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雯

【摘要】 《兄弟》是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其跨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作品中蕴含的亲情和爱情在给予读者温暖的同时又伴随着荒诞的“狂欢”基调、残忍的“孤独”现实。本文通过探寻小说中的“温情”与“伤痕”，以“伤痕”形成的原因与经过为主要线索，结合作者经历与小说创作背景，旨在理清“温情”与“伤痕”的二重关系，进而探索作者蕴藏在悲剧中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余华;《兄弟》;温情;伤痕;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3-0013-03

《兄弟》以李光头不堪的闹剧开场，故事的结尾“月亮”和“星星”成了宋钢与李光头一生的遗憾，看似荒诞又喜剧，实则悲哀。在作家余华的笔下，有关“外星人”的畅想似乎不再仅仅是时代变迁带来的新奇，反而更像是特意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伤痕”对岸的“温情”。流连于“温情”与“伤痕”之间，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平凡人家在变化万千的特定时代经历的种种沉重。而其背后，“伤痕”打着“温情”的幌子摧毁着人物的精神世界，“温情”则混合“伤痕”的印记诉说着想象的希望世界，二者密不可分，释放着生命探索的价值。

一、以温情奠基的“伤痕”

“妈妈，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照顾李光头的。只剩下最后一碗饭了，我会让给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会让给李光头穿。”[1]这是小说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响应标题。说到“兄弟情”，人们或许会想到浓烈的情深似海，哪怕没有血缘关系也会在危急时刻为对方两肋插刀。儿时的李光头调皮而不正经，却也与成熟正直的宋钢建立了友谊关系——宋钢学着照顾李光头，李光头也带给宋钢不曾经历的别样快乐，这是“温情”的体现。可曾经坚不可摧的相依为命在自我的爱情得失面前竟也能变得脆弱，宋钢的“井水不犯河水”、李光头的“我们不是亲兄弟”如刺刀般在两兄弟间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李兰和宋凡平的爱情令人动容。宋凡平遇见想要保护的人，成了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李兰遇见值得托付的人，成了拥有爱和尊严的妻子，这是“温情”的体现。可是世事难料，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会摧毁平凡人的希望。宋凡平被打得头破血流时还记得对李兰的承诺，李兰深情地望着与宋凡平生活过的场景，遗憾的是双双没能有好结局。

林红与宋钢的爱情虽比不过父辈，然林红不顾一切地追求宋钢，宋钢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林红，这是“温情”的体现。可最终两人却因个人想法的差距而渐行渐远——林红想要宋钢给予的或许更多是陪伴;宋钢想要林红给予的或许更多是等待。

余华总是擅长给人物设定一个特定的家园，用亲情增添温暖，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联系作者在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的学习经历，不难发现，余华的文学风格似与鲁迅先生有共同之处，其作品揭示性与批判性浓厚，饱含现实的压抑与生存的渴望。书中无论亲情或是爱情，都有让人感动的一面，但这份感动并不纯粹，因为每一份“温情”背后都有着隐性的伤害，每一份看似温暖的美好都夹杂着现实残忍的言不由衷。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星光和晚霞似乎是“温情”与“伤痕”的分界线，都说“景语皆情语”，那些于世间留恋时惜别的稻田与和风，最终都成了逝去之后的沉沉黑夜。

二、以荒诞执笔的“伤痕”

余华用其不断超越的先锋意识精心设计了一种狂欢化叙事策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突出自由的宣泄与全民的笑，余华笔下的狂欢灵感源自它而又区别于它——其建立在一个人的痛苦之上，是一群人对一个人的狂欢。[2]正因如此，才使得“伤痕”在荒诞中显现。

关于宋凡平与李兰的婚礼，文中是这样描写群众的态度的：“街上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快乐，他们的快乐和宋凡平的快乐不一样。宋凡平的快乐是新婚的快乐，他们的快乐是看别人笑话的欢乐。”[1]在荒诞之间，刘镇群众总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地位：一群人在看着一个人的笑话，一个人在被看时也看着别人，并快乐着。“作‘恶’的快感变成一种近乎痛苦的体验，而痛苦本身则变成了狂欢。”[3]这是极端的讽刺，表现出人性的劣根性、大众的模糊性。

同样的“荒诞”还有许多：赵诗人骂投靠富贵的刘作家出卖灵魂，而自己穷困潦倒时也不得不投靠李光头做着体能陪练师;宋钢为了生计不惜放弃父亲宋凡平始终维护的尊严做了假体乳房;林红的爱慕忠贞最终也没逃开世俗的欲望……最后无数的背叛竟又归为一句“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1]。这些荒诞的情节被作者用故作轻松、粗鄙的文字变成笑话，供世人玩味，却也述说着极为脆弱的伤痛。

三、以时代造就的“伤痕”

《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之后出生的小说。在这样一本跨越时空的书籍中，作为主角的李光头和宋钢用40年的光阴经历了所谓天壤之别而又有因有果的两个时代，他们代表了那个年代的无数人们，用他们的“传奇”刻画出时代永不可避免的苦乐。同时，作者以小见大，以平凡人的一生揭示社会百态，以刘镇和外面的世界作为压抑与释放的转接口，展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色彩。

以宋凡平和其父亲为例，他们的不幸遭遇很大程度上与时代背景相关，是时代构造了他们的人生转变。李光头在后一个时代成了富翁，这是社会变迁带来的机遇，但物质富有却弥补不了精神的缺失;宋钢由于固守刻板，失去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可以说，是时代带给他们的天翻地覆，而他们一群人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前一个时代的他们有精神上的执着追求，懂得尊严与自我的快乐，然本能不幸;后一个时代的他们没了精神家園，人欲、性欲纵生，金钱的力量让他们打破传统、颠覆伦理。人的种种心理变化都有着时代的因素，从前的信仰也会随着时代逼迫渐生变化，时代的悲剧与人的悲剧相互联系。

而时代悲剧最终都会归结于人的悲剧。一旦人被时代牵着走，好与不好都得自食其果。当人们不会适应时代好的方面，就会被时代的浪潮推走，如宋钢;而当人们不会选择性地适应时代，就会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如李光头。

这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前后都浪涛汹涌。无数的命运与时代相连，反映着时代;时代也与命运相连，捉弄着命运。

四、以孤独润色的“伤痕”

孤独感是余华作品中独有的精神特质，《兄弟》亦不例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实困境中的孤独感

情绪总是与遭遇息息相关的，当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大众思想的突变、悲剧的重压使当时的人们大多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这种压抑是自我封闭，换而言之即自我的孤独感。以宋钢为例，当生活窘迫、无望，加之重要之人的背叛，他必然是内心压抑的，这种无尽的孤独无力感使他走向灭亡。

（二）与狂欢相对的孤独感

作者用狂欢化的手法表达孤独，这种孤独相较于自我的孤独，更多地表现为逃避孤独。极度荒诞恰恰是极度孤独，“笑着哭”常常拥有惊人的感染力，而快乐是内心孤独的掩饰方式，然欲盖弥彰，意味过犹不及。以李光头为例，举办美人大赛却偏偏打着“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和全球化浪潮亲密接轨”的幌子，看似皆大欢喜，人人都沉浸在新奇的狂欢中，但就其原始意图来说，是否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孤独感？再看结尾宋钢自杀后，对于李光头的描写中没有出现悲伤之调，却是转移现实于太空轨道，玩笑般说自己的兄弟以后就是外星人了，这是否又是一种逃避孤独感的方法？

（三）人群环境中的孤独感

人不仅仅是会被自己的遭遇左右情绪，同时也会为了社会万象和他人的遭遇而感慨万千，当自己处于一群人的对立面，会孤独;當自己成了一群人中的一个，同样会产生孤独感。当两个孩子在汽车站找到已无气息的宋凡平时，围观的群众冷漠不堪，此时作为对立面的李光头和宋钢自然会有孤独感。善良的苏妈说道：“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1]此时苏妈作为“红袖章”的对立面会有一种怀疑社会与人心的孤独感。同样的，当李光头作为“大人物”之一看着宋钢这类快要被生活淘汰的人，此时虽然狂欢却依然有孤独感。

孤独感是全书中一以贯之的，而追溯其源头，自然和余华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他曾说过：“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4]在狭小的空间长大，加之父亲的医生职业、家对面是太平间，见惯了生离死别与鲜血，同时深受鲁迅与外国作家卡夫卡等人的影响，见证着人世的艰险，如此种种最终促成了余华创作风格的独特性。

五、现实意义与后世意义

（一）现实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对于现实悲剧的一种深刻认知，蕴含个体的孤独、生命的无奈。在余华塑造的各类形象中，大多以悲剧性作结，这也恰恰表示了余华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生命无常、生活不易或许是余华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意义，他善于批判一切社会不公与不堪，用血腥与暴力影射悲剧。宋凡平的乐观感人至深，最难忘的是在遭遇重重困难的时候他仍然能若无其事地说道“去看海”。他热爱生活，更热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然而他竟落得了被人活活打死的结局。除了批判，余华也呈现出一种同情的怜悯，这在于作者笔下的大多悲剧人物都是“好人”，但被时代变得或多或少的扭曲，如此，悲剧意识的宏大体系才于一字一句间愈发刺人。

（二）独立的真实世界

余华笔下的人物大都虚构，但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拼凑起来的人，他们所组成的世界是独立于外部现实世界却反映现实世界的万花筒。他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5]也就是说，余华在创造自己认为的“真实生活”。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余华坦言：“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6]余华找到了这样的写作方式：用虚伪表现真实，用自足的笔触感染他人。他所书写的独立世界细腻、怪诞和隐忍，却是用自己认为的适当方式在表达真实。

（三）后世的积极希望

《兄弟》在述说残忍的同时也伴有温暖，这种温暖是作者不自觉的希望。卖点心的苏妈在宋凡平被杀害时给予两个孩子关怀;陶青是那时唯一一个愿意帮忙拉宋凡平遗体的人。作者是在书写悲剧，却在潜意识里给人们留下希望，于那时，于后世。有一句话让人感动：“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种人生是可以被替代的。”[7]每个人都独一无二，这不就是最大的希望吗？就算前路并不平坦，可是还是会有光亮，而“活着”就是动荡时代最大的财富。这些都是星星点点的希望，在承受苦难的同时，也承载了生命的伟大和生机。余华在用文学证明：假如用一片赤子之心去感受生活，那便有生机盎然的希望。

温情是伤痕的印记，荒诞是悲剧的表达，时代是苦乐的来源，孤独是内在的潜质。余华以《兄弟》为例的众多作品实则书写“温情”下的“伤痕”，述说着希望的建立与崩塌只在一瞬间。悲剧在明面，希望在暗面，许多时候只有读懂了悲剧，才能发现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张中驰.“看”与“被看”模式下的孤独与狂欢——余华长篇小说的宏观结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80-86.

[3]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5.

[4]余华.余华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568.

[5]余华.我的真实[J].人民文学，1989，（03）：107.

[6]余华.我为何写作[J].新作文（初中版），2020，（10）：60.

[7]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