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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笔谈

2021-09-09徐坚权衡周方银王公龙张颖

国际展望 2021年5期
关键词:全球治理双循环

徐坚 权衡 周方银 王公龙 张颖

【关键词】  中國外交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双循环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5-0001-24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5001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与核心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特殊意义。

(一)历史呼唤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

从历史规律看,任何一个世界大国,如果要牢牢坚守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要有一套反映自身特点并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近三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三十年战争诞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及基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法国大革命重塑了欧洲秩序以及与这个秩序相关的一整套理念。19世纪形成了一套与英国治下的和平相关的国际秩序和传统。二战之后为塑造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理论主张。除了上述支撑正面经验的例子,最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曾经雄居世界经济第二位长达40年,但是由于其未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提出一套有世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因此在谈论国际话语权时,几乎无人在意日本说了什么。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上升,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产生的焦虑也在上升。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世界都更加关注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在呼唤中国的声音。中国如何治国理政,如何处理和看待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是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要讲好中国故事,上述这一切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总结近些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尚未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实际上是沿着两条平行线发展的。一条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进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活动,另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活动。这两类理论构建活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学术界的国际关系理论探讨主要基于一些西方学派展开,而且多表示有关探讨是围绕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而展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多非刻意之作,基本都是从我党外交理论和中国外交实践中自发衍生的理论成果,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需要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充分加强学理上的提炼和阐释。显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需要及时适应世界对中国的期待,适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国际地位的需求。

(二)如何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推陈出新,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就是要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守正创新就是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对外工作中好的传统、好的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深厚积淀,从中发掘出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推陈出新不是说我们要排斥西方外来的东西。相反,我们应该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构建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但问题是西方很多理论对于解释当代很多新趋势、新现象无能为力,局限性越来越突出。这是美国当前为什么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如此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美国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以后)并非没有经历过挫折,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其原因在于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在具体问题上遭到挫折(比如疫情防控、经济发展问题等),更是因为其国际话语权上的权威真正受到了挑战,解答不了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问题,这是致命的。人们做事情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自信心没有受到影响,多数人不会因为在把握具体问题上犯错误而一蹶不振。但是当人们对自身的行为能力、判断失误的能力、把控失误的能力失去自信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焦虑。美国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就处于这种状态。这就是我们要推陈出新的原因。

守正创新,就是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工作理论创新中汲取营养。在这方面,有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在理论源头上主要承续了《联合国宪章》,但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宪章》有那么多反映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准则的提法,而周恩来特意选择了这五条,是有深意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精选出的这五条,最能体现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五项原则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对于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话来说,在冷战的高潮时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对于防止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动卷入风险极高的美苏冷战具有重大意义。此外,五项原则的提出方式也耐人寻味,不是通过中方单独提出的,而是通过中印、中缅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提出的,这也增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感召力,使其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准则,这种认同一直持续到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经典范式,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系统地总结和反思。

第二个案例是毛泽东提出的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间地带”概念最早是毛泽东1946年在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到的。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一个是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指不太愿意受美国和苏联控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结合当时的国际新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个理论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国际公平正义,核心要义是反对霸权主义,反映了中国分析当时世界形势的方法、角度和观点,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态势,有效顶住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对于引导国际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和判断。邓小平在当时多次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而且还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来概括和平与发展,认为和平问题主要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和平与发展的理论源头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际关系理论,因为时代特征问题是列宁主义特有的一个理论范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战争与革命就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列宁的这个判断和理论分析深刻影响了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影响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观和世界观。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逐渐进入尾声;20世纪80年代,冷战出现缓和。针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独立分析判断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提出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特征。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但在方法论上依然是列宁有关时代观的理论范畴。西方人不讲这个,西方说的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等理论假设。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两大判断,对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引导国际关系向着健康方向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三個案例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百年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独立分析判断国际形势、进行理论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这里面有一些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首先,分析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在方法论上非常鲜明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这三个案例都体现了非常鲜明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色彩,即追求公平正义(仁、义、礼、智、信),这也是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区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某些学派非常侧重于所谓的纯粹逻辑推演,撇开价值伦理,试图用几何学、数学的分析方法解读复杂的国际社会、国际形势,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用,但方法太简单也太机械了,现在看来局限性越来越大,对于分析国际环境的百年变局越来越难以奏效。再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很强的实践性、可操作性,对于指导实践具有重要作用,不是空洞之物。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根本遵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得出的结论,体现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世界的科学把握,代表了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提出的顶层设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宏伟目标,更是一个有系统性行动纲领支撑的可行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国际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系统价值导向与政策主张,其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是集大成者,具有多重优秀的理论品格,对于在新时代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形成了深厚的积淀和底蕴,已经为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建党百年来(尤其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的成果就是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厚基础。我们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大力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双循环新格局:理解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新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我们思考和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也对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的机理,对于我们如何正确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思考在新时代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意义十分重大。笔者以为,准确理解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可以从国际关系视角,也可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还可以从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视角来加以分析和思考。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深入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及其定位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从改革开放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从原先的封闭发展,到打开国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充分形成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充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发展国际贸易,逐渐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格局。这种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新格局,背后体现的就是“中国制造+国际市场”这样一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关系,其逻辑就是中国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价格优势,积极吸引全球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球化大潮中形成了“大进大出”的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格局客观上使中国迅速实现了经济赶超,同时也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在发展上面临的“双缺口”问题。中国在GDP排名、吸引外资总额、外汇储备、制造业份额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因此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这种发展格局也使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在世界的影响力、吸引力、竞争力不断提高,进而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同时,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这种“大循环”模式,也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机会,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各种物美价廉的福利、产品和服务,也表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参与和贡献。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实现了双赢和多赢。

但是,随着国内外实践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中国与世界之间这种单一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内在的局限性也不断显现。首先,参与大循环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民族主义等不断抬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挑战日益增多,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减,急需新的发展动能。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环境,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扩大、困难增加,依靠单一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方式开始受到明显冲击。其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需要按照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新的战略路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特别是需要推动增长动能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内需—创新驱动模式,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实行的“两头在外”的单一循环模式,易导致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造成中国贸易附加值长期偏低,从而遭遇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再次,目前的大国竞争正在转向技术战略的竞争,中国经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消失,依靠参与国际大循环来学习、模仿国外新技术遇到了“天花板”。因此,无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挑战以及世界经济面临新动能的客观需要,还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急需的创新转型,都需要重新审视单一的国际经济循环模式,需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者、引领者

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绝非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同时,中国从自身与世界经济紧密的内在关系出发,明确强调“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深刻论述,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新时代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

第一,新发展格局强调推动从参与国际经济单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转变,体现了中国经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和地位。一方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内、外需关系发生的历史变迁和逻辑规律。中国经济原有的对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单一参与,尤其是对外贸的依赖度,近几年实际上已经在逐渐下降,已从最高时的69%下降到目前的33%;与此同时,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逐渐上升,目前已接近70%。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潜力,这既是中国经济自身的优势,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如何更好发挥内需潜力,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是重塑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选择,也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的现实选择。

第二,新发展格局强调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现了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对全球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和引领作用。中国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回到传统的自我封闭、甚至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而是强调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对外开放从商品要素市场型开放转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尤其是在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提出建设更多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战略,为什么提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的原因。中国正在实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必然会对当前环境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也为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公平、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世界经济和全球化新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第三,新发展格局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与增强国内大循环是关键,体现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路径。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单一模式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市场,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发挥比较优势,分享全球化红利,在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顺应历史趋势和经济发展规律,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内需市场对外需的牵引作用,形成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目的就在于推动中国发挥国民经济畅通循环与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作用,从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这也是为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提供新的战略路径,从而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为人类现代化发展開辟一条新路径,并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新形态。

显然,从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单循环到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和分工的竞争优势的深刻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是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化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新定位的深刻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必然会对“两个大局”产生重大影响,也必将对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合作共赢做出重大的新贡献。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多赢发展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是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发生深刻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从单一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个深刻变化必然会给中国与世界经济带来双赢和多赢。以扩大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必然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市场空间和机遇;强调更高水平的双循环发展,可以为中国和世界经济更加开放发展带来新的制度型红利;突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际上也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形成更加紧密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为此,立足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我们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发展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一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市场化配置资源必须依赖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目前要着重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上下功夫,加快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推动要素市场建设更加统一和完善,更加竞争有序,这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制度性的要求。二是要加快对外开放,推动建设高标准、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格局依赖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需要依赖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加以引领,使得参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与国内改革和开放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互促进,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有效对接,推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共同发挥作用,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体制。三是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要发挥内需在双循环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也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根据中国经济内需空间大等现实条件,当前要加快有效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关键引领作用,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发挥内需潜力对世界市场和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四是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以加快提升最终消费。扩大内需,尤其要发挥最终消费对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与国际比较,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关键是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平衡收入分配关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这样才能把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红利激发出来,形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空间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和吸引作用。五是要加快“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双循环的驱动核心。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重大战略抓手,“一带一路”联结国内和国际,影响中国与世界经济,是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重要公共产品。我们要在促进“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中使其成为双循环发展的驱动核心。六是要有效扩大进口,实施进出口平衡发展战略。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既需要扩大出口,也需要扩大进口。逐步实施进出口平衡发展战略,促进中国与世界进出口大致平衡与协调发展,这样既可以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对世界进口的拉动作用,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宏观经济保持平衡发展。尤其是在当下,要更加注重让中国的巨大市场红利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动力,从而更好发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和引领作用。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方法论思考

关于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很多学术成果,特别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已经有很多深入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若干鲜明特点。

第一,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对实践性的强调,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学术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强调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实际上是在强调学者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与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一定区别,很多西方理论家强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某种距离。中国的哲学观强调理论指导实践,相比之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理论是一套独立的体系,可以不指导实践。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中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实践性的强调一脉相承。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实践本体论,它根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丰富的外交实践,并直接指导中国外交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很多理念,既具有重要的理念价值,也有很强的实践含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转化为实践层面的衡量标准和指标。“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中的每一个字,都包含明确的实践内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也同样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高水平的实践要求。这些理念一方面来自中国外交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体现了知行合一、知行融合、知行相互促进的特点。一些西方国家在外交中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又不言明规则具体为何物,甚至某些霸权国家还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规则,中国的前述外交理念与此存在明显区别。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性也表现为深刻的现实性,即怀抱理想主义基础上的现实关怀,从关心人类共同命运角度出发,建构既契合时代要求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既博大精深又脚踏实地的思想体系。

第二,蕴含很强的价值观,用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价值观引领外交思想体系。西方近代科学在其创立初期就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逐步成型的阶段,也表现出明显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的标志是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能混淆政治与道德的界限”,认为不能用抽象的公式把普遍的道德原则应用于国家行为,认为民族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时,评判其政策的标准是政策的政治后果。这样的主张,试图把政治家的行为从普通的道德约束中解脱出来,使各国政治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而不必在意手段是否合乎一般的道德观。

围绕事实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曾经进行过重要的争论。战后,实证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方法。由于实证主义强调只分析事实,不讨论价值,使得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在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越来越处于边缘的位置。一个附带的结果是,理想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被根本性地边缘化,现实主义长期占据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位置。但是,价值、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怀抱的不同理想,对个人及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个人、社会努力的方向与目的。这一方向与目的是只讲事实的理论所无法提供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讲方向并不是没有方向,只是不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其背后可能存在一种假设,即西方目前的方向,就是各国都应该努力去追求的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对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它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人类解放的根本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观念,深刻影响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价值观。鲜明的价值观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方方面面,它表现为:推动全球治理、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体现的责任意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体现的开放意识、历史进步意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中非合作理念等体现的守望相助、相互扶持的共同体意识、亲情意识、身份意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体现的不断创新、追求进步的超越意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体现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利益观等等。包括“平视外交”的概念,体现的不仅是外交的行为方式,还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观念,即弱小时不在压力下轻易让步,强大时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这是将过去我们推崇的“不卑不亢”的个人外交风度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外交风格,与西方国家根据实力对比、战略格局、利益需求关系等因素来改变外交姿态的做法存在性质上的不同。

第三,蕴含深厚的历史观。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不是简单记录了过去发生的事件,更蕴含了各个时期的兴衰得失与经验教训,从而具有重要的现代含义。当代中国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历史的传统,同时又进行了多方面的重要创新。习近平强调树立大历史观,是要以关心历史、重视历史作为基础。树立大历史观,需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认清历史方位、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树立大历史观,需认清历史有其发展规律和大势,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把握机遇的能力。只有树立大历史观,才能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牢牢掌握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畏惧变革,丧失历史机遇,变成落伍者。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就能更好地前进。大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避免过于关注眼前的各种细枝末节,而导致对历史方向的忽视,以至于付出很大的努力,却成为历史的无用功。大历史观对我们还有另一方面的启示。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强调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相互依存,我们认为这是历史潮流。但如果僅从过去三至五年的短期看,国际社会向这一方向的发展似乎并不十分顺利。对此,我们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拉长,从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及经济全球化,依然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通过深入了解大历史,可以增强我们长期坚守正确的历史方向的信心和底气,而不会在历史的波澜和现实的惊涛中随波逐流。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未来我们将面临很多风险挑战,但只要把握好历史大势,实事求是地去应对,就能在较长时期中取得好的结果。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战略耐心,经常从二十年、三十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对很多大的战略问题,很多时候是从八年或者四年的角度进行考虑,强调要在四年甚至两年内见到明显的效果。拜登政府上台后,颇为重视“百日新政”。且不说拜登政府“百日新政”的效果如何,要在100天内取得明显政策效果,这样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本身会对大的政策方向产生不适当的牵引。从这个角度,以高度的战略耐心注重长期因素、基础性因素,强调事物演变过程的连续性,在连续性、不变性的基础上看待变化,以长期观短期,使每一项短期努力服务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久久为功,必然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四,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既能把握时代的变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关于世界的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国际秩序的构建、全球治理的改善与提升,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回应和解答。关于这些问题,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学者也在回答。美国对这些问题也很关心,但它更关心的是本国如何从中获取更大利益,它是从这样一种战略、政策层面去思考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变化的。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等的构想,从格局上远超出了这样的思维。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提出了对当前世界的深刻认识,同时也深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的思想旨趣。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结合时代发展的方向提出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的理念与政策指引。如数字技术、开放创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等,都代表了最新的技术方向与发展理念。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重大宣示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贡献的明确态度。从全球范围看,这既是多年来最重要的应对气候变化承诺,也显示中国绿色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这一承诺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权力政治回潮的国际环境下,具有超越时代的含义,说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敏锐把握时代动向、走在时代前列,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又是可以通过实践的努力来逐步实现的,从而对中国外交实践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对世界的发展也可以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推进世界大变局的重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于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为引导世界大变局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演变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而世界大变局论断则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对这一思想的拓展和深化。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理论产物

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的新阶段,世界大变局是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总体性判断。在世界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推动下,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地缘格局、全球治理、发展模式等诸多层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之大“变”,进而汇成世界性、历史性的大变局。人类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

第一,世界大变局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世界大变局的到来是世界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必然产物,是世界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集中体现。从发展层面看,在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一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群体性崛起。它们既力图把握发展机遇、追求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但又深感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不公正。“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抬头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秩序深刻的内在矛盾。当今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主要形成于二战之后。面对世界大变局中大国博弈和较量的加剧,无论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还是新兴力量,都有调整和改革已经延续70多年之久的国际秩序的冲动和愿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在新时代对前述时代之问的总体性、历史性、前瞻性回答。

第二,世界大变局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大变局的有力推手,它使后发国家利用全球性资源和条件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世界力量的不平衡增长,促使世界经济版图发生深刻变化;它所形成的巨大的世界市场需求,推动着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度展开,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日益形成不可分割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塑造了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势,也决定了人类未来的选择空间。与此同时,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呈现暴发性增长态势,日益严峻地威胁人类文明的存续,这是世界大变局中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但现行的全球治理是典型的“西方治理”和“霸权治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这“四大赤字”不断警示世人,这套治理思路和规则已无法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着眼于回答世界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倡导国际社会携手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

第三,世界大变局强化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共识。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人类走向相互依存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世界大变局则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意识。首先,世界大变局增强了国际社会维护共同利益的必要性。无论单个国家的力量有多大,都不可能独自应对世界大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巨大风险,唯有结成命运共同体,汇聚起强大的力量,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世界大变局强化了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下,开展合作是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在合作中实現自身利益,在合作中扩大双边或多边利益,在合作中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无疑是理性的选择。搞“脱钩”“冷战”等政策和策略背离合作的大趋势,终将被历史所淘汰。再次,世界大变局强化了国际社会共担责任的必要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互依存趋势的加强,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共同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要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次提醒人类,任何国家都要既对本国人民负责,也对国际社会负责。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引导世界大变局的创新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思想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立足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着眼于解决世界大变局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性、根本性突破。

第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世界大变局下建设美好世界提供共同体方案。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在理论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应对世界大变局,不仅提出了世界大变局下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体现了世界大变局时代国际社会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反映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共同精神追求,而且在理论上呈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创新内涵。首先,它构建起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思考人类命运的新视角,即从世界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思考如何把握世界力量变化、世界格局调整、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机遇,如何应对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致力于将人类引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大道。其次,它描绘出世界大变局下“共同体”新样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人类社会始终在共同体结构中存在,“真正的共同体”是最高形态的共同体。当今世界显然不具备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条件,但世界大变局孕育大发展、大变革,为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共同塑造美好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被视为世界大变局下迈向理想社会的过渡阶段,通过充分释放世界大变局所蕴含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正能量,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再次,它找到了世界大变局下推动“虚幻的共同体”演变的新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本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统治者将自己的利益装扮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这种利益对多数人而言是“虚幻”的存在,促使“虚幻的共同体”演变的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充分利用世界大变局独特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谋求普遍安全、完善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凝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推动“虚幻的共同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变。

第二,继承与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想,为世界大变局下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良提供理论指导。在世界大变局下,确保国际秩序的有效运行事关世界大局的总体稳定。在维护国际秩序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推动改革,在改革中维护国际秩序的平稳运行,是构建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基本立足点。正如习近平所说,改革国际秩序“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有鉴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注重从我们党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主张包括倡导构建主权平等的国际秩序,构建民主协商的国际秩序,构建普遍安全的国际秩序,构建文明包容互鉴的国际秩序等。

第三,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为世界大变局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开辟新路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源自中国古人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信修睦”的处世原则和平等精神。在世界大变局的环境下,要保持国际关系的基本稳定,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基本前提是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弘义融利、扶危济困的道德操守以及“君子喻于义”“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观。面对世界大变局下霸权国家将自我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国际政治中依然存在以大欺小、以富压贫的现象,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强调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不能任由某个霸权国家或霸权集团说了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的目标追求,源自中国古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基本理念,以及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传统智慧。为了促进世界大变局下各国的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各国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

第四,突破西方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为世界大变局下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方案。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本质上是西方大国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人类命運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全球治理观,则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全球治理的传统逻辑,超越了西方全球治理观的理论局限,为世界大变局下完善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道路。首先,治理主体从西方国家扩展至世界各国人民,让世界所有国家都拥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体现全球治理的民主性和平等性。其次,治理方式由少数国家垄断转向共商、共建、共享。国际行为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决定了全球治理的原则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再次,治理手段从武力强制到依托制度。与数百年来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全球治理观把合理的制度安排视作全球治理的规范性力量,强调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机制来调节和规范国家的行为。最后,治理目标从“单赢”“独赢”到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倡的全球治理观追求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所有国家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

总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论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回答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进一步展现了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和生命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为推动世界大变局的良性演变贡献了具有原创性的科学理论,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中国海洋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与理论创新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深入,各国对于海洋的认知不断深化,维护海洋安全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海洋安全观逐步形成,体现了对海洋安全的全新认知。

(一)中国海洋安全观的核心要义

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主要包括“海洋强国”“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三个基本概念,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生态、外交等海洋安全的诸多方面。

第一,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强调积极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及要建设海洋强国,重视海洋事業发展。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这是习近平首次对海洋强国理念进行系统诠释。同年8月28日,习近平强调,发展海洋事业“要顺应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使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包括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科技建设、海洋生态建设和海洋权益维护四个方面,其中维护海洋权益的关键在于维稳和维权并重,在于现代化海上力量的统筹建设。

第二,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强调海上安全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保障。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东盟时宣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是加快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互利共赢,进而为中国周边外交营造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毋庸置疑,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海上安全是基本保障。对此,中国海洋安全观强调,保证海上安全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海洋合作实现海洋安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同样也是沿线国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过程。

第三,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强调各方合作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19年4月,习近平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并鲜明地提出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点是各国在海洋安全、海洋发展、海洋生态等方面的合作。在海洋安全方面,中国主张通过加强沟通与国际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积极与沿线各国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合力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合作首先是安全理念上的相互认同,同时也包括经济上的合作共赢、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军事上的守望相助等综合安全。

(二)中国的海洋安全观是对传统海洋安全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的海洋安全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海洋思想的继承,也是对西方海洋安全认知的扬弃。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并未对海洋安全进行过专门的阐述和分析,但在海洋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专门论述。他们认为,海洋对于经济的作用力主要是发挥交通工具更新和世界市场扩展的作用。中国的海洋安全观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海洋经济、技术建设方面的理念,并将海洋由发掘市场的工具变成了市场本身。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海洋安全问题的认知日益深入。党的十六大强调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强调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建设海洋强国。 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海洋强国”,表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加强练兵备战,有效遂行海上维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从以上要求可以看出,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海洋经济、技术建设方面的思想,而且在政策层面,将目光从传统的强调海洋经济建设转向全面维护海洋权益。

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实现了对西方海洋安全认知的扬弃,特别是突破了现代西方海洋思想的束缚。事实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均体现了西方的海洋思想。与西方的海洋霸权理论不同,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强调维稳、维权。维稳就是维持海洋和平稳定的秩序,维权就是维护本国正当海洋权益、保护本国海域安全。

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吸收了21世纪以来中国对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提升了海洋安全在国家安全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相继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种安全在内的总体安全观。一方面,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将海洋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从经济安全拓展到生态安全,从过去的局部安全发展到总体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安全观”逐渐涵盖经济、军事、生态等各方面,逐渐从本国海洋保护拓展到世界海洋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从传统的维护国家海洋安全视角拓展到维护全球海洋建设、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合作”成为中国海洋安全观实现海洋安全的重要路径。同时,中国的海洋安全观高度重视本国的海上力量建设。弱国无外交,维护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秩序,归根结底首先仍是维护海洋安全能力的提高。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海洋霸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日益严峻的威胁,海洋安全不仅对全球化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海洋安全观将海洋安全的范畴扩大到经济、军事和生态等多个领域,强调合作实现海洋安全,强调推动海洋的全方位安全建设。这样的理论创新推动了中国海洋政策的调整,并将长期指导中国维护海洋安全的实践。

[责任编辑:孙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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