探讨了比阿特丽斯遭受的各种创伤来源：医生朋友的威胁，丈夫的冷漠和丧子的伤痛以及自我压抑的心理，试图通过对其悲剧命运的创伤分析，呼吁人们关注佛朗哥政权影响下西班牙民众的心理状态，探讨西班牙肮脏历史记忆下的遗留问题。

【关键词】 创伤理论;哈维尔·马里亚斯;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I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025-03

一、引言

哈维尔·马里亚斯作为当代西班牙文坛知名作家和翻译家，多部译作获奖，他所创造的多部作品题目都是引用自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受英法文学经典影响巨大。《坏事开头》作为马里亚斯取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台词的一部力作，以第一人称口吻隐秘地叙述了主人公们在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独裁结束后的一系列变故与经历。近年来，多位学者从叙事方式、写作风格等角度对马里亚斯的多部作品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冯雨菁从道德伦理、历史记忆的角度对《坏事开头》分析，指出其后现代主义文学独特的叙事功能等，却鲜有学者运用创伤理论对其进行研究。

《坏事开头》的故事发生在1980年的马德里。主人公胡安给一位极负盛名的电影导演穆里埃尔当私人助理，并与导演一家一起生活，同时认识了穆里埃尔的医生朋友范·维克滕以及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即穆里埃尔的妻子。胡安发现比阿特丽斯为掩盖父亲共和党身份以及同性恋丑闻，被迫与范·维克滕进行肉体交易，饱受身体摧残，面对穆里埃尔的冷漠和言语暴力以及痛失长子的伤害，长期的心理压抑使得比阿特丽斯不堪重负，试图自杀多次，最终骑车撞树而亡。

本文拟从创伤理论这一角度来阐释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创伤形成的原因，找寻她陷入此悲剧命运的原因，浅析作者建构该人物背后的意义。

二、创伤症状及原因分析

（一）爱情创伤

比阿特丽斯因为隐瞒多年前收到信件的事情而遭到穆里埃尔的冷漠和暴力，这是她倍受创伤，最终走向自杀的首要原因。在文本的第二章，故事的叙述者胡安在公寓过夜见到了比阿特丽斯放弃尊严的姿态在门前挽回感情，却遭受到了穆里埃尔蔑视的言语和行为的攻击。“他不仅用了一个难听、不恰当、具有侮辱性、钻心的词语。他的语气再度变得生硬粗暴，骂骂咧咧，几乎像是在撒气。” ①这一系列的情形让比阿特丽斯选择承受和妥协，她向穆里埃尔道歉，乞求他的爱和怜悯，却无济于事。在文本的第三章，比阿特丽斯和女友们坦诚她生活得不尽人意，做事畏手畏脚，每天晚上因为内心感到痛苦万分难以入眠，但也直言了她对事情恢复到以前美好的时光抱有希望，“我想和同一个男人，拥有我在许多年前曾经拥有的生活” ②。无助的比阿特丽斯一边自我暗示不想放弃她期待的生活，一边遭受着痛苦，压抑自我，常常独自呆在房间里敲着琴键，正如胡安形容的那句“我仿佛看见比阿特丽斯正在用手指没完没了地敲打着琴键，差一点就要爆发、攻击某人、砸掉钢琴或是做了傻事——这是为了避免提到自杀而采用的经典委婉语” ③。

比阿特丽斯长久以来一直陷入于低落、冷漠、内疚的情绪中，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穆里埃尔已经彻底放弃了她，无法饶恕她的谎言。在文本的第七章，穆里埃尔因在外拍片而长时间未回家，“他的缺席有可能导致了妻子的沮丧或萎靡” ④，比阿特丽斯不能像以前的夜晚，在他的门前徘徊，敲门劝说和恳求原谅。她的情绪没有一个出口，丈夫的言语和行为都使她心灰意冷，因此她不再抵抗和逃避，而选择用割腕的方式来结束却以失败告终，后来又在九月的一天，正面撞树自杀结束了她的痛苦。多次挽回，多次尝试自杀。脆弱的比阿特丽斯无法承受穆里埃尔的冷漠，美好生活的逝去，失去爱人的爱情，这样的创伤是比阿特丽斯心碎并自杀的主要原因。

（二）社会创伤

比阿特丽斯所遭受的社会创伤症状主要表现在她为保守父亲是共和党人以及同性恋丑闻的秘密受到范·维克滕医生的威胁，被迫进行肉体交易。文本多处叙述了西班牙内战后和佛朗哥政权独裁后留下来的创伤和沉默。在文本的第一章，胡安猜测穆里埃尔未吐露的秘密时，就为这个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奠定了基调，“有几个月每天早上都会有很多尸体从公路上被收走” ⑤，“他曾经是腰上别着手枪的长枪党，还是肩上扛着猎枪的民兵？他是不是内战一结束就去告密了，检举了自己认识的人并把他们送上了刑场” ⑥，西班牙民众在那段时间遭受到了不幸和迫害，入狱、流亡、失踪等等，“残酷的武装斗争、血腥的暴力恐怖和独裁逐步成为西班牙政治斗争的常态和传统。” ⑦

在文本中，范·维克滕医生象征着西班牙政治社会的加害者，象征着西班牙内战影响的延续，他一方面做善举为自己树立名声和威望，另一面又利用他人的秘密要挟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文本的第九章，一位名为比达尔·塞卡内尔的知情人透露了那些进行地下肮脏交易的人是如何玩弄女性、破坏家庭的，他说道：“他们似乎就是这么提出来的，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绕圈子，非常粗鲁。他们不是伪君子，我不知道这是否算一种美德。跟他们的妻子，或者之后跟他们某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上床。他们物化她们，把她们变成货币，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在一部分民众不受保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⑧

马里亚斯用故事人物的叙述口吻讲述了当时的罪恶，抨击了那些伪造生平、戴着面具、不断美化自己的“医生们”。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女性更是沦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而比阿特丽斯，作为西班牙受害女性的代表，承受着这种自己无法选择逃避的创伤，承受着党派间的战火和争斗。这种个人创伤的形成与集体创伤是不可分割的。佛朗哥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镇压手段，再加上全国严密社会监控机制的推行，大批的肮脏交易由此诞生，民众的内心满是恐惧和害怕，从这个处处充斥着危险的社会中丧失了信任、责任、同情。整个战后受害者集体都对那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年代闭口不提，面对威胁，忍受、沉默、遗忘是保护亲人和朋友最好的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比阿特丽斯又能做些什么呢？她只能服从于范·维克滕的威胁，保护她死去父亲的名誉。这一时代下的创伤，是比阿特丽斯的不幸，也是西班牙的不幸。

（三）自我压抑心理

创伤理论认为，心理创伤可以影响整个人，包括身体、智力、情绪和行为改变。⑨比阿特丽斯心中的创伤一直在蚕食她，从年轻时的“充满能量和好奇心”到现在的“死气沉沉、脆弱易感”。当她还是年轻女孩的时候，就学会压抑自己的喜好，而把穆里埃尔的爱好和品味当成她的喜好。她独自一人在美国照顾生病的父亲时，面对穆里埃尔的变心和背叛，情绪崩溃的她选择缄口不言，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后，痛失长子又给了比阿特丽斯沉重的一击，她变得更加敏感和多疑，一直不愿意接受孩子的离去，即使多年过去，比阿特丽斯始终把长子的相框放在路过就能看见的地方，这是她的伤痛体现，也是她压抑的呐喊。当比阿特丽斯的隐瞒被穆里埃尔发现以后，承受着他的冷漠和暴力。

同时，受到范·维克滕的威胁，她选择为父忍耐，沦为肉体交易工具。故事的叙述者胡安虽然爱慕、同情、怜悯比阿特丽斯，但是他也利用她的脆弱和不幸发生了一夜情，无形之中也成了加害者。她所承受的这些罪恶更是在她的身上和心灵加上了一把沉重的枷锁，她无人可述，更没有人真正能够倾听她的心声。

比阿特丽斯常做的两件事情，一是弹钢琴，长时间静静地坐着，偶尔敲响一两个琴键，等待穆里埃尔回家。二是骑上穆里埃尔的摩托车，一路狂奔，将马德里的景色丢在身后。前者是一种压抑状态，后者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这一形象反差也体现了她内心交织的复杂情感。

随着比阿特丽斯已经逐渐丧失自我的爱，她任由周遭的一切发生，内心想要依托的丈夫和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生活都无法挽回，自我需求已得不到满足。试图自杀两次的她最终选择了骑摩托车撞树而亡，与之前在酒店里割腕的“留有余地”不同，剧烈、迅速地撞击就可以瞬间结束她多年的维持和穆里埃尔对她漫长的惩罚，将她沉默的过往都抛在身后，长久被压抑的自我终于得到了释放。

三、创伤复原失败以及建构人物的意义

朱迪思·赫爾曼在其著作《创伤与复原》中指出创伤复原的三个阶段，包括重获自主权、回顾与哀悼以及再建联系感。而在比阿特丽斯的身上最明显也是最有效的复原途径就是亲密感的重塑与爱情关系的构建。比阿特丽斯在多个夜晚徘徊在穆里埃尔的门前，祈求他的原谅，想要寻求他的怀抱，多次尝试修复这段关系，却遭到了穆里埃尔的拒绝。创伤复原失败的最终表现就是比阿特丽斯的撞树自杀。马里亚斯看似在书写一桩婚姻的失败，实际上是在让读者从只言片语的叙述中，窥视到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独裁期间以及之后数年时间中民众生活的真相。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的遭遇也在影射西班牙过去这段历史记忆中众多民众的悲惨结局，她不是个体案例，而是有成千上万的“比阿特丽斯”都深受西班牙过去残酷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

故事的叙述者胡安与比阿特丽斯缠绵的那晚，隐约听见了孩子的脚步声，这也成了胡安心里的秘密。之后，他娶了比阿特丽斯的女儿苏珊娜，在文本的第十一章，他自述道“我怀疑她是否一直都心知肚明，我听到的是否就是她光着脚从走廊上经过的脚步声” ⑩“我不是穆里埃尔，苏珊娜也不是她的母亲” ⑪，这个故事的不幸或许将在胡安的身上再次重演，胡安也担忧过他把秘密告诉苏珊娜，让他的妻子知道他和比阿特丽斯的过往，害怕受到质问，害怕他的婚姻也将破裂。

这种带有循环式的不幸和悲剧正是隐喻了受到创伤的西班牙民众，经历内战和独裁的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深受其害，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

在文本的末尾，马里亚斯通过叙述者胡安，也表明了他的看法：“现在我可以回想它了，以此让现实通过这段回忆完整无缺地回归，让被遗忘的昨天从我们手中溜走片刻的今天还回来。” ⑫历史的记忆不应该被遗忘，即使想要逃避，记忆总会不断被重提，创伤也会不断加深。当代西班牙社会应该反思如何让民众走出这种创伤记忆。

四、结语

马里亚斯用细腻、悲怆的笔触和独具一格的叙述视角描绘了后佛朗哥时代下的悲剧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从婚姻的秘密引出西班牙历史记忆中遗留的创伤问题，隐喻性地再现了民众深受创伤延续性的影响。作家以《坏事开头》为媒介，讲述罪恶与创伤之下的悲剧故事，向后世传达出当代西班牙社会应如何看待故事映射的此类问题，留给人们更多的警示和反思。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⑩⑪⑫哈维尔·马里亚斯著，叶培蕾译：《坏事开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3页，第132页，第117页，第255页，第28页，第28页，第363页，第463页，第464页，第464页。

⑦赵卓煜：《论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威权主义统治》，2008年西北大学硕士论文，第30页。

⑨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冯雨菁.哈维尔·马里亚斯与西班牙内战后历史记忆[J].外国文学评论，2020，（4）.

[2]哈维尔·马里亚斯.坏事开头[M].叶培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宋薇薇.哈维尔·马里亚斯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后现代主义元素[J].西部学刊，2019，（11）.

[4]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2009，（6）.

[5]赵冬梅.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6]赵卓煜.论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威权主义统治[D].西北大学，2008.

[7]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何璐宏，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班牙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