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德仁，石晓宇

(安徽科技学院 财经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提升，从1978年的385元扩大到2018年的64664元，增长了168倍；①而城镇化率也从1978年17.92% 到2018年的59.58%，增长了3倍多，城乡居民收入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中等水平。但是城市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现象仍然存在，城乡居民收入从1978年210元的差距扩大到2018年24554元的差距；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8上升到2008年历史最高点0.5，然后才缓慢下降到2018年的0.474，但仍持续在高位徘徊。由此可见，我国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城乡关系发展要从农业入手，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财政支农政策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职责。[1]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财政支农资金累计投入达到6.67万亿元，比“十一五”时期增长了2.67倍，平均年大约增长为14.8%。在“十三五”时期，仅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都要228亿，这些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快速和谐发展。随着国家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力度逐渐加大，城乡关系演变从城乡对立、分割的不联系和不互动、弱互动状态向着城乡平等、融合的强联系和强互动状态转变。可是，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依赖限制，财政支农政策演化还未真正触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城乡差距的矛盾还未彻底解决，财政支农政策改革还需要深化，城乡关系发展仍在路上。

一、文献梳理

(一)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阐述

城乡关系发展属于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就关注城乡关系的发展动态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马克思城乡关系思想首先明确城乡关系变迁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2]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2]其次，城乡关系在动力机制的推动下，必然要经历“城乡同一”到“城乡分离”，最终实现“城乡融合”。[3]国民经济发展应该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最终归宿”。[4]最后，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阐述了城乡融合的实现方法，“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5]物质前提指的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动力理论和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城乡融合的科学论断，符合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实际，对于我国制定和解决城乡关系具有借鉴作用，可以为我国学者研究和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另辟蹊径。

(二)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关系发展的互动

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关系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制度体系，财政支农政策作为最有效、最直接的促进城乡关系一体化发展路径选择，学者们认为必须从农业、农村、农民入手，借助于财政支农政策协调城乡均衡发展。吴群提出健全以财政投入为导向的多元融资渠道,促进城乡一体化, 实现以城带乡促农。[6]苏春江对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对城乡一体化程度影响构建模型并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农对城乡一体化影响程度最大，建议要增加财政对农业投入力度, 保证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7]刘胜强、朱弯弯提出只有打破二元经济格局，从农业、农村自身入手,借助统筹城乡的财政政策,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手段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8]闫坤、鲍曙光也提出财政支出要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确保农业、农村财政支出规模适度增加和比例有所提高，财政资金要向农村贫困人口和深度贫困地区倾斜，从而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相对均衡发展。[9]

为了更好地衡量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效果，钟德仁分析了历年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和结构,发现财政支农资金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制度变迁中被锁定在低效状态,提出从政府制度创新入手改革财政支农政策。[10]王亚芬梳理了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实施背景、过程以及特点，实证分析财政支农政策运用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不明显也即处于低效状态。建议政府在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并创新投入结构，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11]温涛则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并未能有效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但不是否认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是反映出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存在一定的问题。[12]冯亚娟，祁乔指出制约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主要瓶颈是财政支出的配置问题，因此应做好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资金分配工作，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利用和管理。[13]

通过对国内研究梳理发现，不管政府还是学术界都认识到财政支农政策能够明显改善城乡关系，对城乡关系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在实践中也是连续出台多个“一号文件”来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农对城乡关系的促进作用，既有从财政支农制度层面进行考察，分析财政支农政策效果并提出改进措施；也有从历年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和取得效果进行衡量，提出加强财政资金投入和利用管理。但是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关系的演变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分不开的，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必然结果。因此本文拟利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其演进的历史逻辑和运行特征，挖掘推动其制度演化的动力机制，破解影响财政支农和城乡关系变迁的制度壁垒，以期为财政支农政策促城乡关系发展积累物质财富和制度保障。

二、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关系演化的历史逻辑

(一)财政支农政策促城乡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马克思说过“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14]城乡关系是一切社会的关系的基础，处理好城乡关系有助于社会进步。城乡关系演化是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角度前瞻性地指明城乡关系运行规律和发展动力，也即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高度，城乡关系必然走向融合状态，生产力是决定城乡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有其深刻历史原因。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一切以工业发展为中心，农村支援城市建设。户籍制度明确规定了城乡居民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农与非农”的城乡二元格局初步形成。正是“二元”有别的城乡政治制度初始安排，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等区别对待，不仅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而且成为“三农”问题产生和恶化的制度根源。改革开放到2002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我国经济体制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逐渐松动，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镇流动，进城农民也可以落常住户口，城乡关系由对立逐步向互动转变。2003年到2012年前，国家先后提出“多予、少取、放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等财政支农措施，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和提高，连续出台了多个惠农的“一号文件”，城乡关系由互动向着城乡一体化格局推进。2012年以来，十八大提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形成双轮驱动”，[15]十九大更是把“城乡融合”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力都得到全面发展，城乡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我国城乡关系历经“城乡对立、城乡互动、城乡一体化”阶段，以及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生产力推动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也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一、分离、融合”的城乡关系理论和演化的动力学说，这对分析当前我国城乡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二)财政支农政策促城乡关系演化的历史路径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其对城乡关系转变规律的认知符合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变化过程，对于指导我国新时期城乡融合具有历史性意义。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天然弱质性，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很难打破城乡关系中劣势地位，必须通过国家财政扶持的力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决定财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选择，使得财政制度安排上存在着明显的倾斜性。财税制度供给以满足工业和城市优先为前提来积累工业发展建设资金，导致财政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和农业要素资源短缺，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二元财政制度形成并深化，城乡关系彼此割裂。

如图1所示，农业对GDP贡献度②和财政支农资金占比③的缺口表示国家对农业索取和投入的关系，如果缺口越大说明城乡二元程度越明显。财政支农资金占比平均在10.69%，即使最高值达到17.01%，也是因为当年的自然灾害迫使财政增加农业支出；相反，农业对GDP贡献度却很高，平均达到36.67%，明显高于财政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平均缺口达到20%，说明国家对农业索取多投入少。30年的农业超负荷反哺工业使得农业GDP平均增幅在4.59%，低于国家GDP平均增幅7.09%，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远高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图1：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GDP贡献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占比的缺口变化

改革开放到200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户和土地的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促进农村生产力较快发展，缓解城乡对立局面。国家也陆续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诸如《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农业法》等，保证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出占比不低于8%。农业生产力提高，部分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向小城镇流动，城乡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互动。但是农村与城市的分界依然明显，城乡要素流动不足。

如图2所示，这时期我国农业GDP增长很快，在1994年增幅达到37.42%的历史极值，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缓解城乡关系。随之而来的城镇化建设，国家经济中心开始转向城市发展，小城镇户籍管控力度放松，城市化步伐加快，到2002年已有9400万的农民在城镇工作，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2年39.09%。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使得要素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1978年的2.37扩大到2002年的3.11，城乡之间矛盾扩大化。

2003年以来，为解决城乡矛盾问题，国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战略，连续出台多个“一号文件”来支持农业发展，财政上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农业政策。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这标志着农民与国家的分配关系得到彻底改变，二元税收制度不复存在。十七大我国在城乡关系方面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到党十九大更是将实现城乡融合作为当前城乡发展的首要任务。为此，国家推出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以财政支农为杠杆推动城乡要素资源自由合理流动，精准扶贫加快实现城乡融合。

从图3可知，农业GDP贡献度和财政支农资金占比的缺口在逐渐缩小，并在2012年反超。2012年，财政支农资金占比达到9.51%，第一次超过了农业对GDP的贡献度9.11%，这标志着城乡二元财政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城乡关系和财政开始了一元化发展。以后，国家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支农政策，财政支农资金增幅很快，平均增幅达到18.1%，远超《农业法》规定的8%；图4反映了我国农业财政投入力度④也从2003年的0.1上升到2018年的0.33，且呈逐年增长态势。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农业重视程度，城乡融合初步显现。

图2：1978-2002年我国农业GDP以及增长率

图3：1979年以来我国农业GDP贡献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占比的缺口变化

图4：2003年以来我国农业财政投入力度变化曲线图

(三)财政支农政策促城乡关系演化的历史规律

城乡关系的变迁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城乡关系，引导城乡人力、物力、资金等要素资源自由平等流动，始终秉承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城乡观，不断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要素资源更多向农村流入，推动城乡关系走向一体化乃至融合发展。

1.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关系演化的路径是相伴相生

纵观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关系演化历程后，不难发现，财政支农政策选择和城乡关系演化路径都受到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影响，二者相伴而行。建国初期，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财政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6]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这种掠夺式发展使得城乡关系处于隔离状态，各种要素资源只能单向流入城市。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使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得到短暂快速发展，城乡关系有所缓解并有了互动。而后不久，国家开始实施“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并大规模开始城市化建设，以及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这些再次将城乡关系推向紧张化。2002年仅土地“剪刀差”就达到671.82亿元，被征地农民仅能获得土地收益的30%。[17]“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从2003年国家实施了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战略，各种资源配置纷纷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诸如财政各种减免税负、增加农业补贴等各种惠农政策的推行，特别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我国城乡关系演化经历了以城统乡、双向互动和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十九大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战略，进一步把城乡关系推向了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政策影响了财政支农政策的路径选择，进而推进了城乡关系演化路径的转变；反之，城乡关系的演化路径又会影响到财政支农政策新的新制度选择，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关系演变是相互促进，未来的城乡关系之路离不开财政支农政策的支持。

2.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关系演化的实质是二元结构转型

城乡二元结构产生源于城乡经济结构不同，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建设为基础，而农村经济发展则要依赖于农业生产为基础，然而由于农业的天生弱质性导致农业和农业生产效率存在差异，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城乡关系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关系。[18]城乡一体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城乡关系演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转型不彻底，以及路径依赖的制约。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必须加快推进城乡一元化进程，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财政政策城乡一元化、城乡关系由对立到一体化的状态。

通过对城乡关系演化梳理可以看出，几乎每次城乡关系制度变迁都是政府主导制度变迁的方向，利用各种财政支农政策、户籍改革政策等进行制度供给，维护和强化政府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能够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建国初，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就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一切制度安排都坚持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财政对农业投入非常少，走以“以农促工、以乡养城”城乡二元战略。这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避免或杜绝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冲突乃至对抗”，[19]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形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启了城乡二元结构破冰转型之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出现了松动，分税制改革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变得多了，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城乡二元财政体制的阻碍并未根本解除。2003年以后，国家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战略，而农业税的取消标志城乡二元税收制度的全面消失。2012年，城乡关系和二元财政制度正式步入一元化时代，但是财政分配的二元性后果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也依然存在。进入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城乡矛盾问题，我国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这对于彻底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二元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表1：财政支农政策、城乡关系演化与二元结构转型之旅

3.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关系演化的目标是要素资源配置合理化

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平衡其实是城乡关系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其实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传统的二元城乡格局以及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关系演变的路径依赖影响，城乡的人力、资金、土地等要素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农村和城市要素资源流动势差明显，城市集聚了大量优质资源流向城市，而农村发展缺少必要的要素资源。仅1978年—2012年期间，我国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二元税制等城乡二元制度，从农村抽取的资金达到26万亿元以上。[20]特别是在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要素资源过多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财政支农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以从政策层面吸引资金等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平等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和融合发展。新时代新型城乡融合关系建立的目标就是实现城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只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才能有效激活农村生产要素，逐渐形成工业、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

从制度变迁角度去审视建国以来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机制，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通过统购统销、增加农业税、工农“剪刀差”等财政二元制度安排，将农村要素资源配置到城市，形成了要素资源单方向流向城市，城乡关系处于对立、割裂状态。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我国分税制的改革，财政增加对农业投入比例，城镇化建设农村人口户籍制度逐渐松动，农民可以在一定程度被允许进入城市，农村人力资本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然而二元结构的制度后果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虹吸效应，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矛盾尖锐。从2004年的多个“一号文件”和2006年农业税取消，以及十七大城乡经济统筹和十八大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思路，财政通过各种强农、惠农、支农、富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更多要素资源流向农村。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强化财政和市场在配置资源功能，实现城乡要素资源配置合理化。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政策只有充分发挥其对价值引领作用，改革配套的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配置制度体系，才能形成城乡要素资源合理流动的新局面。

4.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关系演化的阻碍是制度困境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是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21]因此，历史是至关重要的，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关系发展的各种路径选择实际上都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任何制度初始安排都会在路径依赖影响，按照既定路线不断自我强化，也即过去的制度选择会对现行制度产生影响。初始制度安排对以后的制度效果有影响，甚至会使制度变迁“锁定”无效状态，打破这种“锁定”只有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创新。

我国目前城乡不协调、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转型不彻底导致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建国初期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城乡对立分割的二元结构初始制度安排下，财政支农制度和其他与之配套制度体系之间产生了协作效应，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二元结构，形成了路径依赖和制度壁垒，导致城乡关系一旦出现变化，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增加二元结构制度改革的成本，也使得二元结构改革进入制度困境很难摆脱。尽管我国政府历来关注城乡的均衡和协调发展，不断健全财政支农管理体系和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特别是在2012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占比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业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但是传统二元结构制度影响和路径依赖依然存在，财政支农制度一元化的变迁路径不容易矫正，城乡关系问题依然是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马克思城乡观视角下中国城乡关系展望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阐释了城乡关系演变的客观规律，我国70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路径，从实践领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在中国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城乡观解释了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指出城乡对立是可以消除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思路，对于新时代重塑城乡关系仍然具有指导和启示价值。

一是新时代城乡融合战略的实施必须在马克思城乡观的科学指导下进行。马克思认为城乡关系必然要经历分离对立到一体化发展，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状态，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趋势，也是城乡协调发展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城乡关系问题，始终坚持践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城乡观，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出台各种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彻底消除二元结构的制度影响，解决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十九大会议提出要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城乡融合制度体系核心，加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设，实施乡村振兴策略，加大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扶持力度，鼓励人口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新时代的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创新。

二是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力提升，为城乡关系演化积累物质基础。我国财政支农制度变迁和城乡关系演化的历程，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客观上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22]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城乡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城乡关系发展原动力。只有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积累达到一定阶段，城乡关系的最高级阶段“城乡融合”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城乡融合”是指农业和工业相结合，城市与乡村相融合，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城乡居民共享公共财政的融合。我国建国70年以来，生产力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整体实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总值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物质生产条件。然而“三农”问题一直都是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桎梏，农业发展方法落后、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仍然存在。财政作为支持城乡平等发展的最有效制度保障，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关系发展是相伴相生，城乡关系演化离不开财政支农政策的促进和保障。创新城乡财政体制机制，发挥财政支农制度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吸引更多要素资源流入农村，促进农业生产力快速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也符合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发展趋势的科学论断，当城市和农村的物质财富均极大丰富，城乡关系才能实现一体化并逐步走向融合。

三是消除二元制度壁垒，为城乡关系演化提供制度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城乡分裂对立的根源是私有制和两极分化，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善城乡关系积累更多财富，才能彻底消除两极分化和城乡分裂的二元制度困境，这一思想对于我国城乡关系演化具有指导意义。当前，我国财政支农制度和城乡关系演化的路径阻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缺陷，这是初始二元制度壁垒造成的。城乡户籍制度是“二元结构”存在根本原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初始制度安排。在这种初始制度安排，与之配合的公共财政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政治经济制度都带上了“二元”特性，这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等，产生了一系列复杂却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城乡关系进程的“制度壁垒”。

破解城乡二元制度壁垒是一个长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统筹谋划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发展，打破城乡界限，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对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促使生产要素在城乡市场自由平等流动，构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资源市场；二是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对配置资源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财政支农政策多元引导资本投入农村，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制度体系，农村从被动接受哺育到和城市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创造者，从根本消除二元制度的影响和藩篱。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揭示了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势，是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生产力发展推动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正确指引下，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关系沿着既定的发展规律路线不断向前，趋向融合发展。目前，城乡一体化实践所取得的成就证明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也为实现城乡融合发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我国城乡关系演化之路还很漫长，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很难一时打破，二元结构的制度路径依赖影响仍然存在，但我们坚定地相信，马克思所揭示的城乡发展规律是正确的，我国新时代提出的城乡融合战略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城乡关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是符合中国现代城乡社会发展规律，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种关系状态，它必然带领中国城市和农村走向新时代的平等、和谐与融合。

注释：

(1)以上财政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地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2)农业对GDP贡献度是指当年农业GDP占总GDP的比值，反映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

(3)财政支农资金占比是指财政支持农业的总支出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值，反映财政对农业重视程度。

(4)农业财政投入力度是指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GDP的比值，比值越大说明国家对农业投入越多，对农业重视程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