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妍

综合对比世界上的华文文学格局，北美地区的华文作家群体大多受到过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滋养，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优势，因此该地区华文文学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而欧洲地区的华文文学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且华文作家之间沟通交流不频繁，分布也较为分散，导致其发展态势相对缓慢。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即以语言和性别作为分类要素，以女性的生活为题材，在文本中将女性的社会地位、生活经验及心理状态展现出来，结合对不同理想的追求与人生际遇的塑造，从侧面昭示自身的存在价值以及社会的发展历程。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女性创作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亚与中国同属亚洲，自先秦两汉时期至今交流频繁，东南亚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风俗人情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感染与促进。东南亚华文文学起步较早，且作家数量庞大，作品丰富。一般将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杂志》的创刊视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开端，先后涌现出许杰、林参天、郁达夫、胡愈之、韩素音等一批优秀的华文作家。东南亚华人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社会地位的变化历程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让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折射出复杂多元的创作风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差异造就不同的文学样式与风格，东南亚文学流派对于本土、西方及中国三种文化特质与思想进行了多元化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文学类型。

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写作在东南亚华语文坛开始呈现崛起之势，代表人物有马来西亚的李忆莙、韩素言、朵拉，新加坡的尤金、孙爱玲，泰国的许静华、梦莉，印尼的碧玲、明芳等。由于东南亚地区各国大体相近的社会体系、生活环境及华人圈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女性作家的创作题材与主题可以归纳出相似的元素。例如李忆莙的长篇小说《春秋流转》，通过红莲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表达自己对婚姻问题与两性关系的认识。陈琼华的小说《还乡客》讲述了一位单身母亲在异国他乡挣扎打拼，拥有一定财富地位之后仍然眷恋故土，几经周折回乡探亲的故事。孙爱玲在小说《碧螺十里香》《玉魂扣》《月季花》中以花喻人，塑造了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的女子形象。她们出身卑微，从小被送去做苦工，生活艰辛却勤恳努力、自强不息，体现了女性高雅美好的道德品行。纵观创作出的女性形象，无论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有何不同，行为处事和思维方式上均有相似之处。她们大多善良温厚，珍视亲情和爱情，注重传承，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努力拼搏，不愿向命运低头。一方面蕴含东方女性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又体现东南亚华人女性意识的觉醒。

东南亚华文女作家在反映女性题材时，多选用一些传统的叙事方法。然而随着社会风气日渐开放，现代思潮不断涌进，女性地位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华文女作家从相对闭塞保守的认知形态中走出来，开始对人生价值进行新的思考。例如李忆莙的长篇小说《遗梦之北》将关注点从婚姻问题转到文化层面，探讨传统的观念与信仰如何在南洋的土壤扎根并演进，进而形成当下大马华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戴小华的散文集《因为有情》秉笔直书，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游历心得以朴实而赤诚的笔触记录下来，或描绘当今生活之现实，或勾勒自然景观之壮阔，或追溯各民族文明之发祥;尤今的散文集《沙漠中的小白屋》《那一份遥远的情》根植于现实生活，挖掘人性光辉的一面并加以赞颂，以期通过文学作品激发读者的向善之心。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不再着力于恋爱、婚姻、家庭等个人情感追求的叙事模式上，而是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更多地关注时事、现实，凸显人文意识、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二、北美与欧洲华文文学中的女性创作

北美华人女性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圈中，无论是早期被西方先进思潮吸引的留学生还是之后的新移民，无一不受到生活习惯与文化差异的冲击。华文写作既是对旅居海外华人同胞的心灵慰藉，又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北美的华文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艺术领悟力与细腻笔触，创作了一系列经久传世的文学作品。1965年，於梨华小说《又见棕榈》的发表被视为当代北美华文学经典的开端。之后，严歌苓、聂华岑、张翎、张岚、任碧莲、刘绮芬等作家大显身手，共建海外华文女性的创作高峰。

与东南亚及北美地区不同，虽然从1950年开始，中国优秀学生、学者批量进入欧洲，但他们之间沟通较少，创作力量不集中，华文报刊在当地生存困难，导致华文文学的发展受阻。随着留学热潮的演进，龙应台、赵淑侠、郭凤西、方丽娜等女作家的到来，迅速扩充了欧洲华文文学队伍。1991年，“欧洲12国华文作家协会”于法国巴黎宣告成立，在创始人兼首任会长赵淑侠女士的带动下，协会多年来集合海外的中文创作精品，并取得耀眼成绩。

欧美华文文学的女性创作多关注离散视角及文化身份，在个体生命融合的基础上，体现东西方文化的互斥与共生。一方面蕴含着自身的传统文化背景，创作的作品也充满民族特点，与中华文学同脉;另一方面，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与敏感的艺术领悟力又让她们的创作超越了本民族文学的单一性，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使其更具世界性。例如於梨華在描绘女性形象时，擅长结合身份和视角探究女性内心的丰富世界，创作题材也从关怀海外女性的生存境遇，转为移民后面临的中西文化冲突，隐喻了在西方文化的侵袭下，东方文化的发展困境。於梨华在长篇小说《又见棕榈》中讲述了留美博士牟天磊回国之后的见闻和心路历程，他不断反思自己为什么留学，留学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变化以及未来的出路。在看似啰嗦的呢喃中体现了具有现实美感的“留学生文学”。小说《彼岸》讲述了移居美国的华人母亲何洛笛离婚后与女儿们的生活故事，体现了第一代美国移民与父母、后代之间的代沟问题以及华裔后代面临双重文化冲击下的成长困境。

而处于相同时期的聂华苓，则更多地描绘了背井离乡的孤独感、漂泊在外的无助感及外域文化对个人思想的冲击。改革开放前，远离故乡的孤独感和异质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华裔移民难以全身心融入主流社会的生活圈。因此在与本土文化环境相隔离的情况下，她们运用各种方式来展现移民生活的困难及对故乡的强烈思念。严歌苓在女性书写方面超越了对文化及身份的担忧，对东西方文化进行适当融合。她将原本处于底层的女性塑造成具有完美品格的拯救者，以女性特有的韧性相守相望，抗争时代与传统的摔打。例如小说《少女小渔》《小姨多鹤》塑造了徘徊于多元文化边缘的弱势女性，小渔起初为了绿卡与意大利老男人假结婚，后在老人重病之时非但没有离开反而精心照顾，最终感化了老人。多鹤是因故滞留中国的日本女子，以往饱受摧残与磨难，却以悲悯的博爱之心感化了张俭一家，随后在飘摇的时代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严歌苓开阔先进的跨文化意识，使其在创作时能从自己的文化视角出发，尊重他族文化，客观看待不同族群人民的行为方式，理解差异。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融合之下，表现出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女性意识坚守。

三、承载海外华文作家中国想象的女性形象

在探讨女性与社会的关系时，女性作家多围绕女性的主体地位，借助人生遭遇来展现社会发展变迁。在创作过程中，女性作家将社会现实置于生命历程中，依据自身的生存经历阐述社会现实和现象，从而构建跨文化交流的第三视角。

女性主体地位的找寻构成了自我意识的关键，女性在海外地区处于双重边缘地位，更加激发她们的个人意识与女性意识，将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体验借助文学创作展现出来，从而对其价值追求进行肯定。

处在地理空间、文化背景差异下的华文女作家，她们坚持开放性、非模式化的创作态度。如张翎在《金山》的序言中写出：上帝将其置于遥远且孤寂的地方，也许自有其目的，只是让其相隔一段距离，来更清楚地看待和挖掘未曾到达的文化领域，从而不断丰富其内心世界。这个距离会让她丧失原有环境的舒适和庇护，却也让她受到了更多文化的熏陶和洗礼。

当前海外女作家更多地关注种族、人性、跨文化交流、文学间性、物质民生等问题，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也进一步引发大众思考，并对世界不同族群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

四、结语

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女性写作，分析作家的叙事手法与创作心态，可以归纳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旨与发展历程。近70年来，海外华文写作对于不同的女性形象，蕴含着海外华文作家在这期间寄寓的中国想象。通过探寻他们身处异乡，以何种不同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能够加深了解其对富有审美价值的中国叙事的建构历程。是亦因彼，加强对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各角度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发展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