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景

袁枚作为“乾嘉三大家”之一，生活在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文化思潮发展空前猛烈的时代。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诗学理论对后世诗坛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随园诗话》更是“性灵说”的具体体现。袁枚最特殊之处在于其有众多女弟子，并对女子的态度与当世的一些顽固派完全不同。故本文以《随园诗话》中的闺秀诗话为切入点，探讨袁枚对闺秀诗作的评价标准，以及与其“性灵说”的内在渊源。

清朝的诗歌数量众多，广泛吸纳、借鉴前人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色。清朝诗歌的特色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从钱谦益既反对尊唐也反对尊宋的态度，到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无一不受旧时顽固思想的桎梏。袁枚主张的性灵说的出现为清朝诗歌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使得清代诗歌跳脱出以往的束缚，找到了新的方向。袁枚作为清朝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主张“性灵”，以及最能表现“性灵说”主张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随园诗话》对当世，乃至后世影响巨大。对于袁枚《随园诗话》的选诗标准，除了王英志先生的几部著作，还有单锦珩、胡贤林、郑升、陈溶等的学术论文对此进行过探讨。但这些著作多通过《随园诗话》来探析袁枚的诗学思想，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闺秀诗话未作系统论述。故本文以《随园诗话》中的闺秀诗话为切入点，探讨其收录闺秀诗的标准、原则，以及其中体现出的诗学主张和女性观。

一、《随园诗话》收录的闺秀诗所体现出的性灵观念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笔者认为，袁枚《随园诗话》中对闺秀诗的选诗标准是有真情、有个性、有诗才。王英志先生在《清代闺秀诗话丛刊》中论及袁枚性灵说的内涵：“艺术表现应具有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诗歌意象要灵活、新鲜、生动、风趣。”“性灵说”旨在强调诗歌以书写个人性情为主，所以有真情是《随园诗话》中收录闺秀诗的第一标准。但只有真情还不够，仅能讲出心中所想却毫无艺术审美价值，这样的诗仅仅有诗名而无诗魂，只有达到真情、个性、诗才的统一，才符合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 性灵。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有真情是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真情是诗的灵魂。《随园诗话》卷三写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王英志先生认为所谓“赤子之心”就是性灵、真情。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五中写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借《诗经》的传世来印证自己的性灵之说，写诗必须具备真情。且这番言论恰好与翁方纲强调“以学为诗”的“肌理说”说相对立，更体现出袁枚在清代诗坛的独创性。印证这一观点的还有卷一，“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忘韵，诗之适也”。这些都表现出袁枚的诗歌要书写个人的性情这一主要诗学观念，其实这更是其与“神韵说”“肌理说”所争论的结果。他收录入《随园诗话》中的闺秀诗有很多都体现了写诗首要条件是有真情这一标准。如卷一，“有妓与人赠别云，‘临歧几点相思泪，滴向秋阶发海棠，情语也;而庄荪服太史《赠妓》云，‘凭君莫拭相思泪，留着明朝更送人，说破，转觉嚼蜡;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着将泪哭苍生，一般煞风景语”。即使那位妓女所写“情语”，也因有真情而显得可爱，更因诗中有真情使读者能体会到她对情人的不舍。相反，如果二人将这种情感“说破”，而不是寓于诗中，则毫无美感可言。并且袁枚不因这位妓女是社会底层的女子就贬低她，也可看出袁枚在选诗论事方面的进步性。书写真性情体现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

第二，写诗要有诗才。关于有诗才最重要的因素是“灵感”。关于灵感，袁枚引用唐人诗句形容是“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袁枚的作诗标准不同于沈德潜、翁方纲等人，作诗有特定的规格，符合一定的要求，作诗要有“格律”。他认为作诗是“灵感”来临之时就提笔写出，否则“灵感”转瞬即逝，没有好好把握，就“几处觅不得”了。在清代诗坛，对崇理学和反理学的争论经久不衰。乾隆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极力强调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对批判程朱理学的理论严加制裁，用“灭人欲”在思想层面上控制民众。在这一方面袁枚保持理智，虽不强烈，但始终对程朱理学持批评态度。在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推崇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女性的地位更低下，女子看书认字容易被人指指点点，何谈写诗。这样一来，女子写诗时“灵感”就显得尤为珍贵。如《随园诗话》卷六，袁枚记载了“余在桂林，淑兰女弟子偶过随园，题壁见怀”，这位“淑兰女弟子”偶然经过随园，本想去拜访，可惜主人不在，便提笔作诗，这便是灵感常在不经意中出现，如果当时这位女弟子苦于没有灵感，便写不出佳句，袁枚也就不会遗憾当时未曾遇到并与其一起论诗了。所以即使有了真情，可写诗时苦于没有灵感，真情无法流露，也无法创作精品。当然诗才也并不是仅指灵感，诗歌的审美特质、遣词用句的考究等都是诗才所需要具备的。同时有诗才也代表着学养，学养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诗人长时间受到优秀的作者或优质的诗篇的熏陶，潜移默化地提升自己的学养，作诗水平也会渐渐提高，灵感自然会随之而来，其作诗的诗才也会慢慢显露出来。

二、《随园诗话》中闺秀诗话体现出的女性观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现象，于是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袁枚认为，写诗要有气节。《随园诗话》中的闺秀诗很多不只具有前几个方面的特点，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许多女子都很有“气节”。这里的气节不仅指慷慨就义的英勇，更指妇女为夫守节、为夫殉情的气度，还指诗人作诗应有气魄。袁枚所选的闺秀诗中，不乏一些有气节的女子，如卷一记载，“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有女子为兵卒所得，绐之曰：‘吾渴甚！幸取饮，可乎？兵怜而许之。遂赴江死。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这段借一个柔弱女子的悲壮，展现王朝更迭时期百姓们的身不由己，侧面展现战争的残酷，更体现出一个女子在面对恶势力时英勇赴死的操守，女子并不只是所谓的拖累，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女子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广义来说，袁枚许多闺秀诗的选诗是在为“女权主义”做贡献，给女性以话语权，这也推动了诗歌的进步。

另一方面，袁枚生活的时期为太平盛世，英勇赴死这样的事情不太容易发生。这样的气节反而不容易彰显出来，但《随园诗话》所记载的为夫守节以及殉夫等情节也体现着这些妇女的气节。虽然为夫守节在现在看来是一种受伦理道德压迫所衍生出的产物，但是当时那个年代，尤其是清朝时期，封建的迂腐势力又一次达到顶峰，妇女守节这件事被大力鼓吹，袁枚也不能免俗地对这些“糟粕”进行宣扬，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袁枚的《随园诗话》虽然与那些“存天理，灭人欲”之流不同，但也未能彻底摆脱封建伦理道德对其潜移默化的渗透，还是有一些女子为夫殉情的情节描述。当然笔者认为这些应是在自愿的前提下，可以显示出这些妇女虽身处深闺，却不是怕死求生的胆小鬼，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为了自己的追求是可以放弃一切的，在这些妇女看来，最宝贵的并不是自己的生命，自己所想、所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气节蕴于诗中，使内涵更加饱满、感情更加丰富。

袁枚以及他的性灵说在乾嘉时期名闻天下，对当世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袁枚的批判之声也不少，如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就提出，“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性”指诗人的高尚品性和人品，他强调“性”在“情”前，诗人的品性更重要，这跟袁枚的“性灵说”是完全相悖的。这类批判他的人多是恪守伦理道德、思想比较保守之人。当然，更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性灵派。他的诗学主张为后世的诗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对女性的态度也在当时间接地提高了女性地位，为后世对女性诗人、文人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