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美学的代表作。本文基于复调与狂欢化理论，对小说中的受难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小说的受难女性特点中混合了恭顺、怪诞及高傲元素。女主人公的悲惨身世是其受难的直接原因，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是其受难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受难女性;《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3-0011-02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其苦难美学的直接体现。不论是《罪与罚》中甘愿自我牺牲，落入红尘的索尼娅，还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爱憎分明且被作者评价为“受苦利己主义”的内莉，以及《白痴》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纳斯塔西娅，她们都是陀氏笔下经典受难女性。《白痴》里的纳斯塔西娅继承了先前作品中的受难女性特点，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是陀氏苦难美学的代表。

一、受难意识及陀氏受难表现手法

（一）俄罗斯受难意识的前世今生

受难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鲍里斯与格列博，他们与斯维托波尔克都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子，大公去世后斯维托波尔克继承王位并打算杀死自己的两位兄弟。鲍里斯与格列博知道这个消息后并没有逃跑或反击，而是安静地等待死亡。从那时起，鲍里斯与格列博就一直被俄罗斯民族所推崇，他们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成了受难神圣化的象征。在西方的世界观中，受难往往是消极的、毁灭的、悲观的，但俄罗斯人却对此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受难孕育着希望，受难必将带来拯救。这也就是俄罗斯为什么在千年的时间内遭受各种灾难后还能凤凰涅槃的原因。

（二）受难意识在陀氏作品中的表现手法——“复调”与“狂欢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受难意识有着深刻理解，其在小说中运用的凸显人物苦难的手法被巴赫金称为“复调理论”及“狂欢化”。“复调”（пилифония）源于音乐术语，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广泛运用的一种手段，它与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没有主次旋律之分，各个声部都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相互重叠但又彼此和谐，构成复调体音乐。巴赫金借此理论来总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点，即其作品中有相互独立并彼此不同的声音、意识，且不受作者统一意志的支配，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各自发展，不是作者意识形态的单纯反映。“狂欢化”是指民间的狂欢节文化（即狂欢节时人们打破生活中的教条、阶级观念等束缚，随心所欲地狂欢、笑虐、讽刺一切）移位到文学作品的创作艺术中，并产生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模式，即文学狂欢化。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及《拉伯雷研究》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狂欢化因素决定了其笔下人物的“双重性”，而这一双重性的表现形式即为复调。

二、陀氏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一）陀氏笔下女性形象的渊源

“纯洁”与“堕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融合到了一起，陀氏更关注人性受挫后的变化，他巧妙地运用“多声部”与“狂欢化”的手法，通过俄罗斯女性受难后的种种表现来雕刻人物形象。此外，作家本人不善言谈、性格腼腆，但他一直追求热情奔放、妩媚娇艳的女性。如：与优雅高贵的女贵族帕纳耶娃的初恋，与性情多疑、悲喜无常的伊萨耶娃的第一次婚姻，与浪荡不羁、个性极强的外国女郎及我行我素、美丽大方的炮兵中将之女的罗曼史，再到与“地狱女郎”苏斯洛娃的长期纠缠、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接觸过的这些女性都对其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赌徒》中的带有恶魔气质且高傲的波琳娜就是苏斯洛娃的再现。

（二）陀氏笔下女性形象的分类

通过对陀氏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分析，可以将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分为三类：恭顺型（смиренный тип）、怪诞型（юродивый тип）、高傲型（гордый тип）。

1.恭顺型

陀氏笔下的俄罗斯女性形象也体现了俄罗斯女性的共同特征，如：纯洁、质朴、善良、美丽优雅。在陀氏《温柔的女性》（Кроткая）一书中，一个豆蔻年华的温柔少女父母双亡、受尽折磨，被两个恶毒的姑姑卖给41岁的当铺老板。这场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注定是失败的，女主人公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女性，面对苦难，她没有选择反抗、没有向命运的不公发出呐喊，而是选择相信上帝，抱着圣像画跳楼自杀。这与陀氏晚年思想有关，其笔下的女性也都具有温柔、恭顺的特点。

2. 怪诞型

陀氏善于通过人物“反常”的言行来衬托其所受的苦难。在小说《白痴》中女主人公纳斯塔西娅在生日宴会上挖苦加尼亚说：“你为了三个卢布会爬到瓦西里岛上，你这种贪得无厌的人会为了金钱杀人放火，连一个孩子都想去放高利贷。”说完便把罗戈任用来收买她的一大捆钞票扔到了火炉中，纳斯塔西娅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了疯子般的笑容。而加尼亚经受不住精神的折磨，昏聩过去。此外，小说的众多地方都体现了纳斯塔西娅那戏谑般的笑。陀氏笔下的众多人物形象都带有“癫痫元素”，这种看似病态且荒诞的笑恰恰反衬出主人公的苦难，引起读者的同情。

3. 高傲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众多女性都有高傲的特点，《地下室笔记》中的丽莎与《白痴》中的纳斯塔西娅是其中性格最鲜明的“高傲”女性形象。她们都性格洒脱、不为金钱所动。纳斯塔西娅拒绝梅什金公爵怜悯式的爱就是其高傲形象的最直接体现。

三、《白痴》中的“铿锵玫瑰”

（一）谁之罪？纳斯塔霞的苦难历程

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的悲剧命运是整部小说的核心。在围绕着娜斯塔西娅的出嫁问题上，陀氏把各方的意图、算计描写得非常生动。托斯基在厌烦娜斯塔西娅后欲将其抛弃，想再娶一个富家小姐，于是便以七万五千卢布作为陪嫁把娜斯塔西娅嫁给叶潘欣将军的秘书加尼亚，然后再与将军之女结婚。对叶潘欣将军来说这是件一举两得的事，将军不仅能为自己的女儿找个好归宿还能得到垂涎已久的娜斯塔西娅。对加尼亚来说，他也是对这门婚事求之不得，因为他不仅能获得这七万五千卢布的陪嫁而且能讨上司欢心。总之，这是一桩肮脏的交易，他们各怀鬼胎，而娜斯塔西娅就像商品一样被不断交易。

（二）从“加冕”到“废黜”，受难者的“狂欢”历程

小说中的生日宴会是整部作品的高潮，除了这一场景本身是一场狂欢外，各个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构成了复调，进一步展现了娜斯塔西娅的悲惨命运。俄罗斯学者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狂欢节最主要的活动是加冕（увенчание）和随后的废黜（развенчание）。两者的基础是“狂欢节”的核心：交替与转换、死亡与复活的激情。加冕与废黜是两位一体的双重仪式，体现了交替-复活的必然性及一切制度、秩序、地位、权力具有的愉快的相对性。加冕中包含着将来废黜的思想，加冕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被加冕者都是与国王相反的人——丑角或奴隶。在加冕仪式中，无论是权力的象征物还是穿戴的衣服也都具有双重性，整个加冕过程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废黜，所有的狂欢象征皆是如此。

在娜斯塔西娅生日宴会的这场“狂欢”中加冕与废黜被演绎到了极致，娜斯塔西娅的受难形象也被无限放大。在这场宴会上，围绕着女主人公的婚事各方势力展开了角逐。托斯基的七万五千卢布陪嫁、叶潘欣将军的珍珠项链、罗戈津凑齐的十万卢布以及加尼亚的穷追不舍都是对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的一种加冕，这种加冕看似利好实则异常凄惨，从各方势力给娜斯塔西娅加冕的那刻起就已经注定将来的废黜，因为这就是一桩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娜斯塔西娅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件用来交换的商品。娜斯塔西娅看透了这些人的意图，不仅没有顺从他们且对他们进行了报复。她把托斯基的七万五千卢布退回，把将军的珍珠项链送还给将军夫人，拒绝了与加尼亚婚姻甚至把罗戈津用来讨好她的十万卢布扔到了炉火中。这就是娜斯塔西娅的自我废黜及报复。

（三）“圣愚”的失败及娜斯塔西娅的选择

陀氏把这部小说冠以“白痴”之名有着反讽的意味，梅什金公爵首先以“白痴”形象出场，由于身患癫痫，男主人公远赴瑞士治病。在那远离尘嚣的环境下，梅什金公爵形成了纯洁善良、坦诚无私、不谙世事、不善于交际的性格。陀氏在梅什金公爵身上突出的“白痴特征”，在象征意义上用来批评小说中争名逐利和虚荣的“正常人”。他使娜斯塔西娅第一次看见了“人”，甚至还准备为了拯救这被摧残了的美（娜斯塔西婭）付出一切。梅什金公爵就像是俄罗斯大地上的“圣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公爵”。梅什金相信美可以拯救世界，就像他在瑞士拯救少女玛丽时一样，他准备再次用“美”去拯救娜斯塔西娅。但娜斯塔西娅不是玛丽，她不需要怜悯的爱，她是那个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觉醒女性的代表，她勇于向不公、黑暗的社会说不，即使她势单力薄，她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复活”去拖累别人。她与梅什金在教堂举行婚礼之际，罗戈津出现了，她大喊道：“救救我吧！带我走！”罗戈津把她抱进马车，飞驰而去，即使最后命丧黄泉。这就是娜斯塔西娅的选择，她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连累别人，心高气傲的娜斯塔西娅拒绝了怜悯的爱，选择了美的毁灭。

四、结论

研究发现，陀氏运用“复调”与“狂欢化”手法刻画出一个充满矛盾、愤世嫉俗、高傲怪诞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娜斯塔西娅的悲惨结局即美的毁灭，揭示受难的根本原因：社会不公与黑暗。借此向俄国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呐喊。

参考文献：

[1]陈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双重人”[J].外国文学评论，2014，（02）：166-167.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2.

[3]Хафизова Н.А.Женские архитипы в роман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диот[J].Технологос，2018，（04），46-47.

作者简介：

吴子鹏，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