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通过阅读此书，会对皇权有更客观的认识。汉朝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对皇权的限制是最为严格的，选择汉朝为视角，能够更好地分析中国古代皇权所受制约。

【关键词】 皇权;汉朝;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3-0063-0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机构、人事、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对比和总结，并对古代皇权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刻分析。本文之所以选取汉朝为视角，是因为汉朝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对皇权的限制是最为严格的，具有代表性。

一、对皇权不受限的误读

皇权不受限，也即皇权集政治权力于一身的专制统治。一般认为，近代关于中国专制的学说发端于孟德斯鸠。中国专制说让大多数人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印象，停留在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但其实不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中国专制说进行了澄清，他说：“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1]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之初是考虑到权力制约的，在汉朝，皇权受相权、礼法、士人、谏官等因素制约，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皇权的无限膨胀，克服了皇位世袭的先天弊端，保障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稳定与延续。

二、分析皇权所受制约的当代价值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政治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有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史有四千多年，蕴含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政治是一笔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后人传承。但是，对待中国古代政治也有着另一种声音，认为其一无是处，全是糟粕，应当彻底摒弃。关于这两种声音的论战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依然影响至深。皇权是专制最主要的体现，研究皇权所受限制，并不是为古代专制政权进行开脱，而是对皇权进行更加准确地界定，消除一些误解与偏见，从而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提供一个视角。钱穆说过：“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2]皇权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在漫长的王朝维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二）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始终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权力制衡是权力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西方政治一直以权力制衡为标榜，孟德斯鸠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说，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政治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制衡。权力制衡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中国古代政治强调均衡，同样存在政治权力之间的制约，其中皇权作为最核心的权力，受到了其他类型权力的制约。研究皇权所受限制，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

（三）对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新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传统，更不开政治、文化的土壤，否则很难存活下来。钱穆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与时俱进，吸收国外先进的理念，更需立足于原有制度基础，对我国的传统政治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继往开来。

三、汉朝皇权所受制约分析

（一）相权对皇权的制约

皇权和相权是古代政治中最主要的两种权力。宰相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对于制约皇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职能来看，汉朝相权的职能要大于皇权。在汉代，皇帝有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书，这其中只有尚书与朝政是密切相关的，其他五尚都只管皇帝个人的饮食起居。而宰相的秘书处有十三个部门，被称为十三曹，相对于如今的各部委，对应组织、人事、军事、交通、運输等各项职能。由汉代职能划分可以看出，当时国家的行政职能都集中于宰相，而皇帝直接对应的职能要少得多。到后来，相权的职能逐渐被削弱，宰相角色的缺位造成了皇权的滋长，但皇权与相权始终是相互制衡的。

（二）谏官对皇权的制约

谏官是中国古代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谏官一职，一般由有学识、有气节、政治背景简单的年轻人来担任。谏官的官职不大，但地位不低。皇帝在与心腹大臣商量国家大事时，其他官员不能参与，他们却可以在一旁列席，还可以发表意见。谏诤皇帝的过失是他们的本职，说错了也不要紧。即便因讲错话而被免职，反而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还有希望得到进一步提拔的机会。东汉学者马融曾说过：“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已彰者，次也;谏于既彰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谏官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帝的言行，纠正了皇帝的失范。

（三）礼法对皇权的制约

古代之“礼法”，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自然法。一方面，在汉朝建立之初，礼法促进了皇权的巩固。“‘礼治’的初步实施使皇帝感到了自身的尊贵，使社会按照‘礼’的规定建立起封建皇权所需要的等差秩序，使传统‘华夷’高下的尊大心理得到满足”[4];另一方面，礼法也约束了皇帝的行为。元会仪及养老礼是汉代礼法最主要的两种形式，“通过元会仪及养老礼，儒家经典的部分内容已幻化为帝国的政治实践，位于时空中心的教化之源的身份标签则贴在了作为帝国之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身上”[5]。皇帝如果守礼，将有利于融洽君臣关系，巩固臣民对于皇权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反之，将会丧失执政根基，受到官吏的口诛笔伐。

（四）士人阶层对皇权的制约

士人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人这个特殊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钱穆认为，“汉武时期，尊崇儒术，学术取代血统，成为入仕唯一正途”[6]。从此，民众开始走入政府，学术也成为了民众与政府联系的纽带，并形成了一种長期的机制。士人当官之后，他们成为了庞大官僚集团的主体部分，所以钱穆认为自汉代开始，古代政治是士人的政治。士人群体从小受儒家理论熏陶，致力于以其所学经世致用，有着高尚的情操，始终试图保持独立人格，限制最高权力的扩张。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在士人看来，如果皇帝昏庸无道，大臣们可以不效忠于他。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不断更替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古代政治中对皇权制约的局限性

（一）本质是专制统治

尽管中国古代皇权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其本质仍属于王朝的专制统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属于开明专制。“若汉文帝，若唐太宗，不可谓非有开明的精神，但其政治之现象，与其谓之专制，毋宁谓之放任也，则地势使之然也。”[7]在这种开明专制下，统治者虽然以人民的利益作为统治的标准，但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国民的权利依然得不到保障。

（二）约束缺乏制度支撑

中国古代对皇权的限制并没有写入法典当中，没有成文的制度规定来限制皇帝的权力。儒家学说作为一种道义上的要求，缺乏法律效力。对比之下，西方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出台了相关的法律限制君权。例如英国在1215年颁布了《大宪章》，通过法律条款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在186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这些都为约束君主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制度保障，皇权自秦汉开始，逐步实现了膨胀与扩张，并在清朝达到了顶峰。

（三）约束取决于皇帝的德行

对于皇权的约束是否奏效，关键取决于皇帝的德行。儒家政治文化强调“德治”，认为统治者应该“以德治天下”，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表明统治者拥有高尚的德行，百姓才会拥护他，文武百官才会效忠于他，国家才会强盛。因此，在古代，国家如果遇上了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各种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皇权才能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反之，一旦碰上了昏君，则相权被削弱，谏官被处死，礼法被践踏，士人被冷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五、结语

中国古代政治对于限制皇权做出了理念及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已高度提防皇权的膨胀，但是由于皇位世袭，强调皇权至上、天授君权等原因，这种约束功能自汉朝以来日渐衰弱，最终近乎失效。“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不应只停留在古人失败的结果上，而应看到古人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对于约束皇权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当下，对古代限权理念与做法进行了解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2][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序2，前言6，序1.

[4]胥仕元.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J].河北大学学报，2008，（06）.

[5]朱腾.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J].现代法学，2013，（03）.

[6]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J].近代史研究，2016，（03）.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上海：中华书局，1989.

作者简介：

黎明奇，男，汉族，湖南醴陵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