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壮族师公舞《大酬雷》是一种民族性宗教祭祀舞蹈，壮民在每年3、4月份都会组织活动来祭祀“雷神”，舞蹈仪式包括模仿“蛙”的行为和人在田间生产劳作的动作，通过这一舞蹈达到人与神的沟通与交流，祈祷今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结合生态美学相关理论，通过对壮族师公舞《大酬雷》舞蹈表演仪式的研究，分析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壮民“雷”神崇拜的自然生态审美意蕴、壮族和谐现实生活的社会生态审美意蕴，以及壮民之间的友好相处，诗意栖居的精神生态审美意蕴，进而深层次探究师公舞《大酬雷》的生态审美传承。

关键词：壮族;大酬雷;生态审美;“雷”崇拜;诗意栖居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广西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18SCXZD03）研究成果。

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交叉学科。曾繁仁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指出，“生态美学是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1]简而言之，生态美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广西壮族师公舞《大酬雷》是一种宗教祭祀性舞蹈，壮民希望通过此舞蹈与神灵进行互通，祈祷神灵的祝福与保佑，保佑庄稼丰收、五谷丰登、家庭和睦等。”[2]90关于师公舞《大酬雷》的研究国内相对比较丰富，如廖明君的《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3]是对师公舞《大酬雷》文化内涵进行研究;董必凯、何卫东《广西壮族师公舞《大酬雷》的体育文化内涵》[4]主要是从体育理论视角对师公舞《大酬雷》文化进行分析;顾乐真《师公〈大酬雷〉与耕作文化》[5]是对师公舞与广西的稻作文化关系进行分析。本文拟从生态美学的视角进入，通过对壮族师公舞《大酬雷》舞蹈表演仪式的研究，分析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壮族人民“雷”神崇拜的自然生态审美意蕴、壮族和谐现实生活的社会生态审美意蕴，以及壮民之间友好相处、诗意栖居的精神生态审美意蕴，进而深层次探究师公舞《大酬雷》的生态审美传承。

一、关于壮族师公舞《大酬雷》

壮族师公舞《大酬雷》原是壮民族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展演仪式，属于“傩”文化范畴，这种祭祀仪式基于壮族人民的传统农耕生活，主要发源并流传于广西桂中、桂南、桂西北和桂东北等壮族地区。壮族人由于对“青蛙”“雷”“花”等自然物的崇拜，并且相信这类自然物是一种能与人通灵的图腾物，因此会将其视为祭祀的神灵。“大酬雷”仪式祭祀过程“包括开坛请神、雷神降雨、上山伐木、制作农具、耕田农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谷、磨谷、做饭、庆祝丰收等舞蹈形式，雷神们用狂热、古朴、刚劲、粗犷的舞蹈动作在祭祀舞台上兴奋跳跃、奔跑欢腾，祈祷着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2]90-91。师公舞《大酬雷》丰富的祭祀舞蹈样式，揭示了壮民的日常生活，体现了壮族内在的文化精神，也蕴藏着深层的生态审美韵味。笔者主要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陈东村一带为田野调查点，跟随陈东村师公团进行田野记录，对师公舞《大酬雷》仪式表演的生态美学意蕴进行深入研究。

二、师公舞《大酬雷》的生态审美意蕴

（一）“雷”崇拜之自然生态美

生态美学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生存，是自然的一部分。鲁枢元先生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提道：“在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在同一个浑然和谐的整体系统之中的，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美存在于人与自然和谐之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那种化出化入、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这不但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和谐，甚至也是超越了概念与逻辑、超越了人类语言的和谐。”[6]揭示了人与自然依生的和谐关系，也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8]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9]366这些论述都秉持着“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人对自然界的生灵特殊的情感心理。在传统的壮族社会群体中，由于人的认知因素等方面都有限，壮族人民对天地、青蛙、雷等图腾具有特殊的崇拜心理。壮民人民生活的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山地较多，大山阻挡气流，故每年初春季節干旱少雨。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该地区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水稻的种植又离不开充足的水源灌溉。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干旱少雨的气候因素不利于水稻的生长，因此壮族人民每年年初都会祈祷下雨，希望神灵保佑今年的五谷丰登。但个体的力量渺小而无能为力，加上传统的思想与认知方式落后，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天地自然，对自然物产生崇拜心理。广西地区下雨之前必伴随阵阵雷声，因此壮族人民认为下雨是由“雷”神主导，故对“雷”产生特殊的情感，将“雷”视为司雨之神，掌管着降雨。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志异门·天神》中记载：“广右敬事雷神，谓之天神，其祭曰祭天。盖雷州有雷神庙，威灵甚盛，一路之民敬之……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姓，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丰，末年丰祭。每祭，则养牲三年而后克盛祭”[10]。为了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壮民每年初春都会集合整个宗族进行雷神祭祀活动，仪式表演动作也模仿农耕劳作。另外，壮民对青蛙也有特殊的情感，因为每次下雨之前青蛙会呱呱大叫，因此壮民将青蛙幻想为“雷”神在地上的女儿，祭祀的舞蹈表演也会模仿青蛙的样子，通过模仿青蛙的姿势来感动雷神，祈求雷神快快降雨，保证来年的风调雨顺。壮民生活在自然界中，认为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充满灵性，并希望自然保佑他们。“雷”神属于自然神的一类，壮民想通过《大酬雷》宗教舞蹈仪式，感化雷神，达到通神的状态，并得到雷神的馈赠。由壮民对“雷”的自然崇拜意识，体现他们与自然处于和谐的依生关系中。

（二）和谐生活之社会生态美

生态美学不仅强调人与自然要处于和谐的关系网中，更重视人与社会的生态和谐。《大酬雷》祭祀仪式舞蹈体现了壮民与自然的依生和谐关系，也体现了整个壮族族群社会的生态和谐关系。在传统社会，个人力量往往渺小而微不足道，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只能借助集体力量在自然中生存，因此传统壮民族群之间往往有着团结和谐的生态关系。“雷”神崇拜意识是整个族群集体无意识的体现，祭祀“雷”神的宗教仪式也是族群身份认同的活动。《大酬雷》祭祀仪式是整个族群最为看重的宗教活动，在表演过程中往往需要整个宗族成员的参与。祭祀舞蹈表演有一位师公作为统领指导，五位成员分别扮演五位雷神，整个祭祀仪式中的六位成员必须相互配合，在模仿农耕劳作的过程中，上山伐木、耕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谷、磨谷、做饭、庆祝丰收这一系列动作，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壮民的生活也是需要相互帮助的，单一的个体往往无法完成整个农耕劳作生活，需要多人协作。在祭祀仪式中六位成员的舞蹈动作也必须相互协调配合，凝聚整个族群的力量来感化“雷”神，祈求“雷”神的保佑与祝福。这一宗教祭祀仪式直接反映了壮族社会成员之间团结互助，和谐共处，展现了壮民的集体凝聚力。

（三）诗意栖居之精神生态美

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人，诗意地栖居》）。诗意栖居是人最完美的生存状态。而传统壮族人民正诗意地生活在自然之中。壮民虽然居住在大山之间，生存环境相对比较恶劣，但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们豁达乐观的性格，也促使壮族人民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大酬雷》宗教祭祀仪式一方面是为了娱神，希望雷神能够保佑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赐恩赐福;另一方面，也是娱人的一种形式。传统的生活方式比较单一，除农耕劳作外没有其他娱乐形式，而宗教祭祀仪式属于自我愉悦的形式之一，人们通过祭祀仪式进入一种迷狂的境界，从而满足精神追求。传统的壮民因着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时时追求“美”与“善”，与自然和谐依生，从而诗意地栖居在自然之中。

三、师公舞《大酬雷》的生态审美传承

壮族师公舞《大酬雷》是稻作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也是一種升华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间祭祀舞蹈，它的生存空间主要是民间。基于原始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先民们祈求雷神保佑与恩赐的关键。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今天，关于少数民族仪式舞蹈的传承与保护是大家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而民族舞蹈仪式《大酬雷》作为壮民族的“活化石”，是壮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的载体。壮族师公舞《大酬雷》的生态审美化传承，离不开勤劳勇敢的壮族人民以及和谐发展的壮族人民。原始壮族人民的生存环境极为艰苦，在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正是这种艰苦环境造就了勤劳勇敢、乐观豁达的壮民性格。壮民们将农耕形式编成舞蹈展示给神灵，体现了壮民们的勤劳与聪慧。一代又一代的壮族人民将师公舞《大酬雷》传承了下来，可见宗教祭祀性舞蹈对壮族人民的重大意义。在对《大酬雷》这一舞蹈形式的生态传承上，壮民应该继续保持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之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祭祀舞蹈形式灵感也来源于自然，因此要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情感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在表演上赋予祭祀舞蹈形式以生命力。和谐的宗族社会关系与族群相处模式是舞蹈祭祀表演能够传承不绝的关键。生态美学强调社会生态的和谐，舞蹈祭祀表演不是一个人的独秀，而是整个族群集体智慧的结晶，祭祀仪式的展演需要全体族员的参与，一场完美的仪式表演背后也离不开和谐团结的宗族关系。因此，《大酬雷》仪式的传承需要每个壮民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族群身份，并团结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与生存环境。

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看，壮族师公舞《大酬雷》的舞蹈仪式产生来源于壮民的农耕生活，是壮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宗教祭祀舞蹈仪式体现了壮族人民特有的生活习惯与文化风貌，展现了壮民‘诗意的生存方式，对天地万物的热爱，乐观向上的生存态度以及朴素的生态智慧。”[11]这些对于《大酬雷》的生态审美化传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J].文艺研究，2002（5）：11-16.

[2]李彤.师公舞《大酬雷》仪式的审美特征研究[J].戏剧之家，2020（16）：90-91.

[3]廖明君.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J].民族艺术，1992（1）：104-111.

[4]董必凯，何卫东.广西壮族师公舞《大酬雷》的体育文化内涵[J].兰台世界，2015（7）：93-94.

[5]顾乐真.师公《大酬雷》与耕作文化[J].民族艺术，1992（1）：100-103.

[6]鲁枢元.生态时代：中西学术精神流向的新格局[C]//曾繁仁.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77.

[7]李耳.老子[M].卫广来，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8]庄周.庄子[M].王先谦，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366.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刘利敏.生态美学视域下广西壮族传统图案的解读[J].美术教育研究，2020（13）：30-31.

作者简介：李彤，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美学。