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英，苏东风

（1.福建江夏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福州大学 科技处，福建 福州 350116）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化，腐败和反腐败成为整个社会讨论的焦点[1]。“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的11年间，在全球175个国家中中国腐败感知指数（排名越靠后，腐败越越重）都排名70位以后，特别是2014年为第100名，中国反腐败形势较为严峻。学术界通常将腐败依据其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官员腐败和企业高管腐败两类，随着我国反腐败的持续深入，企业高管腐败已成为法律处罚的高发地。据《2017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该年内经媒体报道的企业家犯罪案件有2481例，其中国有企业占比15.1%，民营企业占比84.9%，企业家犯罪的过程基本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在职务侵占、资金挪用、贪污受贿等方面占据一半。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企业高管腐败已引起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基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视角，学者对高管腐败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造成腐败的原因，寻求相应的治理政策，由此形成了“行政垄断腐败论”[2]“管理层权力过大论”[3]“信仰缺失腐败论”[4]“权力寻租腐败论”[5]“公司治理失效论”[6]“激励不足论”[7]等理论。

高管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寻租活动，高管通过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利、信息等资源优势谋取私利，是企业薪酬激励制度非效率导致的替代性选择[8]。传统的薪酬激励理论主要关注管理层绝对薪酬水平，相对低估了管理者可能存在的薪酬公平偏好心理对薪酬契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