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妮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篇中提到：“《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其中，《桂华》是西汉《安世房中歌》中的一节。举全文如下：

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绰永福。

《赤雁》即《象载瑜》，是汉初时用于祭祀之歌—《郊祀歌》中的第十八章，其内容亦是以歌颂祥瑞为主。针对刘勰对《桂华》《赤雁》的批判，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注释》中指出：“按《桂华》曲并不靡丽，《赤雁》歌有些夸张手法。”这段评价比较清晰地展现了周振甫先生的观点，先生认为，刘勰对《桂华》《赤雁》等篇章的批判是有些过了的。按说《桂华》《赤雁》并无“不经”之处，亦不过分靡丽，那么为何刘勰在《乐府》篇中认为两篇华丽、浮靡、不合正则，从而做出“丽而不经”“靡而非典”的定论？本文尝试站在刘勰的时代与立场，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刘勰提出质疑的深层原因做出解释。

一

《文心雕龙》约成书于齐明帝建武年间。《时序》篇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这段话论述了从齐代开创到刘勰所处时代的文学风貌。从中亦可以比较明显地推断出《文心雕龙》大致成书的时代。从他所处的时代放眼望去，整体来看是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年代，胡汉杂糅、政权更迭极快，种种原因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了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儒家经学逐渐走向式微，玄学则走向兴起，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崇无思想大行其道。文学也因而伴随着社会与思想上的剧变产生了极大的转向，有无、生死、是非等玄学问题成为当时诗歌的主要内容，正如刘勰在《明诗》篇中所谈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与此同时，重视形式上的美亦极受当时文人雅士的重视，山水诗、游仙诗兴起，整个社会的审美趋向产生剧变。刘勰在追求“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美学风貌的文坛风气中独树一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序志》篇中，他谈到当时文坛的整体风貌，认为“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于当今流行的繁缛奇诡诗风的反对。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整体风貌下，刘勰秉持着纠正社会流弊的观念，撰写《文心雕龙》一书，呼吁文章回到正轨，而《乐府》一篇所提出的对于乐府诗的种种观念与要求，正是他理想乐府诗的具现。

在《乐府》篇开篇，刘勰提出：“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他继承了以《乐记》为代表的传统儒家音乐观，认为音乐有着教育教化、感动人心、节制性情的作用。正如《乐记·乐施》篇云：“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正是因为乐有着“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等社会功用，所以刘勰对于乐极为重视，相较于乐的审美色彩以及愉悦人心的功能，他更多关注的是乐对政治、民心的教化作用。在《乐府》篇中，刘勰提到“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认为乐不仅有着教育、教化作用，还能够体现出国家的兴衰，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乐与政是相通的。

刘勰不仅崇尚雅正中和之乐，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亦提出同样的美学要求。刘勰对于乐府诗的要求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正如《论语·八佾》篇，孔子在论述《韶》和《武》时谈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看来歌颂武德，有杀伐色彩的《武》乐在内容上是不符合儒家观念的，因此“未尽善也”。总的来说，刘勰不仅对乐府诗所披之乐有要求，更要求其诗歌内容符合儒家理念。可以说，刘勰对于乐府诗的要求是独立于诗歌体系之外的，不同于《明诗》篇中所论述的单纯的重视诗歌的美学特征。譬如：同样是怨情，刘勰在《明诗》篇中更多地表达了认可，“张衡《怨篇》，清典可味”，而在《乐府》篇中，则是“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综合刘勰对于乐府诗中的乐和诗歌内容的两方面要求，他所推崇的乐府诗不仅所配之乐要雅正，诗歌内容更需与儒家的传统观念相符合，发挥教育、教化之用。他在《乐府》篇中提出“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简而来说，即为“诗声具正”。

二

从“诗声具正”这个角度来谈，论述刘勰对《桂华》《赤雁》两篇提出批评的原因。《桂华》是为汉高祖时期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中的一节，《赤雁》则是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之作。《房中歌》从全篇来看内容大抵是歌颂汉之伟业以及仁慈，抑或是表达美好祝愿的词，因此在内容上是符合儒家要求的，并无“不经”。

至于《赤雁》，即《郊祀歌·象载瑜》：

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赤雁集，六纷员。殊翁杂，五采文。神所见，施祉福。登蓬莱，结无极。

《郊祀歌》是用来祭祀天地的，两者在内容上要么是歌颂汉之伟业，要么是借祥瑞意象来表达美好祝愿，作为祭祀诗，甚至可以说与《颂》有着相当程度上的相似性。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谈道：“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亦有论述关于《房中歌》的问题，他在讨论诗与乐的关系时谈道：“《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庙之正乐，如《三百篇》之颂。”那么刘勰批判《赤雁》和《桂华》的原因，就更多地要从所配之声的角度来探讨寻找了。

我认为刘勰批判《桂华》《赤雁》的原因与两者都使用楚声是分不开的。首先从句式上来谈，“大海荡荡”几节，读来与传统儒家所推崇的雅懿截然不同，主要以三言句式为主，与“三颂”《大雅》《小雅》等多采用的四字句的儒家经典具有不同的美学特征，而这种美学特征又与《楚辞》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楚辞》中，除《天问》一篇未用“兮”字外，通篇采用兮字句。“兮”字作为楚辞的标志性音节，其句式多为“xxx兮xxx”，如《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墜兮士争先”;或“xxx兮xx”，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或“xxxxxx兮”，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兮”字正如刘勰在《章句》篇中所述：“寻兮字成句，乃语言助余声。”刘勰认为“兮”字“无益文意”，只是为了辅助语言而存在的无意义的声音。正因为“兮”字的无意义性，在后续的抄录和文学演变之中，有逐渐脱落的现象，如《宋书·乐志》中所收录的《今有人》即为抄录脱落“兮”字后的《山鬼》。郭绍虞先生在《释“兮”》一文中谈到“汉语副音词中部分带有词头，词尾或词间性的词，就不一定始终与词根保持紧密的结合，往往脱离词根而成为另一个单词”。在文学流变的过程中，譬如“兮”这种虚词常有脱落，如曹植《白鹤赋》在《初学记》（卷三十）中记有“兮”字，但《艺文类聚》（卷九十）所收则无“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