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虽然素以“温良恭俭让”、“中庸之道”闻名，其实也是一直有“狂狷”的传统的。莫言虽然来自贫困的乡村，出生也卑微，却也在走上文学之路伊始就发出“天马行空”的雄强之声，堪称那个时代意气风发的一个缩影，也可见那股狂气在民间的根深蒂固。

一

1985年，莫言出道之初，曾经以管谟业的本名发表过一篇创作谈《天马行空》。其中写道：“文学应该百无禁忌”。“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1] 一个“狂”字，一个“雄”字，一个“邪”字，准确地表达了莫言的追求与个性。

思想解放的年代，中国人的狂放之气也如期归来。于是，对莫言其人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文化研究的标本意义：他狂出了怎样的境界？他的狂又体现出怎样的民族性格？狂，使莫言的文风变幻莫测、不拘一格。他的早期作品透出别致的诗意：《民间音乐》如怨如诉，通过一个迷离恍惚的爱情故事拨动了最纤细最柔和的人心之弦。民间多奇人。可莫言却以饱蘸诗情的笔触写出了乡村奇人的特立独行、不食人间烟火，以及奇人与奇人的精神共鸣、却仍然难成眷属的人生之谜。这样的诗意沛然之作就不同于孙犁、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的清新、空灵。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受戒》、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都是当代“诗化小说”的名篇，也都早于莫言的《民间音乐》。尽管如此，莫言还是写出了风格特异的《民间音乐》——清新与神秘浑融一体，超凡脱俗中更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奇气。当莫言后来成名后，多次谈到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是一天能吃上三顿饺子时，那坦诚与《民间音乐》的超凡脱俗又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莫言的成名作是《透明的红萝卜》。该作通常被推举为当代“新潮小说”的代表作。小说意象鲜明、笔触迷离、主题朦胧，充满象征意味。而莫言却另有说道：“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2]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文革”，小说的氛围也相当压抑，但是小说主人公黑孩那些奇特美丽的感觉、那个透明而虚幻的梦却被作家写得那么朦胧可爱、惹人神往。如此说来，这部奇特之作是作家有意继承朦胧诗意的成功尝试。

到了《红高粱》，那诗意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含蓄、而是汪洋恣肆了起来——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对爷爷奶奶率性而活的无限神往、对普通农民（也是土匪）奋起抗日壮举的讴歌，加上“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的嘶喊，都烘托出作家的精气神：热烈、狂放、不拘一格、百感交集又豪情万丈！

从朦胧中透出神秘到热烈升华为狂放，昭示了莫言的独特个性：时而忧郁、感伤，时而雄奇、高亢。那忧郁、感伤、雄奇、高亢，来自于何处？来自于他吸收外国文学养分的驳杂。莫言曾经自道：“我读外国的作品太杂了。我喜欢的作家是因着年代和我个人心绪的变化而异的，开始我喜欢苏联的，后来是拉美是马尔克斯，再后来是英国的劳伦斯，再后来又喜欢起法国的小说来，我看了他们喜欢了他们，又否定他们否定了喜欢过他们的我自己。你看我钦佩福克纳又为他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域一个语言系统中而遗憾……我讨厌千篇一律，希望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不同层次的变化。要想变化就得反叛，不断地反叛家长权威、过去的规范连同你自己。”[3]博览群书，博采众长，这是许多作家都有的胸怀。但莫言的与众不同在于：“看了他们喜欢了他们，又否定他们否定了喜欢过他们的我自己。”[4]这就与那些在博览群书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作家，就一味推崇、就亦步亦趋的人们区别了开来。而能够发现那些名家的不足，能够在不断的亲近与反叛中走向无限广阔的文学天地，也的确是需要一股子狂气的。

对待外国文学名家是如此，对待中国文学经典也不例外。前面谈到他对李商隐的推崇。他后来又特别谈到童年读过的书，其中既有《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那样的古典文学名著，也有《青春之歌》、《破晓记》、《三家巷》那样的革命文学作品。[5]后来，他还自道：“《聊齋志异》是我的经典。……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6]这样一份书单，也显示了莫言读书的不拘一格。在李商隐那里，他学到了“朦胧美”;在《聊斋志异》那里，他学到了谈鬼说怪的才情;而在《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中，他受到深深感动的，是那些缠绵感伤的爱情故事。莫言显然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有一颗憧憬美好爱情的心灵。在他成长的岁月里，革命文学居然成为他接受爱情启蒙的读物，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吧！

求新求变之心，人皆有之。而敢于以“要想变化就得反叛”作为自己创作的旗帜，并在创作中不断谱写出聚讼纷纭之作的，则正是莫言最突出的个性所在。

在《红高粱》中，他写土匪抗日，讴歌高粱地里的“野合”，渲染日寇剥人皮的残忍，都透出一股子叛逆的狠劲，也引起了非议之声;后来写《红蝗》，其中关于大便的大段文字虽然意在对比“高密东北乡人大便时一般都能体验到磨砺粘膜的幸福感”与“城市里男男女女都肛门淤塞，象年久失修的下水管道，我象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声一样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象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的描写，以及关于故乡一奇丑男人与驴交配的讲述，也散发出粗鄙、令人惊悚的气息;此后写《天堂蒜薹之歌》，敢于写“土皇帝”胡作非为激起当代民变，燃烧着“为民请命”的激情，直至写出当地民众早就有抗粮抗捐的传统，曾经出过英雄好汉，也堪称惊悚之笔;到了《丰乳肥臀》，那标题就曾经激起一片惊呼，更因为书中对残酷的政治动荡中一些过激行为的聚焦也曾经激起过愤怒的声讨。而《檀香刑》对酷刑的渲染、《酒国》对吃“红烧婴儿”案件的描写，都相当惊世骇俗。这些“大尺度、重口味”的描写使莫言的小说常常充满了对高雅趣味的冒犯力量。尽管经常有评论家对此提出批评，但莫言依然我行我素。他因此成为当代聚讼纷纭的作家之一。他的敢写、敢言表现了性格中的狂放不羁。他的作品得到的好评明显多于批判，也足以表明大部分读者还是喜欢他的狂放文风的吧。当然，大家欣赏的，还是他那些既狂放又燃烧着美感的文字。

狂，当然就意味着无视禁忌，独往独来。而莫言的狂放中透出民间文化的“重口味”，既是他个人的文学风格，也体现出一个时代的风气转变——这些年来，大众文化的“重口味”已成汹涌澎湃之势。

二

因此，莫言也就对狂人形象的刻画情有独钟。《红高粱》里的余占鳌，何其狂也！想爱，就在高粱地里“野合”;恨起来了，就不顾一切地手刃仇人或奋起抗日;《丰乳肥臀》中写“司马家的男人，都是一些疯疯癫癫的家伙”，从闹义和拳的司马大牙到狂得率性的司马库，无不侠肝义胆;《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农民们遇到不平事就在突然间自发聚集起来，包围县政府，反抗贪官污吏的压榨;《檀香刑》写“高密东北乡人深藏的血性进发出来，人人义愤填膺，忘掉了身家性命，齐声发着喊，”奋起抗德……这些都写出了故乡人的抗争历史，源远流长。《生死疲劳》中的蓝脸敢于一直与合作化的浪潮较劲儿，敢于说“要想让我入社，除非毛泽东亲自下令。但毛泽东的命令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他们凭什么强逼我？他们的官职，难道比毛泽东还大吗？我就是不服这口气，我就要用我的行动，实验一下毛泽东说话算不算数。”他甚至真的为此去省城上访……这样的逆潮流而动也体现出莫言的祖辈记忆。他曾经说过：“我爷爷是个很保守的人，对人民公社心怀抵触。……爷爷没在人民公社干一天活……他发誓不到社里去干活。干部上门来动员，软硬兼施，他软硬不吃，有点顽固不化的意思。他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7]历史证明了一个农民的先见之明。谁说中国的农民安分守己、麻木不仁？敢于抗争、不怕牺牲，也是他们的传统活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对女性狂放性格的不断描绘。从《民间音乐》里面的花茉莉拒绝粗俗男性的引诱、主动追求超凡脱俗的流浪艺人到《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敢于用剪刀反抗包办婚姻，从《金发婴儿》中的军嫂紫荆敢于挣脱守活寡的苦闷、追求越轨的爱情再到《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为了“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主动要求荣归故里的当年玩伴与自己“野合”，还有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的鲁璇儿婚后饱受婆婆和丈夫的欺凌，也愤然走上了叛逆之路，向几个不同的男人“借种”，生下八女一男，而她的女儿们也继承了她的刚烈、强悍性格，“一旦萌发了对男人的感情，套上八匹马也难拉回转”，有的嫁给土匪，有的甚至为娼，用卖淫的钱为母亲和姐妹们挣足生活的资本……还有鲁璇儿的婆婆上官吕氏也是“铁女人”、“真正的家长”，她甚至可以挥鞭抽打偷懒的老公父子;上官鲁氏的大姑姑也以“刚毅的性格、利索的手把”而在“全高密东北乡都有名”……再看《檀香刑》中“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姑娘”孙眉娘，她“从小跟着戏班子野，舞枪弄棒翻筋斗，根本没有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基本上是个野孩子。”她虽已嫁为人妇，却依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县令钱丁，她的那一番内心独白——“俺爱的是你的容貌，是你的学问，不是你的心。俺不知道你的心。俺何必去知道你的心？……俺知道你爱俺如馋猫爱着一条黄花鱼;俺爱你似小鸟爱着一棵树。俺爱你爱得没脸没皮，为了你俺不顾廉耻;俺没有志气，没有出息;俺管不住自己的腿，更管不住自己的心。……俺自轻自贱，颠倒了阴阳;不学那崔莺莺待月西厢，却如那张君瑞深夜跳墙。君瑞跳墙会莺莺，眉娘跳墙探情郎”，堪称一个普通民女的爱情绝唱。而她因为“俺家里有一个忠厚老实能挡风能遮雨的丈夫，外边有一个既有权又有势、既多情又多趣的相好;想酒就喝酒，想肉就吃肉;敢哭敢笑敢浪敢闹，谁也不能把俺怎么着”就感到十分满足，认为“这就是福！”的描写，也都写出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的世俗生命意志、狂放不羁的风气。作家有意通过这样惊世骇俗的描写凸显出农妇生命力的泼辣、性格的强悍，强悍到敢于突破礼教的约束、“常言”的羁绊，从心所欲，回归“本我”……那股子敢作敢当的泼辣劲头与武则天、穆桂英，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孙二娘颇有几分相似。因此，谁又能说传统的“妇德”就只是“温柔贤惠”？

而《蛙》中的乡村医生万心，则体现出莫言对革命女性狂放性格的深刻反思：她性子风风火火、泼辣强悍、胆大包天，经过革命教育后更加嫉恶如仇，勇于斗争、出手凶狠。既能“与人民公社那帮杂种拼酒”，“千杯不醉”，抽起烟来也吞云吐雾，动作夸张;与同事吵起架来竟然能“发疯般地”、“以更加猛烈的动作”去打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居然割腕、写血书，可谓偏激、决绝之至。“文革”之初，“她十分狂热”，逼死了老领导;后来她自己也被揪斗，却能在残酷的折磨中昂首不屈。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为了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她不惧流言蜚语，不怕暴力恫吓，不择手段伤害了许多抵触计划生育的乡亲。作家写她“对她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也就写出了那个年代里许多“铁姑娘”、“假小子”、女干部的共同命运。她们为革命献出了全部的青春热情，也始料未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样的反思与浩叹无疑寄寓了作家的深刻反思：泼辣的民风阴差阳错间催生出层出不穷的悲剧，而狂热的“革命”也使人身不由己地“异化”。到了时代巨变的晚年，万心才意识到“那时所有的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进而幡然醒悟，忏悔不已：“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除了她，还有她的徒弟“小狮子”，在革命年代“锤炼出了一副英雄加流氓的性格……被逼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还有死于非命的王仁美，性格也“咋咋呼呼，动不动就要寻死觅活的”;加上王仁美的母亲，诅咒起仇人来无比刻毒……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支持者或反对者，在性情暴烈、言行泼辣方面，可谓如出一辙。作家就这样写出了故乡女性的泼辣、强悍民风的另一面，以及对这一民风的喟然长叹。

莫言对于狂放民风的表现也是五味俱全的：時而讴歌那泼辣，时而也反思那热狂。是的，狂也有另一面。暴君、昏官、土匪草菅人命的疯狂，都是兽性大发的可怕证明。莫言在《枯河》、《筑路》、《草鞋窨子》、《酒国》中描写的家庭暴力、变态欲望、腐败官场，都令人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药》，也想起福克纳在领诺贝尔文学奖时谈到的可怕现实：“我们今天的悲剧在于普遍的恐惧感……精神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的躯体会被撕得粉碎？”[8]还有对福克纳推崇有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暴力贯穿哥伦比亚的历史”的感慨。[9]

三

从鲁迅写《狂人日记》，让狂人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上看出“吃人”二字，表达了对黑暗历史的愤怒、绝望之情，到郭沫若在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写下《匪徒颂》，讴歌“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们”、“宗教革命的匪徒们”、“学说革命的匪徒们”、“文艺革命的匪徒们”、“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万岁！万岁！万岁！”“五四”先驱们的狂放言论，可谓叛逆之至！从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发出了千千万万不怕牺牲的中国人的狂放怒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狂人精神，竟然是由一个激烈“反传统”的政治家张扬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狂人精神没有消退的有力证明。

说到莫言，他的狂放更带有老百姓“无法无天”的鲁莽之气。这股鲁莽之气与士大夫“万物皆备于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凛然、清高之气很不一样。这是“苟富贵勿相忘”的率真、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痛快，是“砍掉脑袋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无所畏惧，因此，无论是学川端康成，还是学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抑或是学李商隐、蒲松龄，他都在其中倾注了充沛的朴野狂气。他正是在用自己的朴野、鲁莽之气融会贯通各家精神方面蹚出了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

这是一条燃烧着炽热欲望的道路。莫言因为川端康成的《雪国》而产生了写《白狗秋千架》的灵感，并由此开始了“高密东北乡”的创造。然而，《白狗秋千架》中追忆农村少年渴望参军的欲望、渴望爱情的欲望，都写得何其灼热！

在《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莫言谈到自己与福克纳的相似（“从小不认真读书”、“喜欢胡言乱语”、“喜欢撒谎”等等），同时还谈到“我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而且“我的胆子也比你大”。福克纳创造了一个文学家园，而莫言则自称开创了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并说“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10]同样是写自己的故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阴沉而压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则常常狂野而迷乱。《红高粱》中关于祖辈在高粱地里“野合”、“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讲述就惊世骇俗、别开生面。还有《红蝗》、《金发婴儿》、《丰乳肥臀》、《檀香刑》中对故乡女性泼辣爱情故事的讲述，都写得如火如荼、如痴如醉。而《红高粱》中的抗日壮举、《檀香刑》中的义和拳抗德暴动，还有《天堂蒜薹之歌》中农民反抗官僚主义的怒吼，则都写出了老百姓“冲冠一怒”的民风。同时，也显然展示出作家本人对反抗的无限心仪。

莫言的文学就如同燎原的野火一样气势迅猛，也如同泛滥的洪水一样惊心动魄。这样的文学体现出作家特立独行的个性——

莫言出身农家。从小饱经饥饿、失学之痛，却也在忧患中产生了敢于直言的脾气，以至于他虽然从小就因为“喜欢说话的毛病给我的家人带来了许多的麻烦”而曾经“发誓再也不说话”，直至后来以“莫言”作为自己的笔名，“但一到了人前，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话说过以后又后悔无比”，甚至因为“改不了喜欢说话的毛病……把文坛上的许多人都得罪了”。[11]他个性的狂放于此可见一斑。

在许多作家的心中，文学是崇高的事业。而莫言早早就坦言：“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12]后来，他多次谈到少年时因为一位“右派”给他讲“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而梦想当作家的契机，[13]谈到“我创作的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于美食的渴望”。[14]这样的文学观与崇高的文学观相去甚远，也对于传统的崇高文学观形成了狂放的冲击力。在1980年代那个启蒙的激情风生水起的气氛里，阿城关于写小说就是“怀一种俗念，即赚些稿费，买烟来吸”的说法，[15]还有王朔“调侃一切”、“我是个拜物狂，那种金钱的东西我很难拒绝，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的直言不讳，

[16]都显示了文学世俗化潮流的冲击波。当然有伟大的、崇高的、感动了世世代代人的文学，也有世俗的、有趣的、而且并不因此显得低俗的文学。

在许多人心中，“农民意识”意味着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缺乏教养，是贬义词。莫言出身农民，因此就曾经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说：“我认为许多作家评论家是用小市民的意识来抨击农民意识”。他还提出“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17]这样的说法，堪称雄辩。想想多少年来因为“无产阶级思想”的宣传而形成的歧视农民、贬低农民的种种说法，真值得人云亦云者深思！

然而，即使如此有个性，莫言其实也非常清醒：他的狂放常常只能停留在文学创作的层面。他在《红高粱》中感慨“种的退化”，在《丰乳肥臀》遭到居心叵测的批判后并不反駁，而是在事过四年以后才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自道：“你可以不读我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我的《丰乳肥臀》。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历史，写了战争，写了政治，写了饥饿，写了宗教，写了爱情，当然也写了性。葛浩文教授在翻译这本书时，大概会要求我允许他删掉一些性描写吧？但是我不会同意的。因为，《丰乳肥臀》里的性描写是我的得意之笔……”[18]这样的自道不就彰显了他的依然故我吗？

一边是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浪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一边是随着这股大潮的起起伏伏，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各种思想禁锢、政治敲打也此起彼伏。莫言是聪明人，他知道应该如何应对那些非议与处分，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在形势有利于自己时发出自己的心声、为自己辩护。作家的个性与良知就这样与政治的打压、粗暴的批判周旋。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大看点。刘梦溪先生曾著文《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指出因为科学主义的制约，今天的狂人已不能与古代狂人同日而语，尤其经过五十年代以后政治运动的整肃，“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19]虽言之有理，却毕竟遮蔽不了这样的事实——从尼采、萨特这些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西方哲人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到呼唤个性解放的文艺浪潮持续高涨，从一批具有批判现实意识和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涌现（虽然他们批判现实的立场显得非常理性，好像与“狂”无关，但他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仍然非同一般，并因此具有了近乎“狂”的气质）到“新生代”文化人以激进的姿态继续“反传统”、“反体制”、“反潮流”……当代人的狂放就这样在曲曲折折的时代浪潮发展中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

注 释

[1]管谟业：《天马行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

[2]《有追求才有特色》，《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3]引自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

[4]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莫言印象），《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

[5]莫言：《童年读书》，《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2—27页。

[6]华超超：《莫言43天完成49万字<生死疲劳>》，《新民周刊》2012年10月18日。

[7]莫言：《从照相说起》，《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7页。

[8]【美】福克纳;《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7页。

[9]【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现在：两百年的孤独》，《两百年的孤独》，朱景东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0]《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2—215页。

[11]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05页。

[12]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莫言印象），《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

[13]莫言：《漫长的文学梦》，《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64页。

[14]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06页。

[15]阿城：《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4期。

[16]王朔等著：《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7页。

[17]莫言：《我的“农民意识”观》，《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

[18]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24页。

[19]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讀书》2010年第3、4、5期。

樊星，著名学者。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曾于1998年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于2001年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于2003年获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于200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十佳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