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鹏，柳正权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柳正权，男，湖北钟祥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疾疫多发，早在殷商时期就有“疾年”的记载，此后文献中屡有“疫”“大疫”“疠作”“时疫大行”等记录。唐宋虽是中国古代瘟疫的低发期[1]，但也未免疾疫侵扰之苦。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认为唐代疫灾次数有16次，宋代有32次[2]17、20。张剑光先生在《三千年疫情》中认为这一统计遗漏是十分明显的，唐代明确标有时间的疫灾不下于20次，宋代有51次，其中北宋22次，南宋29次[3]127、196。这些研究均以宏观视角考察了唐宋时期的疫灾，揭示了疫灾发生的频次、时空规律等，还原了当时的疫灾情况，但缺乏针对具体城市的微观考察。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作为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有多发之疫灾，史料记载的详细及遗存的丰厚为全面梳理两地疫灾发生频次及其危害提供了可能。故本文依托相关文献对其进行全面梳理、比较，分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城市规划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以期能为当前城市规划工作提供借鉴。

一、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疫灾频次与危害的比较

(一)疫灾发生频次的比较

关于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疫灾发生的次数，不同学者的统计不尽相同。首先，就唐代长安疫灾发生的次数，陈丽认为唐代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始于贞观十年(636)终于大顺二年(891)，255年间共发生21次，其中与长安有关的4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